在明确了文学批评的性质、作用和标准之后，还有一个方法问题有待探讨。方法是与观点相联系的。不同的文学观往往有不同的批评方法；当然，方法也有相对的独立性，同一种文学观也可以采取不同的批评方法。批评方法又是历史地发展的，开始比较简单，后来渐趋精密。而且，批评方法的发展变化，与哲学、科学的发展和社会思潮的变化相关联。例如，精神分析批评方法的产生就在弗洛伊德心理学出现以后；而结构主义批评方法则与语言学的发展紧密相联；新批评派的风行与衰落，又与战后的社会思潮相关。我们要历史地、客观地看待各种批评方法，同时要科学地建立自己的批评方法。
文学批评流派述评
无论在我国或者在西方，文学批评都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我国的文学批评起源于孔子，他不但以兴、观、群、怨之说界定了文学的作用，而且还对具体的诗歌作品和音乐作品作出评价。庄子从道出发，对艺术原理多所阐发，影响后代艺术精神至巨。不过，这时文学理论批评还附属在哲学和伦理学中，直至魏晋时代，文学批评才有独立的地位，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可算代表。南朝的文学批评达到成熟阶段，许多批评方法都开始运用，如历史的批评、比较的批评、考证的批评、审美的批评等，而且出现了两部伟大的理论批评专著：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唐宋以后，文学批评充分展开，文论、诗话、词话层出不穷。到了明清两代，随着近代意识的萌芽、发展，文学批评显得特别活跃，派别众多，各各标榜自己的主张，如公安派之性灵说，桐城派之义法说，王渔洋之神韵说，翁方纲之肌理说，等等。不过，这些派别与其说是批评方法的区别，毋宁说是因文学见解的不同而引起的批评标准的差异。批评方法上的重大变化，是在“五四冶新文化运动之后，不过此时大抵是引进西方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追本溯源，还得了解西方文论的发展情况。
西方的文学批评在早期就有较系统的理论。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杰出的代表。这两家对后世都有巨大的影响，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成为后世文学批评的准则。中世纪的文学批评也有所发展，不过整个意识形态都笼罩在宗教神学之下，不免蒙上阴影。反对神学的文学批评是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的，但文学批评取得重大的成就则是在18、19世纪。当时最有影响的是社会历史学派，它开始在法国结出硕果，但却在俄国发挥出巨大威力。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三大批评家的出现，使文学批评成为社会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是在社会历史学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与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渊源关系，就更加明显。不过文学批评的真正繁盛时代则是在20世纪，不仅有了新的自觉意识，而且出现了批评理论的多元化现象，各种批评流派此起彼伏，各种批评方法相生相克，什么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批评派、心理批评、原型批评、现象学批评、阐释学批评、接受理论等等，不一而足。文学批评成为多姿多彩、充满生气的一门学科。
中西文学批评有许多差别，但某些批评方法却又很相似。这是由于某种共同的社会需要所决定，同时也由于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人类思维模式也有某些共同性所致。
我们选择一些在中西文学批评史上有影响的批评流派和批评模式，作简略的介绍。
一、印象式批评
印象式批评，或叫感想式批评、鉴赏式批评，中外都有，而中国尤为发达。古代的诗话词话，大抵都是这种印象式批评。批评家在阅读文学作品之后，将自己的直接印象或感想写出，就成为批评。有时，这种感想极其简单和笼统，如欧阳修《六一诗话》中评周朴诗道：“其句有云‘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爷，又云‘晓来山鸟闹，雨过杏花稀爷，诚佳句也冶。这“诚佳句也冶四个字，就是批评家的评语，至于为什么佳，佳在何处，都没有说。据说许多鉴赏家在赏玩名画时，往往也只说：“好冶、“很好冶、“妙冶、“甚妙冶，而不说出为什么好。这叫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钱锺书的女儿要父亲教古诗，钱锺书却说：“诗阿是好讲的？去去去去！冶淤大约也是此意。当然也有进一步的评论，如《沧浪诗话》评李白“飘逸冶，评杜甫“沉郁冶，但这种评语仍比较笼淤钱碧湘：《春风化雨落红伤神———祭钱瑗》，《我们的钱媛》，第31页。三联书店2005年版。
统，仍不脱印象式。还有略详细的，如钟嵘《诗品》引汤惠休之言云：“谢如芙蓉出水，颜如错采缕金冶。但这只是形象性的比喻，可使读者引起联想，并没有作出分析和评价。
还有一种是以诗论诗，如杜甫《戏为六绝句》、吴可《学诗诗》、陆游《读近人诗》、杨万里《答徐子才论绝句》、元好问《论诗绝句》等均是，其中尤以杜甫与元好问为出名。因为是诗人论诗，当然尤有会心，故时有超群之论，如杜甫说：“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冶，就力排众议，对初唐四杰作出公允的评价。但这种以诗论诗的形式，毕竟只能点到即止，让读者自己去领会，而不能作出细致的分析。例如元好问《论诗绝句》其八云：“沈宋横驰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论功若准平吴例，合着黄金铸子昂。冶对陈子昂的历史功绩作出了崇高的评价。但陈子昂为何有此地位，则未加论列，短短绝句，当然也无法详论。而且，由于诗的语言难免朦胧，有时还可造成不同的解释，更加缺乏明确性了。如元好问《论诗绝句》二十八云：“古雅难将子美亲，精纯全失义山真。论诗宁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冶有人将“宁冶解释为“宁可冶，有人将“宁冶解释为“岂可冶，于是元好问对涪翁（黄庭坚）的态度如何也大成问题了。
总之，这种印象式的批评，只说其然，而不说其所以然；是笼统的，而非具体的；是形象的比喻，而非理论的分析；它虽然不乏闪光点，给人以启示，但往往缺少一套理论原则。这种印象式的批评，在笔记和读后感里将会长期存留，但毕竟难以适应文学批评事业的发展了。
二、诠释式批评
与主观、笼统的印象式批评相反，诠释式批评则力求客观、详尽地诠解、阐释诗文的原意。此类批评，在我国起源很早，汉儒注经释经，在注解《易》、《春秋》诸经同时，也对《诗经》进行了注解，这是早期的诠释学。后来形成传统，对名家名作，每有诠释本出现，而且不止一家注本。汉代讲《诗经》，就有鲁、齐、韩、毛四家；后来还有别家注释，又有注上加注，如郑玄的诗笺，或集各家之注，如朱熹《诗集传》；《文选》有曹宪注本，李善注本及五臣注本；注杜诗者更有百余家之多。西方的诠释学也与解经———他们是解释宗教的经典———有关，漫及诠释诗文，到19世纪初形成了专门的阐释学理论。阐释学的代表人物有德国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等。他们认为，作者的用语，作品的词义都有一定的时代背景，后人不能一目了然，阐释学的任务是用科学方法重建当时的历史环境，正确解释作品词语原来的涵义，并通过作品阐释，认识作者这个人，认识当时的生活。
看来，东西方诠释学家的宗旨是相同的，即排除个人的主观成分，客观地诠释作品，以达到阐发作者本意的目的。有名的杜诗注解者仇兆鳌在《杜少陵集详注·自序》里说：“注杜者，必反复沉潜，求其归宿所在，又从而句栉字比之，庶几得作者苦心于千百年之上，恍然如身历其世，面接其人，而慨乎有余悲，悄乎有余思也冶，就很好地说明了阐释方法和说出了阐释者的苦心。
但要真正说清作者的原意却也并非易事，特别是在诗歌的诠释上。首先，诗歌本来就朦胧，诗人往往托物喻志，如何从他所写之物去推测其志，就难以准确，所以说“诗无达诂冶。有些诗到底说的是什么？诗人的原意何在？往往争论不休。其次，诠释者虽说要忠于作者本意，但为了宣传某种政治观点，硬要拔高或歪曲的现象也并不少见。特别是中国的注家，受了孔子“述而不作冶观点的影响，往往把诠释当著作来写，用以宣扬自己的观点，就更加不能符合作者的原意了。如《诗经》首篇《关雎》，原是一首爱情民歌，但诠释者硬说它是宣扬后妃之德，这就是囿于儒家的偏见。再则，单是弄清作者的原意是不够的，批评家的任务还要说明今天的看法，而这都是诠释式的批评所不能达到的。
三、考据式批评
与诠释学相联系的是考据学，即找出许多旁证材料来论证考据者的解释，这叫考据式批评。
考据式批评也是汉儒为了解经而兴起来的，目的是为了考证出历史的原貌。考据学在我国一直比较发达，后来渐渐走到脱离实际的方面去，特别是到了清朝，屡兴文字狱，文人们不敢议论时事，只有在故纸堆里讨生活，于是考据之学大盛。乾嘉学派是付出了相当政治代价而发展起来的，但在考据学上却有很大的成就。“五四冶时期，胡适搬进西方的实验主义，提出了“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冶的口号，对考据学又有所发展。考据学也并非中国所独有，欧洲中世纪时也很发达。
考据学包括几个方面：
1.考证版本之流变，校勘字句之异同
由于历代水火兵燹之灾，文籍损失甚大，后人重加整理，版本就很不相同。如经过秦始皇焚书坑儒和秦末大乱之后，儒家的经典失传，汉初请老博士回忆出一种版本，是为今文经学，后来在孔壁中又发掘出一种本子，是为古文经学，今古文经学就形成两派，长期争论不休。既然有版本之流变需要考证，就形成了版本学；又有字句之异同需要校勘，就形成了校勘学。加上中国人喜欢制造伪书，有些是出于政治需要，有些是为了借用古人的权威来宣传自己的主张，这就更有真伪之别了。如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是校书郎，他们的职责是辨别真伪，校勘异同的，但是据说刘歆为了帮助王莽夺取政权，制造理论根据，竟造起伪书来，这好比执法的首席大法官自身作伪，故意犯法，就很难办了。直到1700多年以后，康有为还写有《新学伪经考》来考证哪些东西是伪造的。当然，康有为也是为了他的政治需要而提倡今文经学，批评古文经学，所考是否信实，也还是一个问题。我们且不去管这桩历史公案本身的是非曲直，只是借此说明版本、校勘之学在文史研究中的意义。
2.考证词义之解释，语音之发展
由于历史的变迁和地域的差异，语音词义都变化很大。如照后世的语音去读，就音韵不调；如照后世之词义去解释，也有望文生义之弊。所以考据家们总要考据出古音古义来。钱大昕考证出古无轻唇音，是为一大发现。后之音韵学和文字学，就是研究这门学问的。
3.对于作者生平的考证
考据学开始是施之于经学，后兼及史籍和诗文。随着戏曲小说地位的提高，考据学也用到戏曲小说的研究上来。小说戏曲年代较近，且多用白话写作，在读音字义的考证上无多大工作好做，———但亦有注释方言者，不过毕竟不是那么迫切需要，而由于戏曲小说原来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所以作者多名不见经传，即使名人也每每化名写作。所以在作者归属和生平上，就需要加以考证了。《水浒传》作者施耐庵，《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都是经过一番考证搞清楚的。《金瓶梅》作者署名兰陵笑笑生，这当然是笔名。到底是谁写的？至今还议论纷纷，有说是王世贞，有说是屠隆一时难以定论。了解作者的身世、思想，对研究一部作品是有益的，自胡适的自叙传说问世，对于作者的身世就考证得更起劲了，他们对《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就作了大量的考证。而以《红楼梦》作者身世之考证为样本，以考据学为手段而推广开来的自叙传说，实与“五四冶时期“人的发现冶和“个性主义冶思潮相关，故考据学并非仅仅是一项技术性的工作。
文艺批评要有准确性，考据学还是必不可少的，否则，你就如同与幻影打交道，即使批评得如何深刻，也还是没有击中实体。现代文学研究因为研究对象年代较近，所以一向不讲究考据之学，但在实践过程中，却发现非讲点版本、校勘之学不可。因为现代政治形势变动很大，作家喜欢修改自己的作品，如果不注意版本、校勘之学，把后来修改过的本子误作原本来评论，就无形中加以拔高了。如郭沫若的诗歌《匪徒颂》，其中云：
鼓动阶级斗争的谬论，饿不死的马克思呀！不知克绍箕裘，甘心附逆的恩格斯呀！亘古的大盗，实行共产主义的列宁呀！西北南东古来今，一切社会革命的匪徒们呀！
万岁！万岁！万岁！
人们据此可以说作者在1920年发表此诗时就是共产主义者，因为那时他就热情地讴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三位共产主义革命的领袖了。但实际上，此诗发表在1920年1月23日《时事新报·学灯》上时，前三句是：
倡导社会改造的狂生，天夺其魄的罗不尔呀！倡导优生学底怪论，妖言惑众的哥尔恫呀！亘古的大盗，实行“波尔显维时谈冶的冷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