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在许多地方刻意降低或模糊了饮食的重要性，例如 《滕文公上》 论司徒之职，即把饮食和教育切割开来，说“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人民育”，但如此仅仅是“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所以“契为司徒，教以人伦”。于是在一个“人禽之辨”的架构中，饮食只是禽兽层次的事，仿佛只有人伦关系的讲究才是司徒的职分和儒者所应讲求的义理。
他论曾子之孝，区分出“养口体”与“养志”之别（《离娄上》）；称赞禹“恶旨酒而好善言”（《离娄下》）；说“体有大小，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为其养小以失大也”（《告子上》）；又借 《诗经·大雅·既醉》“既醉以酒，既饱以德”来发挥：“言饱乎仁义也，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同上）这些见解都建立在人禽之辨上，认为人不能只满足饮食之需求，更应养其大体、养志、醉饫于仁义。
这个立场导致他论礼，只强调送死的丧祭之礼，而刻意轻忽养生的冠昏乡射养老诸礼，曰：“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离娄下》）对于伊尹以割烹要汤的故事，也要进行一番创造性的转化诠释：
万章问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汤，有诸？”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焉。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汤使人以币聘之。嚣嚣然曰：‘我何以汤之聘币为哉？我岂若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哉？’汤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与我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吾岂若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哉？吾岂若使是民为尧舜之民哉？吾岂若吾身亲见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余天民之先觉者也，余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余觉之而谁耶？’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纳之沟中。其自任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吾闻其以尧舜之道要汤，未闻以割烹也。”（《万章上》）
这一大段当然是他自己编出来的故事，努力要超越饮食的层次，把伊尹提到尧舜之道这个层面上来表彰。此与其论人性时强调“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相似。饮食等生物本能，人禽所同，只有人所独具的仁义礼知才被他称为性（《尽心下》）。
但这恰好表现出他极为重视饮食的问题，否则不会处处构思如何在饮食之上或之外另立君子所应遵循的义理。而事实上孟子也是极喜欢以饮食来论事说理的哲人，像他要说明人人都应能接受尧舜之道时，便将美好的义理譬喻为美食：“口之于味，有同嗜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嗜也。如使口之于味也其性与人殊，若犬马之不与我同类也，则天下何嗜皆从易牙之味耶？……故曰口之于味，有同嗜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告子上》）这时，饮食与义理便不是层次或性质上的分别，而是类似的关系了。
这样的类比，是孟子最常使用的论述方法，如“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告子上》）、“饥者甘食，渴者就饮，是未得饮食之正也，饥渴害之也。岂惟口腹有饥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无以饥渴之害为心，害则不及人，不为尤矣”、“食而弗爱，豕交也。……君子不可以虚拘”（《尽心上》）等都是如此。著名的仁义内外说亦是如此。
在孟子与告子辩论时，告子说我们爱自己的兄弟，可是不能爱秦楚等远方别人的兄弟，可见仁爱发自内心；尊敬老人，是因他们老了，所以敬重他，秦楚远方的老人亦因其老而遂为吾人所礼敬，此敬长之义，显然就是外在的了。孟子立刻答道：“嗜秦人之炙无以异于嗜吾炙，夫物则亦有然者也，然则嗜炙亦有外欤？”而这个论辩尚有后续发展：
孟季子问公都子曰：“何以谓义内也？”曰：“行吾敬故谓之内也。”“乡人长伯兄一岁则谁敬？”曰：“敬兄。”“酌则谁先？”曰：“先酌乡人。”“所敬在此，所长在彼，果在外，非由内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将曰：‘敬叔父。’曰：‘弟为尸，则谁敬？’彼将曰：‘敬弟。’子曰：‘恶在其敬叔父也？’彼将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其须之敬在乡人。’”季子闻之曰：“敬叔父则敬，敬弟则敬，果在外，非由内也。”公都曰：“冬日则饮汤，夏日则饮水，然则饮食亦在外也？”（《告子上》）
义内或义外这个问题，是孟子学的关键，可是辩来辩去，总是夹缠不清，孟子这里拟测了几种情况答问，有苏格拉底的风格，但其实也没讲清楚。只是说平时人都敬兄，仅在饮酒时才暂时敬乡人，以致孟季子逮着话柄说我们敬人是因外在条件而敬，所以对叔父敬，对于祭祀时担任“尸”的弟弟也敬，可见敬在外而不在内。幸而公都子用一个喝汤喝水的譬喻才解决了问题。人吃喝，是因为心中想吃想喝。至于吃什么喝什么，因地因时制宜，冬即饮汤、夏则饮水，足证仁爱敬想均由内心所发。这个譬喻简明直截，跟孟子自己用烤肉为喻完全相同。饮食，显然仍是最能说明孟子学精义的经验。
此外，更应注意的，孟子对于士君子修身之道和王者施政之道，其实有个区分。《梁惠王上》 说得好：“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一般民众和士君子并不相同，士君子立身处世，固应养其大体、勿徒为饮食之人，应志于道而弗耻恶衣恶食，但这并不能要求一般民众。王者施政，却是面对一般人民之需要的，不可能期待每个人都是君子、都能养志、无恒产而有恒心。故士道虽重人禽之辨；王道却以禽兽性的生物需求为着眼点。试看孟子论王道，如见梁惠王而说“使民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见齐宣王而说“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或主张王者养老，应“制其田里，教之以树畜。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都卑之无甚高论，只在衣食温饱方面考虑，与《王制》 所说司徒“齐八政”时以饮食衣服为先，完全一样。不幸后世儒者，长于立身修己，而疏于王道治术，极力发挥孟子人禽之辨，讲万物皆备于我、上下与天地同流，在心性问题上辨析毫芒。可是既不能如孟子般在仁义心性之问题上跟饮食经验关联起来说，又不能谈饮食等王道教化之事，乃自以为可继武于圣人，岂不谬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