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自己还没能力写作的时候，我就认识了几个经常写作的人。我觉得他们很神秘。他们往往一副乱糟糟的样子，举止懒散，衣冠不整，白天睡觉，可一到晚上却精神抖擞眼睛发蓝。若干天后就能看到当地报纸或刊物醒目地印着他们的名字以及他们的作品。他们躲在书桌背后，抽着烟卷，皱着眉头，手中的钢笔像一根魔杖一样指挥和驱散着他们想象中的若干小人。这真是一种庄重而神秘的行为。我想，我也应该试试。于是不知不觉中我也加入了这个自以为怀着许多机密的人的行列。
十年前春天的一个下午，我的同学从学校收发室拿来一个大信封，信封上写着我的名字。同学说，你的作品发表了，你还不快看。我记得当时心头一热，擦了擦手后小心而珍爱地接过那个印着红色大字的牛皮纸信封，一看，信的盖子被人拆开了，里面赫然露出两本被人翻过的杂志。我非常不悦。我当时的感觉是一盘菜被人动过筷子后又端给了你，滋味虽没变，但那种消化系统贪婪的接受感显然是遭到了破坏。我大声地说：“谁拆开的？谁？”我的同学一时竟窘得连脖子也起了红斑。回到宿舍，我躺在挂着帘子的床铺上将那篇不足千字的散文读了不下五遍。
后来就开始听到了人们的议论，自然这议论大都是赞美，听着这些议论，感受着那种议论带来的幸福，我觉得这真是凡俗人生中一件独特的快事。
一九九一年二月，我的第一篇虚构作品《羞与人言的故事》在《六盘山》发表，那时，同我一起写作的还有我的朋友古原。他那时已在报刊上发表了相当数量的作品，并经常被邀参加省级乃至全国性的回族文学笔会。每年暑假，刚刚帮家里收割了麦子之后，我们便相约一起来学校。带着满身的麦香和汗腥袁搓着手掌上新磨出的趼块，我们开始趴在上面挂有一只六十瓦电灯泡的书桌上学习写作。四周一片寂静。白天写，晚上写，有时写着写着窗上就泛起一层青白，同时不远处清晰地传来农人的吆喝和耕牛隐隐约约的铃声。我们都抬起了头。我们被自己感动了。我们觉得我们的行为充满了一种高尚和为正义献身的色彩。
写了一些东西，发了一些东西，同时也深深地体味到了其中的一些艰难曲折和酸甜苦辣。觉得文学远非自己原先想象的那样轻松和浪漫，她不但需要一个人特有的学识、慧悟、文化积淀，而且还需要干任何事业所需要的那种坚忍不拔和持之以恒。这譬如一个挑着水担走坡路的人，刚开始的时候或许还脚下生风信心十足，但走着走着就有了疲乏和困顿的感觉，这时，驻足不前或折身下坡都将意味着前功尽弃。唯一的出路便是：挺住，挺住，然后向前。
由于生在乡村长在乡村的缘故，注定了我的情之所系和笔之所指依然在于乡村。后来虽然在城市学习和生活了一些时间，但印象中的城市似乎总是车流，灯光，以及喧噪不息的人群。城市进入不了我的情绪。在深夜，在窗外或嘶哑或缠绵的卡拉OK渐渐平息下去以后，我开始坐在桌前，面对柔和的灯光与洁白的稿纸，目光和思绪同时穿过遥远的虚空，平静而温暖地落在乡村的打麦场上。这就是我的乡土。
去年冬天，因为朋友想为我写评论的缘故，我粗粗地阅读了一遍自己发表过的所有作品，这一看，几乎摧毁了我对文学的追求和写作的信念。确切地说，我还没有摸到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圣殿的大门，我的作品充其量只是写了一些自己熟悉的乡村故事。可以说，这些东西没有一篇称得上是值得一评甚或一读的，有些已明白无误地露出了一种惊人的幼稚与浅薄。然后，在打开新一期《小说月报》后面密密麻麻的期刊目录，这种浓郁的伤感情绪便持续地笼罩了我好长一段时间。
养心静性，少安毋躁，摈弃浮华，脚踏实地，我想我得继续悉心地修炼一番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