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端正风俗为为政之要，在汉代发展出了上述两种形态：一是把“风俗”读为风教风化世俗，强调居上位者应实施教化，以移风易俗，化民有道；一是把“风俗”读为风土民俗，《汉书·五行志》 注“应劭曰：风，土地风俗也”，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着重讨论的乃是社会民俗风情、世俗生活。
但无论如何，辨风正俗、移风易俗仍是风俗论的目的。纠正当世之疵谬，指出向上一路，是所有风俗批评的共同特点。虽因事立言，即事言理，故论旨多歧，然理路脉络，大抵是相似的。
其特色，是主张复古。以一种古今对比的方式，指摘现世流俗之社会风气如何如何恶劣，希望能恢复以往较为淳美的生活。前文所举东方朔、董仲舒之说都是如此。
如此说复古，可能针对一些特定的政策或事例来说，例如该不该举行大赦、要不要恢复肉刑、是否重返封建体制、应不应减税之类。也可能只就其倾向或性质上说。
汉代政治，承秦之后。刑法甚峻，因此从居上位的施政角度看，到底政治是否可以严刑峻法为治，儒家一直非常怀疑；从一般社会风气看，刑戮法治所形成的民情与生活态度，是否真能达到淳美的境界，大家更多意见。因此反映在风俗批评上的，便是主张重德反刑、归本古代圣人的礼乐之教，认为如此才能移风易俗，而使“民德归厚”。如：
△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桢干也，公卿大夫相与循礼恭让，则民不争；好仁乐施，则民不暴；……上义高节，则民兴行，宽柔和惠，则众相爱。四者，明王之所以不严而成化也。何者？朝有变色之言，则下有急斗之患；上有自专之士，则下有不让之人；上有克胜之佐，则下有伤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则下有盗窃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礼让而尚克暴，或忮害好陷人于罪，贪财而慕势。故犯法者众，奸邪不止。（匡衡 《上疏言政治得失》）
△宜兴辟雍、设庠序、陈礼乐、隆雅颂之声，盛揖让之容，以风化天下。……夫教化之比于刑法，刑法轻。……承千岁之衰周，继暴秦之余敝，民渐渍恶俗，贪号险陂，不闲义理。不示以大化，而独欧以刑罚，终已不改。故曰：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刘向 《说成帝定礼乐》）
△臣愿陛下承天心、发大业，与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旧礼、明王制。殴一世之民，跻之仁寿之域，则俗何以不若成康？（王吉 《上宣帝疏言得失》）
这类主张尚德缓刑、重礼轻法、尊王贱霸的议论，在汉代可谓俯拾即是。以礼为本，以刑为末；以仁德为本，以法治为末，乃一代之通说。故兴礼乐、复古道、重仁德、贵恭让而成风教，乃与“返本”、“尚质”之说相关联。
所谓尚质，是说世俗太过机巧诈伪侈靡油滑，重利害、善计较、刻薄寡恩、贪财忘义，所以应返归质朴。王吉批评时俗“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户异政、人殊服、诈伪萌生、刑罚无极、质朴日消、恩爱寖薄”，即表示他主张文化发展之时代需求是尚质的。
董仲舒论文质相救时，就表达过这种想法，其后如杜饮云“今汉家承周秦之敝，宜抑文尚质、废奢长俭、表实去伪”，严安云“政教文质，所以云救也，当时则用，过则舍之。……今天下人民，用财侈靡……”（皆见本传），都沿用了这个讲法。其说值得注意之处，一是扭转了自荀子以来以礼为文的传统，兴礼乐，跟尚质朴结合了。因为与礼乐相对的，乃是法刑，所以礼乐礼义所代表的文化倾向，是敦厚、恭让，而不再以礼文和材质相对比论。其次，则是礼所关联之德目，已包含了俭朴等，所谓“废奢长俭、表实去伪”，这也是一大变化。依早期批判礼教的思路，礼所代表的正是浮伪修饰，故老庄皆标举俭、朴、实、质以对抗之。荀子论礼，则特重其文饰修伪之义。汉人论风俗、兴礼义，皆本荀子之说而推阐之，却发展出礼即质朴俭啬的新风俗论，实在是思想史上的趣事。
至于返本，则是运用复古道、重仁德、兴礼乐、贵俭尚质诸说，而以一个“本/末”的架构，来呼吁在政治方向上应重本务、轻末作。如杜钦说：“佩玉晏鸣，关雎欢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离制度之生无厌，天下将蒙化陵夷而成俗也。故咏淑女，举以配上。忠孝之笃，仁厚之作也。夫君亲寿尊、国家治安，诚臣子之至愿，所当勉之也。《易》 曰：正其本，万物理。”这是戒君王勿贪女色。但此说为何竟牵扯上“正本”呢？显然是用本末说，以君为国家之本，故应重视国君的健康与年寿，君王不好色伐性，国家才能风俗淳美。这就是本末说在风俗批评上的运用之例。
另一种也很常见的运用就是务本兴农说。如贾谊 《说积贮》云：“仓廪实而知礼义。……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重，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今殴民而归之农，皆着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业也。”经济上以农为本务，以工商浮手为末作，认为务农可使风俗敦厚，也是汉代常见的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