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小跃
加斯东· 伽利玛（Gaston Gallimard，1881—1975），1881 年1月生于巴黎一个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父亲保尔是个收藏家，收藏珍本图书和绘画，业余翻译诗歌。加斯东在著名的孔多塞中学毕业后，没有接着上大学，在社会上闯荡了几年之后，成了戏剧家费尔的秘书。1907年，他在老家度假时认识普鲁斯特。
1910年，《新法兰西杂志》创办了一家出版社，聘加斯东当经理。他投了资，与纪德、施伦贝尔格成了最初的股东。由于出色的管理才能，1913年，他又被任命为旧哥伦比亚戏院经理，一战期间他多次考察美国，后率团赴美国巡演，宣传法国文化。1918年，加斯东创办伽利玛书店，邀请弟弟雷蒙协助管理。20世纪20年代创办众多杂志，与图书形成合力。1930年，他离婚并再婚，1933年与雷诺阿合作拍摄《包法利夫人》，由其情妇瓦伦蒂娜·泰西埃出演女主角，结果惨败。二次大战期间，他逃亡法国南部，被迫出让领导权。回巴黎后，他以巧妙的方式与纳粹周旋，以获得生存，此后陆续收购多家出版社，扩大企业规模，并设立“伽利玛音乐会”。二战后，在众多名作家的支持下，出版社发展迅速，创下许多名牌。20世纪60年代，年老的加斯东逐渐把权力移交给儿子克洛德。1975年去世，终年95岁。2011 年，出版社门前的马路被命名为“加斯东·伽利玛路”。
伽利玛，一个如雷贯耳的姓氏，在法国无人不知，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一家叫伽利玛的出版社。这是法国最著名的出版社，虽然不是最大，也不是最富，但它对法国文学所作出的贡献是法国任何一家出版社都望尘莫及的。它是法国出版界的一面旗帜，一个象征，正如美国一本杂志所说，“伽利玛是法国文学的同义词”，“因为法国文学中最好的书有四分之一都是它出的”。没有伽利玛出版社，20世纪的法国文学将会改写，法国许多作家的命运将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青年时代的伽利玛
出版社的创始人叫加斯东·伽利玛，1881年生于巴黎一个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是收藏家，藏书，也藏画。年轻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加斯东这个公子哥儿日后会成为一个大出版家，他游手好闲，逛大街，追女人，爱看戏，讲排场。1918 年，著名作家纪德等几个文人创办了《新法兰西杂志》，随后想搞一家出版社，与杂志社共享稿源，在经济上实行互补。办企业可不比办杂志，需要找个适合的人来经管。这时，加斯东进入了他们的视野：这个年轻人“……足以有钱，能给杂志的财务添砖加瓦；足以无私，能不计较短期利益；足以谨慎，能把此事办好；足以爱好文学，能质量第一回报第二；足以能干，能树立自己的威信；足以听话，能执行创始人其实是纪德的指示”。正在人生道路上徘徊的加斯东欣然接受了命运的这一安排，决心抛弃优裕的生活，像他所崇拜的老一辈出版家那样，干出点名堂来。要当好出版人，尤其是文学作品的出版人，自己不一定要会写作，但必须熟悉文坛，拥有一大批优秀的作者。为了找到好作者，他订阅了许多文学杂志，潜心研究，细心分析，并以此为线索去寻找和发现。写信，这一传统的联系方式是加斯东的一大法宝，他把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写信上，联系被他看中的陌生作者。在这方面，他很有天赋，他不但真诚，而且懂得写信的技巧。普鲁斯特对此印象深刻，后来曾对加斯东说：“你用最简单最有效的词语驱散了我淡淡的精神痛苦，我真诚地感谢你。”
加斯东求贤若渴，心气很高，觉得所有优秀的作者都应该汇聚在他的麾下，看到名作家在别的出版社出书，他会感到耻辱。为了争取好作者，“他可以压下自己最强烈的不满，掩饰对某人的藐视，也会不惜一切代价，甚至能低声下气，忍辱负屈”。《茫茫长夜尽头》（中译本将书名译作《长夜行》———编者注）的作者塞利纳曾说：“伽利玛非常富有……他可以在半年时间里让你成为本世纪最伟大的作家！……那个混蛋不想离开我。我经常骂他，我用各种脏话骂他。”但加斯东并不介意，因为塞利纳的作品太棒了，值得。
塞利纳流亡丹麦时，加斯东曾试图与他接近，遭到拒绝，但加斯东塞利纳及其在伽利玛出版社出版的《茫茫长夜尽头》一直没有放弃。后来得知他有经纪人，便去做经纪人的思想工作：
“文学界最大名鼎鼎的作家，我都已经有不少。我唯一所缺的，就是塞利纳。为了得到他，该做什么我就会去做什么！”
经纪人把塞利纳的要求和条件提了出来：18％ 的版税，500万法郎预付金，现金支付，保留附属权利，重版他以前的所有小说……这也太离谱了，但加斯东丝毫没有犹豫，马上拿出准备好的合同，签上自己的名字，还给了一张机票，让经纪人赶快坐飞机把这一消息告诉塞利纳。
西默农比塞利纳更难打交道。加斯东经过多次努力，终于把他请到办公室里，恭敬地对他说：“我真的很希望您能成为我们的一个作者。”
“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谈。”西默农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
“您跟法雅尔出版社签了长期合同？”
“没有。我没有签合同。我给他们他想要的东西，但我没有跟他们签合同。我不相信没完没了的合同……”
“很好，很好，”伽利玛轻声说，显然非常满意，“您把现在的事情了结之后能跟我们合作吗？”
“可以，但要看你的条件。”
“啊！那好，我们下星期找家好饭店，好好谈谈！”
“听着，伽利玛先生，”西默农语气坚决地说，“首先，我们永远不会同桌吃饭。我讨厌那种工作餐，在吃饭的时候无话不说，就是不谈工作，然后下次再约同样的工作餐。合同呢，我们在你的办公室里当着你的秘书的面讨论，门要关着，电话不接，我们要在半个小时之内谈妥一切。还有，最主要的一点，我永远不会叫你‘加斯东’，好像大家都这么叫你的。我也永远不会叫你‘我亲爱的朋友’，因为我讨厌这种说法。你给我定一天，定一个时间，我去你办公室，我们把什么都谈妥了。不过，以后，在这之后，如果要更换合同，那应该是你上门来找我了。”
伽利玛呆如木鸡。好像还从来没有哪个作者敢这样跟他说话。尽管西默农大名鼎鼎，他还是没预料到会这样。不过，为了成1929年的伽利玛出版社大事，他不会计较作者的态度的。第二个星期，西默农回来签了“一份惊人的合同”：一年六本书，条件是每本书实现的利润作者和出版商五五分成。闻所未闻！西默农坚持自己的苛刻条件，向加斯东解释说，他对书的收益作过长时间的研究，仔细地算过纸张、印刷、运输、装订和发行的费用，知道出版商最多能获利多少。
他认为自己要一半的利润是有根据的。不管怎么说，要么同意，要么放弃。鉴于自己的作品的受欢迎程度，他可不愿意和随便哪个诗人享受同等待遇。合同的有效期是一年，每12个月更换一次。
也就是说，加斯东要不断地派人寻找西默农签合同，因为他老是在各地旅行……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合作持续了13 年。西默农一共给了加斯东15本书，给出版社带来了巨大的效益，不但给他赢得了殊荣，也替他带来了大批有实力的作者，聚集了人气。
“敢于选择，能够等待：这应该是所有出版人的金科玉律，但还必须有办法……能根据蛛丝马迹，捕捉信息，觉察到初入文坛的作者是否有前途。”加斯东说。一个成功的出版人，一定是个懂得判断书、判断作者的人。而小出版商和大出版家的区别，就在于后者有长远的眼光，能看到作者的未来。加斯东可以出版一本暂时卖得不好的书，因为他相信，只要作者是个真正的作家，总有一天会普鲁斯特及其在伽利玛出版社出版的《追忆似水流年》
得到回报的。他舍得花大价钱培养作者，花时间慢慢地等待大作。
果然，加缪没有让他失望，而他的宽容也让阿尔朗看到了这个出版人的不平凡，“他是本世纪最伟大的一个出版商”。相对于性格和人格魅力，判断力更多是在实践中磨炼出来的。但人是动态的，深受环境的影响，而情况又千变万化，所以加斯东在这方面也不是没有失手过，关键是犯了错误能吸取教训，及时纠正。普鲁斯特写完《追忆似水流年》第一部，曾把书稿送到伽利玛出版社。他的稿子字太大，稿子乱糟糟的，修修改改，还有一些难以理解的字符，根本无法看清。纪德一边翻阅，一边叫苦连天。如果说，诸如“椎骨透明的额头”这样的描写还不曾使他震惊的话，读到整页整页描写在那些时髦者家里吃晚饭的文字时，他终于感到了厌烦，而且，普鲁斯特什么都不让删，于是纪德毫不留情地把书稿毙了，加斯东也没坚持，结果，普鲁斯特只得以自费的方式在其他出版社出版。小说出版后，好评如潮，加斯东这才意识到当时的决定太草率了，他马上去了普鲁斯特家，解释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表达了悔意，之后又频频给他去信，并通过各种关系去游说，终于把普鲁斯特感动了。
最后，加斯东不但拿下了普鲁斯特的新作，而且把他以前的旧作也“赎”了回来。普鲁斯特没有让加斯东失望，他后来获得了龚古尔文学奖，成为20 世纪法国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的《追忆似水流年》也成了20世纪世界文学的经典。
加斯东不光发掘本国作家的作品，也把目光瞄准了外国作家。
出版社曾接到一部从英文翻译过来的美国小说，被审读委员会毙了，然而加斯东很喜欢书中的故事：女主人公斯嘉丽漂亮、虚荣、爱冲动，男主人公瑞德·白希礼则是个充满魅力的下等人。小说的内容非常丰富，佐治亚州的景色描写得让人难忘，爱情、仇恨和战争充满了全书。只是，书太厚了，翻译费都要付不少，定价也肯定不会低。而且，作者玛格丽特·米切尔在法国完全无名。加斯东思考了几个月。他的竞争对手斯多克出版社没有要这本书。作为出版外国文学的主要出版社，斯多克优先得到了这本书，他们对这类书很少会看走眼，他们放弃了这本叫《飘》的小说，把它扔给了同行，这可是个危险的信号。然而，加斯东相信自己的感觉，深信这本书一定能走红。但为了保险起见，他还是让营销部主任也看看稿子，然后两人一起分析卖点。主任跟他一样，信心十足，说出的话吓了他一大跳：“这本书能卖10 万册以上。”“我们打赌？一顿好饭，可不能随便乱找饭店。”加斯东答道。
但另一家出版捷足先登了，已经要走了稿子。此时，加斯东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追回稿子，立即出版。果然，他没有看错。
书追回来出版之后，一共销了数百万册，在法国就卖了80万册。
法国的许多出版商都不喜欢跟版权代理打交道，因为代理更多是从法律和经济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加斯东认为，作者和出版人之间应该建立直接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的。当双方谈得拢合得来，意趣相投，友谊便会替代金钱关系，出版也会顺利得多。说穿了，出版这个行业，其基础是社会关系。
这一点，加斯东比任何人知道得都清楚。为了不遗漏重要的稿子，他四方撒网，到处安插眼线，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跟作者保持联系上。早上，他总是一如既往地给作者写信，这是老传统了。他的信，有时是秘书用打字机打的，但更多是他亲自用钢笔写的。他喜欢在吃饭的时候签合同，常常邀请作者吃饭，喝了一瓶好酒之后什么话都好说了。剩下的时间，如果不用跟编辑开会，不用亲自阅读有疑问的稿子，解决出版社内部的纠纷，他便去看望作者。他的脑子里总在想一个问题：这个作者有才能吗？“才能，用出版商的术语来说，就是他的肚子里有多少本书？”但如何判断？怎么猜测得到呢？嗅觉，本能。但光凭直觉是不够的，还要认真研究书稿，分析市场。所以，当他决定要看稿子时，他会真看，而不满足于“嗅”
或者是粗粗地翻看。无论是批评还是“枪毙”都要具体说明原因。
而且，如果作者是出版社长期的朋友或合作者，那就不能用一封打印的退稿信打发了事。意见必须客观，分析必须到位，如果作者跟他关系铁，他就越发严厉。罗歇·马丁·杜加尔向他征求关于他的剧本《两天的假期》的意见时，就被泼了一盆“冷水”：没有恭维，只有讽刺和批评。人物太做作，写法太艰涩，结构不稳定……接着是最后的判决：写得太快了。可作者写了两年多……马丁·杜加尔很沮丧，但他相信这种批评是中肯的，真诚的。这才是最重要的。
但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能理解他的苦心，也不见得人人都能领他的情。“忘恩负义！”这是加斯东常说的一句话，也是他写得最多的一句话，既用来说明他与某些作家的关系，也用来说明他与出版这个行业的关系。在他的出版生涯中，什么蛮不讲理的人他都遇到过，什么委屈他都受过。他不止一次地想放弃，抛弃，退出，走人。在那些时候，他说他不过是个杂货商，如果能选择，他宁愿去开药铺或铅制品商店，然后在有空的时候，给他喜欢的人出书。当情绪真的跌到低谷时，他会想，他这辈子还不如去画画或写书，留下一件真正的作品，而不仅仅是在商业上获得成功。这时，他的朋友们就知道他的压抑症又犯了……好在这样的时候并不多。
其实，加斯东的天性是很乐观的。“在任何一种行业里，两个人都可以互相沟通。出版界为什么就不能呢？”他把这个原始而有效的原则当作是自己的行事准则。一切都可以考虑，可以商量。
如果所有的作者都像普鲁斯特那样，他的出版生涯将多么快乐！
当然，普鲁斯特也有他的麻烦之处，必须在晚上去拜访他，因为他白天要睡觉。他在小事上纠缠不清，常常到了最后一刻还要改句子。布勒东读他的长条校样都快读疯了，布勒东是由于缺钱才接受这一枯燥乏味的工作。不过，在加斯东看来，那是天才的表现。
那个大作家具有一种常人所没有的天赋，所以显得与众不同。
加斯东为人很随和，没有时间观念，但在付工资给版税方面并不是很大方。矛盾的是，他会给他喜欢的作家，给他所相信的作品以不成比例的数额，那是因为对方的人格魅力战胜了他。他也会付钱给一些什么都没干的人，只想着也许有朝一日能用上这个人，能让他在需要的时候，到处都有帮手和触角。他不会让任何人难堪，尤其是当着第三者的面。如果别人犯了错，往往是他先道歉。
在饭店里，当一个侍应把酒洒在了桌布上，他会先道歉，免得让侍应受老板的责骂。当印刷厂的校对没看出差错时，他总是说：不知道我遇到这种情况会不会也看不出来……
是的，这个人很宽容，所以有他在场，人们就不会受到羞辱，除非别人踩到了他的脚。他喜欢汽车，所有的汽车，用来开，而不是用来炫耀。他喜欢讲排场，喜欢精致的生活，喜欢丰富多彩的生活，但穿衣服会一直穿到衣服破了洞掉了丝，然后换上另一件同样的衣服。毛衣的袖子磨了个洞，他却不让换。他穿着雨衣，蓝色的粗呢上衣穿了好多年，公文包已经过时，雨衣也同样……这是一个没有癖好的男人，只喜欢书、戏剧和女人。他有他的生活习惯，嘴里总是叼着高卢牌香烟，钢笔里总是灌满了蓝墨水。
为了捍卫自己的文学和他所喜爱的作家，他在晚年退出一线工作之后，仍会在每周二的下午５ 点去参加审读委员会的例会。
他着装依旧———蝴蝶结，深蓝色的衣服笔挺，但眼镜的镜片难以遮住他疲惫的目光。他的声音有点沙哑了，不过他很少插话，想让大家尽量把他忘了，因为他已经把权力交给了儿子克洛德。他很清醒，知道自己的优点和弱点。他记忆力还好，但并非天天如此，所以下午才去办公室，司机在固定的时间来接他。他把最好的时间退休后的伽利玛
留给他的朋友、作者与合伙人。
他不喜欢回忆，只对持久的、重要的、能留给后世的东西感兴趣。他完全忘记了自己迈过的沟沟坎坎。错误，他当然犯过，而且不少，但结果是一份在世界上独一无二、普遍得到承认的书目，法国的大作家、大作品几乎尽收其中。
有什么遗憾吗？有些漏网之鱼，还有几个好作者没能拉到社里来，于连·格拉克、弗朗索瓦·莫里亚克……他很希望他们能到他的出版社里来出书，不是为了荣耀，而是想“补齐”书目。他既想这样圆满地画上句号，也想让他的作者们获得更多的荣誉。要知道，自出版社创办到他1975年去世，法国得了11次诺贝尔文学奖，其中有６ 次是他的作者荣获的。他出版的书还获得过27次龚古尔奖、18次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12次联合奖、7次美第奇奖、10 次勒诺多奖、17次菲米娜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