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榕芳
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原籍浙江海盐。1867 年10 月25 日生于广东。光绪壬辰（1892）进士。曾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戊戌变法失败后被革职。1898 年冬任南洋公学（交通大学）管理译书院事务兼总校，后任公学总理，1920 年7 月后辞职。1901 年，投资商务印书馆，并主持该馆编译工作。1903年任该馆编译所所长，1916 年任经理，1920 年至1926 年改任监理。
1926 年任董事长。1949年被特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被选为全国委员会委员。后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9 年8月14 日在上海逝世，享年92 岁。
他在主持商务印书馆期间，组织编译出版大批西方学术名著，形成汉译名著丛书，介绍西方新知识、新思想；编辑新式教科书，昌明教育，获得巨大成功；实施书刊并举战略，开启民智，组织出版《说部丛书》，创办《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标志性刊物；创办涵芬楼和东方图书馆，保存民族千年文明；整理、校印古籍，延续中华文化，影印出版《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等；组织编辑出版了中国第一部新式辞书《辞源》，开创了中国现代工具书出版的先河。著有《涵芬楼烬余书录》、《宝礼堂宋本书录》、《涉园序跋集录》、《中华民族的人格》、《校史随笔》、《张元济日记》、《张元济书札》、《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等。被誉为中国现代书业第一人！
1948 年3月，张元济以高票当选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当选的理由之一是因他“主持商务印书馆数十年，辑印四部丛刊等书，校印古本史籍，于学术上有重大贡献”。当年的中研院首届院士选举，竞争激烈，参与其事的胡适、傅斯年、萨本栋等人为此颇费心思。而张元济的入选，则基本没有争议。1947 年5 月22 1949 年9 月受毛泽东邀请游天坛日，为院士提名事，胡适曾致函傅斯年和萨本栋，陈述提名张元济的理由：“他对于史学的最大贡献是刊行史籍与史料，他主持的《四部丛刊》与百衲本《廿四史》等，使一般史学者可以容易得着最古本的史籍与古书，其功劳在中国史学界可谓古人无与伦比。我曾想，百衲本《廿四史》的印行，比阮元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还更重要。所以我也希望孟真、济之两兄考虑此老。”其实，早在1936 年，胡适就曾赞誉献身出版近40 余年的张元济是“富于新思想的旧学家，也是能实现新道德的老绅士”。可以说，一代学术领袖胡适的评价，代表了中国学术界对张元济以传承文化、繁荣学术为追求的不朽出版功绩的一致看法。1949 年9 月，毛泽东邀请赴京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张元济与程潜、陈明张元济手书对联仁、李明灏、李明扬、刘伯承、陈毅、粟裕等同游天坛。毛泽东向张元济表示，“商务出书有益于民众”，他自己读过商务版《科学大全》，从中获得不少新知识，张元济及其主持的商务印书馆之影响由此可见一斑。自1899 年离京赴沪主持南洋译书院、1902 年进入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再也未曾离开出版业，一生心力全部奉献给现代中国传统文化与新思想、新知识的传播上。1913 年9月，他的老朋友熊希龄任内阁总理，曾盛邀他入阁担任教育总长，为其婉拒。在他看来，以出版促文化、助教育显然比做几年教育总长来得更实在些，更何况自维新变法失败后他已弃绝出仕之念。1949年春，他借用清代学者梁同书对联“世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为新近成立的香港三联书店撰写了“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既是对三联同仁的鼓励，也是对自身大半生出版生涯的写照。张元济一生读书、编书、出书、校书、藏书……凡是与书有关的活动，都与他结下不解之缘。
下面我们就从张元济的家世和被他视为“第一件好事”的读书说起吧。张元济的祖籍在杭州湾北部的海盐县。张家在当地曾是名门望族、书香世家，很出过几位名人。如张元济十一世祖大白公张奇龄，举人出身，学问道德高尚，曾主持杭州虎林书院。他立有家训：“吾宗张氏，世业耕读；愿我子孙，善守勿替；匪学何立，匪书何习；继之以勤，圣贤可及。”十世祖螺浮公张惟赤，清顺治进士，著名谏官，他的立朝奏折，汇刻成《入告编》三集。去官回乡后，他将祖上所筑读书处“大白居”拓建，名为“涉园”，是江南著名的藏书楼。可海盐不是张元济的出生地。1867 年，张元济出生在广东，其父张森玉当时在那里做官。他７ 岁入私塾，苦读圣贤诗书，14岁那年，随母亲回到海盐故里。在这片土地上，张元济深得祖上贤德教诲、遗泽熏陶。他牢记大白公的家训，后来将它镌刻在自家客厅门上，天天警示自己和家人。他读了螺浮公的《入告编》后慨然说道：
“开卷庄诵，乃知吾螺浮公立朝大节，有非常人所能及者。”益发追寻祖上的足迹，把读书、积德作为生命的第一要务。15岁那年父亲病故后，张元济与张元煦弟兄二人，在母亲谢太夫人苦心孤诣的照料下，更加发愤读书，“继之以勤”。3年后即1884 年，18 岁的张元济与兄长同时考中秀才，他还拔得头筹。又过五年，张元济乡试中举。1892年壬辰年恰逢会试，时年26岁的张元济，赴京赶考，离开海盐。进京后，通过会试，张元济中了进士，并与蔡元培成为“同年”，入翰林院，被授庶吉士。庶吉士的任务还是读书。两年后，1894年，年纪轻轻的张元济当上刑部主事，官居六品，级别比当下部委的处长还高些。照理他可以安身立命，走“修身齐家平天下”
的仕途。然而，张元济却选择走了另一条道路。其原因，除了有当时的世事剧变因素外，和张元济的与时俱进、喜读“西书”也不无关系。
鸦片战争后，清王朝日渐衰败，到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以日为师、维新变法，是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选择的救国图强之路。在时代潮流面前，张元济没有置身事外。他一方面与维新人士交往、议论时政，一方面广读“西书”，了解“西学”。
为了方便读“西书”，30岁的张元济开始学英语。1886 年，张元济被抽调至清廷专门处理外交事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官位更显赫了。可不过3 个月，他就想离开，盖“因不能再读西书”矣！可见他把读书看得比当官更重要。张元济从小饱读古代圣贤诗书，旧学底子十分厚实；如今西学东渐，他又勤读“西书”，把握新学，很快就成为京城士大夫中“湛深实学，博通时务之人”。连光绪帝要读的新书，都由他去张罗，去“凑集进呈”。张元济一辈子不知读了多少书，以至达到痴狂的程度。“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正是他晚年对人生的总结。
作为有良知的一介书生，张元济深知读书不能仅仅独善其身，更要发挥书籍的功用：传播新知，开启民智，促进社会进步和民族复兴。为了让更多的中国百姓读到新书、好书，在离开官场之后，他选择了出版作为毕生的事业，并为之而奋斗不已。
戊戌变法失败后，张元济曾因上书维新变革，受到了革职处分。在李鸿章的关照下，他来到上海，进了南洋公学。1899年3 月，他被聘为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结合当时中国的国情，他主持翻译出版了亚当· 斯密的《原富》、勃克鲁的《英国文明史》等西方的政经、法律、兵学、教案、商务类图书；为了让国人了解外国情况，知己知彼，从而战而胜之，他又与蔡元培等人联合创办了我国第一张面向普通国民、介绍国际动态的旬刊《外交报》。在印刷译著和《外交报》创办的过程中，张元济结识了商务印书馆主人夏瑞芳，并得到过后者的支持，从而为他加盟商务印书馆、共同开创我国的现代出版事业奠定了基础。
商务印书馆是夏瑞芳与鲍咸恩、鲍咸昌兄弟等人于1897年合股创办的小印刷厂。由于经营有方，渐渐的在上海印刷业中脱颖而出。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夏瑞芳萌生了介入出版的想法。但他深感自身学识有限，渴望借重文化人。学识渊博的张元济的出现，让他寻找到了最好的合作伙伴，因此力邀张元济加盟商务。而此时的张元济因难以忍受南洋公学监院、美国人福开森的欺侮，也正想辞去南洋公学职务，另辟一项新的事业。两人正所谓意气相投。1901 年，张元济应邀入股商务，第二年，他辞去南洋公学职务，正式加盟商务印书馆，这一年张元济35 岁。张、夏二人的结合，是中国出版史上的一件幸事，它促成了商务印书馆的崛起和百年出版品牌的诞生，也是张元济人生道路上的重大转折。正当年富力强的张元济加盟商务，犹如龙归大海，得其所哉。在此后的57 年岁月里，他主持商务编译所，掌管商务馆务，退出管理层后专心古籍校勘，8年抗战和3 年内战期间又以年迈之躯重理商务…… 导演出彪炳中国出版史册的一幕幕精彩活剧。下面，我们通过几幕片段静静地体味一代出版大家的理想与追求。
第一幕：策划汉译名著丛书，“为中国开发急务”。
早在南洋公学译书院，张元济就主持翻译出版了一批西方名著。入股商务的当年，他力荐好友蔡元培主持商务编译所。
1903年6月，蔡元培因避“《苏报》案”牵连离开后，张元济接任严复译《天演论》，后被收入“万有文库”编译所所长。入主商务和主持编译所后，他改变了早期商务以主要编译英语教科书和词典的出版方针，将介绍西方新知识新思想的学术著作，作为编译的重点，宗旨是“为中国开发急务”。他倚重严复等著名翻译家，作者阵容蔚为壮观；他广为延聘人才，编译所兵精将强。于是一部部西方学术名著《天演论》、《法意》、《社会真诠》、《群学肆言》……编译出版，形成了汉译名著丛书，成为当时社会上的标杆性出版物，成为商务印书馆绵延百年、独具特色的品牌。数十年后，尤其在“文革”刚结束不久，后辈的商务人又重新出版了汉译名著丛书，依然是“为中国开发急务”。它的出版对当时解放思想、改革开放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直至今天，不少读者在选择商务印书馆的图书时，汉译名著丛书仍被列为首选，在读者心中享有无可替代的极高声誉，而张元济正是这套丛书最早的策划者和组织者。
第二幕：编辑新式教科书，昌明教育。
20世纪初，我国知识界掀起“国民教育”的浪潮，“教育救国”
成为一批有识之士为实现救亡图存而选择的良方。张元济是其中的积极推动者和践行者。早在翰林院时期，他就创办了通艺学堂，嗣后在南洋公学任职期间，他又积累了办教育的经验。早期商务法意
群学肆言
以出版第一部英文教科书《华英初阶》而声名鹊起，加盟商务时，张元济就明确提出“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这也成为他与夏瑞芳合作的契合点。不过，此时张元济的教育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由倡导精英教育转为平民教育。他认为：“国民教育之旨，即在尽人皆学，所学亦无需高深，但求能知处今世界不可不知之事，便可立于地球之上。”为了一改传统蒙学读物的内容和格局，适应时代潮流的需要，商务聘请蔡元培、杜亚泉、包天笑等具有新思想、新学识的专家、学者以及日本教育家担任编写者和顾问，又通过编译所同仁对每一部教科书甚至每一篇课文集体“轮流阅读，或加润色，或竟改作，相互为之”，严谨认真，精益求精，从而确保了教科书的质量。商务陆续推出的《文学初阶》、《最新国文教科书》、《最新小学教科书》等，在社会上大受欢迎，大获成功，并取得可观的经济效益，从而奠定了商务教科书出版的优势和地位。时至今日，图书市场上再现当年商务的教科书，人们仍然对它的内容和编排质量大为赞赏。“昌明教育生平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获仗群才。”这是张元济85 岁时写给商务同仁的一首诗。它既表达了张元济热爱教育出版事业的心声，也充分说明了张元济是开创这个事业的掌门人。
第三幕：书刊并举，开启民智。
张元济加盟商务后，对凡是有利于开启民智、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作品，他总是积极组织出版。1903 年，商务出版了《说部丛书》。
其中收入了不少林纾由他人口述、以文言文翻译的欧美小说名作。
《东方杂志》
尽管与林纾某些观点不同，但张元济尊重林纾的文章学问，私交甚好，因此林纾将他翻译的许多小说都交给商务出版。考虑到“林译小说”受读者欢迎，商务又将它从《说部小说》中全部抽出，以《林译小说》为名，单独印刷，整套发行，销路甚好。1902 年10 月维新人士梁启超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提出了“小说革命”。他将新小说的作用提到“新一国之民”的高度，大加推崇。半年后，商务由李伯元主持的《绣像小说》问世，构筑起发表新小说的平台。陆续发表了《文明小史》、《活地狱》、《老残游记》等一批反映时代之变革、开启民智、有利进步的社会小说。与此同时，在张元济的组织下，商务创办了《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标志性刊物，加上《教育杂志》、《妇女杂志》、《学生杂志》、《自然界》、《英语周刊》等一系期刊的出版，在中国期刊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也体现了商务“书刊并举、书刊并重”的经营方略。为了保持刊物的高品位，保证刊物与时俱进的旺盛活力，张元济十分注意引进新人担纲刊物主编。例如，1920年，在张元济的大力支持下，起用文学新秀沈雁冰改组《小说月报》，担任主编。改组后的《小说月报》，刊物面貌焕然一新，倡导“为人生的文学”，迅速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张元济的这一开明举措，难道不值得当下刊物创办者学习、借鉴吗？
第四幕：创办涵芬楼和东方图书馆，保存民族千年文明。
前文提到，张元济出生书香世家，祖上就有读书的传统、藏书小说月报（第十五卷第七号、第十七卷第三号）东方图书馆
的雅好，建有江南有名的藏书楼“涉园”。读书、搜书、藏书的观念从小就植根于张元济心中。然而，近代中国战乱频仍，古代文化典籍和著名藏书楼常常毁于兵灾战火之中，珍本善本散落民间，甚至漂流异邦，张元济对此深感痛心。1906 年，著名藏书家陆心源的后人打算出售陆氏“皕宋楼”藏书，多为珍贵的宋版书。张元济闻讯，立刻亲往，设法将这批国宝留住。但终因资金不足，国宝还是被日本人买走了。张元济终身以此为耻辱，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今悔之无及，每每追思，为之心痛。”他曾经这样说过：“吾辈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惟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致因时势而失坠。
此为应尽之责……不能不努力为之也。”加盟商务印书馆后，张元济人到中年，在组织出书的同时，搜书、藏书的欲望益发强烈。同时，现实的问题也摆在面前，编译所同仁在编译书稿时，遇到疑问，常苦于无资料可查。如能建立属于商务的图书资料室，既可藏书，又可提供查询资料场所，还有利于编辑平日研习，一举数得。在夏瑞芳的支持下，1909 年，当位于上海宝山路的编译所大楼落成时，将三楼辟给了资料室，取名为“涵芬楼”。为了不断充实涵芬楼的藏书，张元济常去书肆坊间搜罗，并登报求购古籍图书。他还在自家门前挂上“求买旧书”的牌子，以求得民间书贩上门售书。1918年夏，张元济两次进京，公干之余，特地前往琉璃厂等地选购了一批善本书。到1924 年时，涵芬楼藏书已达46 万3千多卷。其中，尤以古籍珍善本的收藏为世人所瞩目。1926 年，涵芬楼迁入新建的五层大楼，更名“东方图书馆”。图书馆的一间大阅览室，长达40多米，两壁多层的书架上陈列的工具书、百科全书和常用图书有2万多册，可见规模之大。如今不少出版社也多有资料室，可是，有哪一家能与涵芬楼和东方图书馆媲美呢？这就是张元济保存民族文明的胆识与魄力！
第五幕：整理、校印古籍，延续中华文化。
在张元济生活的那个动荡的时代，传统的文化因国家日益衰落而被丢弃、破坏甚至沦丧，因而辑校整理、出版古籍，是“保持国粹”、延续中华文化的一件大事。加盟商务之后，从第一种《涵芬楼秘笈》开始，张元济陆续主持编校、辑印了《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百纳本二十四史》、《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等，其中绝大部分是他在1926 年退出商务领导层之后完成的，是他在学术上的重大贡献。在张元济整理影印的各种古籍丛书中，用力最勤、费神最多的当属《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四部丛刊》前后印了初编、续编、三编，近500 部书，汇集了中外的宋元明善本及一些精抄本，从1915 年开始酝酿，到1922 年初编出版，费时７ 年，堪称中国现代出版史上一项重大的工程。而《百衲本二十四史》的编校、出版更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正当《百衲本二十四史》编校就绪，即将付印时，“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日军飞机向位于上海闸北的商务印书馆投下了6枚炸弹。顷刻间，厂房倒塌，机器被毁，五层大楼成了空壳，大量文稿被焚烧殆尽。东方图书馆也被日本人纵火，50万册藏书化为灰烬。“廿年心血成铢寸，一霎书林换劫灰。”面对这场浩劫，张元济悲痛欲绝、潸然泪下。但年届66 岁的他并没有倒下，就在东方图书馆被焚毁的当天，张元济重返商务，主持商务复兴的工作，并从头开始校勘《百衲本二十四史》。他说：
“平地尚可为山，元济一息尚存，仍当力图恢复。”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可贵的骨气和延续中华文化的不懈追求。
张元济主持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
张元济在中国出版舞台上何止导演了上述五幕片段，例如他还组织编辑出版了中国第一部新式辞书《辞源》，开创了中国现代工具书出版的先河，这也是精彩的一幕，等等。张元济一生嗜书如命，但他的一生也是一部读不完的书。他的学识素养、他的人格魅力、他的文化追求、他的敬业精神、他的报国情怀、他的卓越贡献，无不证明了一点：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现茅盾致张元济的九十寿辰祝辞
代书业第一人！他的理想与风范影响了几代中国知识人，广受世人赞誉，也必将永留青史，激励后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