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俗美这个观念，来自孔子，所谓“里仁为美”。其后荀子大力推阐其说。王尊所说，如总方略、一统类云云，也是荀子的用语，此即可以征思想之渊源。至于“广教化”一词，更可以看出在汉人的观念中，政治不是权利的问题，而是文化的问题。好的政治家或政府，应提供给人民一种有文化的生活。因此施政之重点不在确定人民与政府之权利义务关系，亦不在于让政府及民众各能合法行使其权力，乃是利用教育文化来提升人民的文化素养：“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董仲舒 《举贤良对策》）
董仲舒之说，也渊源于荀子，但另有两个特点，一是顺着荀子所论风俗的风上化下之义，强调居上位者在文化上也居领导地位，故应承担更多的文化责任，而发挥 《春秋》 公羊家“讥世卿”之精神，谓：
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 乃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绥于谊而急于利，无推让之风，而有急田之讼。……尔好谊，则民向仁而俗善；尔好利，则民好邪而俗败。由是观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者也。……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行哉？
其次，便是三代质文代变说。董仲舒认为天道人道只有一个，但在不同的时代却有不同的重点或表现。这些不同，可以夏商周三代为代表，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施政者应视那个时代的文化偏向如何，再采取其文教策略：若时代已偏于文，便当救之以忠；若社会已显得太质俭单调，便须以文来调节补偏。“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汉书·董仲舒传》）
补偏救弊，当然是为了移风易俗。汉人论政，未必完全采用董仲舒这套文质代变说，但施政者有责任改善风俗这一点，却是大家共同的看法。东方朔 《化民有道对》 曰：
孝文帝之时……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绨，足履革舄……兵木无刃，衣缊无文……于是天下望风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为小，图起建章，左凤阙右神明，号称千门万户。木土衣绮绣，狗马被缋藻……教驰逐、饰文朱、聚珍怪，撞万石之钟，击雷霆之鼓，作俳优，舞郑女，上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独不奢侈失农，事之难者也。
这样的论述，便是当时一种典型的风俗批评。以古代风俗之淳美，来和当代风俗之淫侈败坏相对比，然后希望主政者能因此改悟，化民有道，“旷然大变其俗”。
如董仲舒说“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习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奸邪，民亡盗贼，囹圄空虚，德润草木，泽被四海，凤凰来集，麒麟来游。以古准今，一何不相逮之远也？”贡禹说“孝文皇帝时 …… 海内大化。…… 武帝始临天下……是以天下奢移，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俗之败坏，乃至于是！……陛下之德，处南面之尊，秉万乘之权，因天地之助，其于变世易俗，调和阴阳，陶冶万物，化正天下”，匡衡说“臣窃考国风之时，周南召南，被圣贤之化深。……由此观之，治天下者，审所上而已。今之伪薄忮害，不让极矣”等都是，俱见本传。文献孔多，不繁缕数，唯其宗趣所在，则显而易见，是指向居于上位者，认为主政者应以改善风俗为急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