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物权法定僵化的克服梅因认为，使法律与社会相协调的媒介有三种，即“法律拟制”、“衡平”和“立法”。法律拟制主要是指通过对法律条文的解释，以达到法律与社会的协调。我们都知道，同一条文，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会有不同的法律解释。最初，基于整理封建权利的需要，习惯不被承认为物权的法源，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物权法定的僵化出现不可克服的困难时，需要对社会需要做出灵活性的反应，这样，就出现了诸如习惯物权有限承认说等学说及判例去承认习惯可以作为物权的法源。除了承认习惯创设物权以外，在一些物权关系上，还可以通过类推适用的方法缓和物权法定主义的僵化。按物权法定制度的本旨，是不允许以类推适用的方法创设法律规定以外的物权。虽然，物权法的大部分条文虽属强行法规范，但仍有一些领域存在适用类推的可能性。如我国台湾民法上的留置权的孳息收取权，便可类推适用质权的规定。由此可以得出：法律拟制一方面可以使法律与社会相协调；另一方面，法律条文意义的不确定性也带来了很大的危险。首先，法律的安定性，即同一案件裁决结果相同这一原则受到了破坏。其次，法律的公正性也由此受到怀疑。对于法律条文的灵活解释，好的一方面是使条文能够跟得上社会的发展，坏的方面则会使法律失去公正的基础。因此，法律拟制的运用应受民法基本原则的指导，使其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以此来保障法律的公正。衡平的方法在民法法系的国家里表现为一般原则对具体规范的指导作用。这些原则作为民法的一般条款的运用，具有克服成文法局限性的作用。物权法定主义所带来的僵化是成文法局限性的典型。在缓解物权法定的僵化时，也可以运用一般条款这一方法。现代民法的发展，为了实现制定法的解释适用中的具体妥当性，而出现了诚实信用、禁止权利滥用等一般条款。这些一般条款，对物权法定主义的缓和主要体现为在具体情况下，对特定物权权能范围的限制，从而消解了固守“类型固定”在具体适用时所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正是在运用一般条款以寻求法的正当性的背景下，司法判例实现了对出租人所有权的限制，实现了租赁权的物权化，完成了对物权法定制度的改造。一般条款的运用固然可以克服因类型固定而带来的僵化，但它只能是一种消极的方法确认权利的效力，对于当事人之间协议创设的“物权”，难以运用衡平原则使其获得承认。立法是指对于社会发展中新出现的权利类型，通过及时的立法承认，可以缓解物权法定制度的僵化。但是，如果对物权的承认均有赖于立法，则必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与其脱节，也不能及时调整新形式的物权，对于产生的纠纷也不能很好地解决，容易造成社会的混乱，因此不能完全依赖立法对物权的承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