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西
贝内特·瑟夫（Bennett Cerf，1898—1971），美国杰出的出版家，兰登书屋合伙人。出生于纽约曼哈顿一个犹太家庭，1919 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学院，获文学士，翌年获该校新闻学院文学士。早年曾任《纽约论坛报》财经记者和华尔街证券公司职员，1923 年进入出版界，任博尼与利弗莱特出版社（Boniand Liveright，Inc。）副社长。
1925年开始与唐纳德·克劳弗尔（DonaldKlopfer）合伙经营“现代文库”（Modern Libary），1927年与克氏共同创立兰登书屋。1933 年为名著《尤利西斯》在美国解禁发起诉讼，成为美国出版史上的重要事件。在长达40 多年的出版生涯中，瑟夫与詹姆斯·乔伊斯、尤金·奥尼尔、格特鲁德·斯泰因、威廉·福克纳、司各特·菲茨杰拉德、辛克莱·刘易斯等著名作家结下了深厚友谊。他所主持的兰登书屋，从一家小型出版社逐渐发展成全美最具影响力的出版集团之一。
瑟夫还是一位颇有特色的著作家，著有随笔集《欲罢不能》（Try and StopMe）、回忆录《我与兰登书屋》（AtRandom）等。
一
贝内特·瑟夫一生的事业很顺利，自1927年与唐纳德·克劳兰登书屋的社标
弗尔（DonaldKlopfer）合伙创立兰登书屋，及至1970 年退休，这40多年间把一个每年偶尔出版几种珍藏版精装书的小出版社越做越大，逐渐发展成为美国最大的出版集团。他本人也跻身于有史以来最卓越的出版家之列。
兰登（Random），在英文里是“偶尔”、“率意”的意思。当初创业者选择这个词语做社名，好像并没有一种志向远大的抱负，那只是做做看的想法。倘若做不下去，瑟夫和克劳弗尔自然会很快转向别的行业，大萧条之前美国的创业机会很多，没有人会在一棵树上吊死。对于瑟夫来说，出版起初只是一份职业（一份还算喜欢的职业）。1919 年，他刚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毕业，在《纽约论坛报》做了几天证券专栏，很快就做砸了，于是就混在证券市场给经纪人跑腿。后来成了出版大鳄的瑟夫喜欢讲述自己早年的出版志趣，其实那些说法都不能当真。一位成功的出版人必然有一种执著的敬业精神，但是没有必要把它提升到文化抱负上去认识。
就出版业的主体构成而言，20 世纪初叶美国与中国的情形很不一样。除了传统的家族事业（那些老牌出版人多半偏于保守），新入行的出版人也绝非文化精英，美国出版界当时或是日后的一些风云人物都不是什么知名学者或是文化领袖。譬如，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的两位合伙人都是瑟夫在哥伦比亚大学时的同学，那个理查德·西蒙简直不能算是什么文化人，照瑟夫的说法，此人“一年到头读的书不超过三本”。还有贺拉斯·利弗莱特，瑟夫入行之初就是投在他的门下，在瑟夫所著《我与兰登书屋》一书中，那差不多就是一个招摇造势的花花公贝内特·瑟夫回忆录《我与兰登书屋》子，还总是欠着一屁股债。创建克诺夫出版社的阿尔弗雷德·克诺夫，或许是业内最有品位的出版人了，可在别人眼里还只是一个“年轻的犹太新锐”。至于瑟夫本人，也并不具有超人一等的学识和文化理念，他这方面的情况本文后边还要说到。
然而，反观中国现代出版人，像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邹韬奋、巴金、邵洵美……哪一个不是学富五车的大知识分子？即便创办开明书店的章锡琛，或许算不上出类拔萃的知识精英，至少也是高层次文化人，由开明书店主导的所谓“开明派”文化圈，囊括了郑振铎、叶圣陶、夏丏尊、匡互生、朱自清、朱光潜、丰子恺、胡愈之、周建人、王伯祥、周予同、徐调孚等众多著名作家、学者和编辑，实为当日文化教育之中坚力量。
中国的现代出版可以说是文化精英们的事业，一开始就设定了改造社会的文化目标。那些文化人投身出版业不是单纯的职业选择，而是带着传播新文化的重要使命，虽说他们各自的文化意趣和政治意识可能大相径庭。
尽管处于同一时期，中美两国的历史—文化境遇却完全不同，美国的出版业显然不需要承担某种文化重建的使命，故而出版人中间也几乎没有那种登车揽辔的文化领袖角色。在扼述贝内特·瑟夫的出版生涯之前，特意强调此中的分际是为了提示出版业自身的某些特点，以及彼者的一种职业精神。肩负文化使命的出版与相对纯粹的职业化出版之比较，或许可以作为出版史的一个研究课题，不过那不是本文所要承担的任务。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出版之道，这里很难简单地判定孰优孰劣，但是贝内特·瑟夫的经验足以表明，出版业并非天然属于文化精英的事业。尤其在一个正常社会，文化亦是庶民的权利，出版人不会将自己的事业视作争取文化领导权的手段。
二
当然不能说贝内特·瑟夫没有抱负，他自幼熟读《撒克逊劫后英雄略》，16 岁就铁了心要做大亨，经商赚钱是他早年的人生理想。
1915 年，17 岁的瑟夫入读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大学期间他是活跃分子，大一当过校报《旁观者》的编辑，大二又成了校刊《笑话大王》的主编，大四还入选著名学生荣誉团体ΦΒΚ 协会。他毕业时拿到了双学位———哥伦比亚学院文学士和新闻学院文学士。总之，作为名校高材生，他走上社会之前已为未来的人生做了方方面面的铺垫。
大学时期他笔头甚健，写过许多幽默小品式的东西。多年以后，他在《星期六文学评论》开设“业界风向”专栏，介绍图书和出版界状况，那个专栏从20 世纪40 年代初写到50年代中期，连续写了15 年。自1950 年起，他还同时给星期日副刊《周末》写“瑟夫看板”专栏。他的专栏有点像《读者文摘》里常见的文章套路，带点夸张的叙事，不乏美国人的幽默感，后来那些文章还结集出版了。他似乎是有些写作天赋，但是远未达到职业作家的水准。也许是上手太容易了，干脆免了冥思苦吟的工夫，他的写作缺乏某种独辟蹊径的创造力。他一生都是笑话、轶闻和绝妙双关语的爱好者，显然乐观、诙谐是其与生俱来的天性，他所缺少的也许恰是大多数严肃作家所怀有的人生痛感。
写作只是瑟夫的人生客串，多年以后他还经常客串电台（电视）嘉宾和商业演讲人。这是一个精力过人的角色，善于跟人打交道，几乎同时可以应付来自各方面的事务，他身上似乎有着无穷的动力。对于一个亲身创业的出版人来说，那种富于激情和亲和力的性格正是他日后事业成功的基石。
1923 年，瑟夫大学毕业以后已在华尔街混了三四个年头，尚未混出模样，没想到出版业突然找上他了。当时还在利弗莱特出版社（Liveright，Inc。）做发行员的理查德·西蒙打算跟马克斯·舒斯特合伙创业，便将瑟夫引荐给贺拉斯·利弗莱特，去顶替自己的位置。西蒙带他去亚冈昆饭店跟利弗莱特见面，那天的聚会显然给瑟夫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那张著名的圆桌上，他瞥见了多萝西·帕克、罗伯特·舍伍德等文人雅士，后来那些各领风骚的年轻作家居然一个个都成了跟他的人生事业密不可分的人物。
利弗莱特出版社正缺资金，结果瑟夫以两万五千美元的借款谋得了一个副社长的职位。不过，实际上他还是要从发行员做起。
他在利弗莱特出版社干了两年，应该说这是瑟夫进入出版业的学徒时期，从发行渠道到作者圈子，从出版流程到业内人脉关系，要学的东西很多，起步阶段的经验积累日后将使他受用终生。贺拉斯·利弗莱特是一个具有赌徒性格的出版人，眼光敏锐，做事有胆略，却也有些华而不实，后来由于投资演艺业搞砸了，弄得血本无归。瑟夫在他门下的确学到了许多东西。譬如，用人之道，如何选中有成功潜力的人———不管是出版社员工，还是作者；譬如，怎样判断一部书稿———首先是要相信编辑的判断力。尽管利弗莱特是一个小出版社，却有着相当豪华的作者阵容：德莱塞、房龙、尤金·奥尼尔、缪塞尔·亚当斯……这在瑟夫眼前简直就是花团锦簇的一台大戏。
其实，利弗莱特最重要的资产是1917 年创立的“现代文库”
（Modern Libary），一套广泛收辑欧美经典作品的廉价版丛书，是模仿英国的“人人文库”（Everman Libary）而创立的，当时的书目已有上百个品种。瑟夫自己在大学期间就经常使用这套文库里的书，他深知这种已在读者圈里树立起口碑的经典名著丛书是一笔多么宝贵的财富。然而，大举进军演艺业的贺拉斯·利弗莱特此时对手头的出版项目已经有些心猿意马，尽管知道“现代文库”能够带来源源不断的重印利润，却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贺拉斯·利弗莱特三心二意的经营方针把瑟夫弄得心神不定。1925 年春天，瑟夫决定去欧洲看一看。当时，世界出版中心还在欧洲，而英语世界的出版中心自然是英国。在去伦敦之前，他已经萌生了自己创业的念头。启程那天贺拉斯在纽约第49 街的一家酒吧请饭送行，席间趁着贺拉斯大诉资金拮据，瑟夫提出由他收购“现代文库”的建议。这不仅是要挖去贺拉斯的一块心头肉，还不啻向老板挑明了他将自立门户。瑟夫并非一时心血来潮，此前他曾有过几次试探，可是一开口就被贺拉斯轰出办公室。
没想到对方这回直接问起开价多少，债务缠身的贺拉斯此际已是走投无路，只得忍痛割肉。最后，双方谈定了20万美元的转让价格。
瑟夫已先后借给利弗莱特５ 万美元，实际上他只须再出１５ 万就能得手了。他心里非常清楚，如果没有这笔买卖，自己先前借出的那５ 万也打了水漂。可是瑟夫自己拿不出１５ 万美元，他想到了哥伦比亚大学时期的老同学唐纳德·克劳弗尔。于是，克劳弗尔成了合伙人，他俩每人各出１０ 万美元盘下了“现代文库”。瑟夫去英国的轮船当晚十点起锚，这天下午他与利弗莱特匆匆商定了一切转让细节，并草拟了一份备忘录。
三
有了“现代文库”，瑟夫和克劳弗尔的现代文库出版社（Modern Libary，Inc。 ）就开张了。他们雇了６ 个员工，在西五十四街一幢高层商厦租了写字间。事实证明，瑟夫眼光确是一流，不到两年时间他们就赚回了全部投资。当然，他们首先要给“现代文库”作一番改造，剔除少量不合适的品种，列出想要添加的书目，同时对整套丛书做了重新设计。他们请来著名制版专家埃尔默·阿德勒，采“现代文库”书目用新颖装帧材料制作书衣；由德裔设计师吕西安·伯恩哈特设计了“现代文库”的著名标记（一个举着火炬飞翔的少女），由首屈一指的商业美术家洛克威尔·肯特设计了丛书扉页。尽管那些大牌设计师要价不菲，但瑟夫深知精湛的设计对于提升出版品位是至关重要的一步。20 世纪20 年代还没有平装本，“现代文库”的装帧革命开创了一种简洁、雅致的视觉效果，如今无论从哪方面来看，当初围绕着这套丛书的装帧设计都是出版史上的经典之作。
“现代文库”的宣传页
1927年，他们开始拓展出版业务。作为一个精明的出版人，瑟夫首先把目光投向收藏者喜爱的典藏本图书（FinePress Book，或译“限量精装书”）。这类限量发行的精品图书通常都是名家名作，有些还是初版本，书中配有手绘或是版画插图，装帧印刷都十分考究。如果说“现代文库”走的是廉价的平民路线，那么典藏本图书则是小众圈子里的天价宠儿———“现代文库”每种书的定价才九角五分，而典藏本上市价通常都在十几元到几十元（往往很快又会炒至上百美元），其利润空间巨大。当时英国诺萨奇出版社（Nonesuch Press）是出版典藏本最有名的一家出版社，为了争取成为该社在美国的代理商，瑟夫专程去了一趟英国。诺萨奇出版社的老板梅内尔告诉瑟夫，至少有25 个美国出版商来巴结他，想成为他们的代理。由于生意太好做了，其实他们根本不需要代理。
可是瑟夫的真诚居然打动了梅内尔，终于拿到了那份炙手可热的代理权。后来他们还成为小金鸡（GoldenCockerelPress）、螺旋（SpiralPress）、源泉（Fountain Press）、莎士比亚爱好者（Shake speare Head Press）等多家出版社的代理商。
当年2 月，在进军典藏本图书市场的同时，考虑到将不定期地出版“现代文库”以外的图书，瑟夫提议将出版社重新定名为兰登书屋。当时已经成为他和克劳弗尔好朋友的肯特为他们设计了兰登书屋的社标。在印有社标的“兰登书屋一号公告”的书目单上，他们骄傲地宣布兰登书屋将与诺萨奇出版社联合刊行7种限量版典藏图书，其中包括梅尔维尔的《班尼托·西兰诺》和英意对照的《神曲》等。这一年，贝内特·瑟夫的事业正式扬帆启程，当时他才29 岁。
1928 年初，兰登书屋有了单独以自己的名义出版的第一本书，那就是伏尔泰《老实人》的典藏本———由肯特精心制作的插图版，每本书都带有肯特亲笔签名。这部仅印1300 册的典藏本可谓一炮打响，上市当天，标价15 元的书马上就卖到了４５元。瑟夫、克劳弗尔与肯特的合作堪称出版史上的一段佳话，后来肯特还给兰登书屋制作了梅尔维尔《白鲸》典藏本，同样获“现代文库”收入的《萨缪尔·约翰逊传》、《走出非洲》等作品得极大成功。
瑟夫他们的运气不错，兰登书屋的典藏本赶上了20 世纪20年代黄金时期的最后两年。1929年股市大崩盘，使得图书收藏热骤然消退，原来售价200元的《福尔赛世家》初版典藏本，一下跌到20元，跟股市一样跌了90％ 。可是经济危机并没有阻碍兰登书屋的发展势头，因为他们并非仅靠典藏本那一张牌。瑟夫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
虽然限量精装书市场随着股市崩盘而一落千丈，我们毕竟还有“现代文库”，可以出低价书，所以即便在大萧条时期，我们的日子还很好过。事实上，我们每年都向前发展一点，从来没有出现过倒退。每隔半年，我们往丛书中添加五六个新品种。出版业一向比较稳定。即便在经济过热，有钱人在旅游、夜总会、高档戏院之类的娱乐上大把挥霍的时候，书业也不会骤热。无论如何，爱书的人一般不会沉溺于无节制的投机。同理，所有行业全线崩溃时，书籍又成为一种最便宜的娱乐方式。所以，“现代文库”颇为辉煌地度过了大萧条时代。
瑟夫道出了出版业的一条黄金定律：30年代的大萧条也好，40年代的二战也好，乃至五六十年代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20世纪所有的大风大浪最终都成了出版业发展的驱动力。
四
一手是廉价的“现代文库”，一手是高价的典藏本，从普罗大众到各路书斋玩家都一网打尽，看上去像是高低通吃的意思。然而，作为一家处于起步阶段的小出版社，兰登书屋这样做市场倒是基于某种十分合理的定位，因为无论文库本还是典藏本都是瞄准了经典作品这块市场。经典作品不像原创性作品那样需要大张旗鼓做市场推广，从广告宣传到安排作者巡回演讲那些开销不菲的繁文缛节多半可以省去，实在是一种低成本运作模式。其实，就作者资源和版权资源而言，兰登书屋当时尚未具备做原创书的实力。
从利弗莱特出版社买过来的“现代文库”本身已经包含了作品使用权，而典藏本的版权使用问题则是由合作方（诺萨奇出版社等）解决的，他们自己单独出版的品种只是像《老实人》这样早已进入公有领域的作品。在创业之初，年轻的瑟夫有这样一种务实精神倒也是难能可贵。
当然，瑟夫不会长期满足于这种小打小闹。他总有一天要做原创书，所以他早就在争取作者和版权资源了。1928 年春，瑟夫为此专门去了一趟英国，其实那趟欧洲之行真正的目的地是意大利佛罗伦萨，他去那儿拜访了Ｄ·Ｈ·劳伦斯和诺曼·道格拉斯那样的大作家。瑟夫做事往往有一种未雨绸缪的考虑，他跟许多作家和出版商都是先有交谊而后才有交易。1933 年，利弗莱特去世前数月他的出版社就倒闭了。于是，那些与利弗莱特出版社签约的重要作家成了各家出版社争夺的对象，其中最大牌的就是尤金·奥尼尔了。当其他出版商还在围着奥尼尔的代理人理查德·马登团团转，瑟夫已经和奥尼尔本人握手成交。当年秋天他们就推出了奥尼尔的两部新作《啊，荒野！》和《无尽的岁月》。从这一年开始，兰登书屋在原创书领域迈开了坚实的步伐。这时候他们已经将许多重要作家揽于旗下，从前卫诗人罗宾逊·杰弗斯到畅销书作家山姆·亚当斯，等等。
贝内特·瑟夫（坐者）在兰登书屋
瑟夫每一步都走得很稳，其行事风格一向是稳健推进，不过偶尔也会使出某种险中求胜的奇招，譬如为争取出版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就是一个著名案例。《尤利西斯》这部巨作曾于1918—1920年在美国《小评论》杂志连载过若干章节，因某些团体诉以“淫秽”
之名被法院喝止，此后在美国一直被列为禁书。瑟夫在1932 年3月作出了一个冒险的决定，要为争取该书解禁打一场官司。他做了周密的计划，先要拿到乔伊斯的授权，一旦官司赢了，他就立马将《尤利西斯》推向市场。
首先是找一位有能耐的大律师来为《尤利西斯》解禁打官司。
瑟夫看中了大名鼎鼎的莫里斯·恩斯特，可兰登书屋付不起人家的天价律师费，瑟夫直截了当告诉对方：如果官司打赢了他就能够终生抽取《尤利西斯》的一部分版税。果如瑟夫所料，恩斯特一口答应。瑟夫后来跟人解释恩斯特何以甘愿跟兰登书屋共担风险———“他跟我一样喜欢出风头。”
跟律师一说好，就要跟乔伊斯签约。瑟夫飞到巴黎去跟乔伊斯见面，在塞纳河左岸的莎士比亚书店，他们谈定了一切细节，包括１５％ 的版税率。瑟夫先给了乔伊斯1500 美金，约定《尤利西斯》若能合法出版，这笔钱就算是预付金，如果官司输了，这笔钱乔伊斯无须归还。走到这一步还是赌一把的意思，而乔伊斯一直认为他搞不定。
接下去就是进入打官司的技术层面。经验老到的恩斯特深知法官的倾向性对此案裁决至关重要，故意将诉讼时间安排在具有乔伊斯及其在兰登书屋出版的文学巨著《尤利西斯》
自由主义声誉的伍尔塞法官在纽约出庭的日子。接下去的问题是，如何让阿诺德·贝内特、埃德蒙·威尔逊等评论界大腕对《尤利西斯》的赞誉成为呈堂证供？因为当时的美国法庭不允许当庭引述外界的评论，他们便设法将那些评论文章连同一本作为证据的巴黎出版的《尤利西斯》一起进入法庭。这个颇费周折的诉讼说起来还真有些复杂，瑟夫安排自己的一位员工带着那本鼓鼓囊囊的《尤利西斯》（里边贴满了评论文章）乘船去欧洲，再携书乘船回来，故意让纽约海关查扣———这样一来，那本书既是诉讼的理由，又成了呈堂证物。
一场精心策划的诉讼前后折腾了将近两年光景，最后终于大获全胜。伍尔塞法官在那份著名的判决书上给出了结论：《尤利西斯》并非淫秽之作，而是“为了创造一种崭新的文学手法来观察、描绘人类而作出的严肃而认真的尝试”。在终审法院驳回辩方上诉后，兰登书屋很快出版了《尤利西斯》，那已是1934 年1 月了。这本超级畅销书不但让瑟夫赚了个盘满钵满，还使他成了全美出版界的风云人物———由于瑟夫的胆略和智慧，不仅改变了法律判决，也整个儿改变了主流社会的评价标准。
五
出版界有一句老生常谈：读者和作者乃衣食父母。其中道理甚明，只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读者或许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作者却是一个个需要直接面对的对象———尤其那些成名作家，性格中自负、傲慢乃至怪诞的因素很可能已处于膨胀状态。瑟夫刚离开利弗莱特出版社时，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亲睹德莱塞如何耍大牌的情形。当时利弗莱特在好莱坞替德莱塞把《美国悲剧》那部小说卖了个好价钱，兴冲冲地带瑟夫去一家餐厅跟作家见面。说话间利弗莱特提起自己那份高额佣金，德莱塞居然不认账，端起一杯热腾腾的咖啡就泼到对方脸上。他先前之所以答应利弗莱特的抽成，是不相信能做成这笔交易。
当德莱塞起身扬长而去，利弗莱特站在那儿拿手绢擦着身上的咖啡汁，一边跟瑟夫说：“贝内特，记住这个教训吧，每个作者都是狗娘养的！”
也许是瑟夫天生就有一副讨人喜欢的性格，他跟众多作家的交往中从未遭遇利弗莱特这般狼狈的局面。不过，他需要付出极大的诚意与耐心，有时甚至需要鞍前马后地替作家打理各种杂事。
譬如，福克纳要去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文学奖，他得给人家准备好出席盛典的礼服。尽管福克纳觉得那套礼服在欧洲人面前显得老土，却还是硬要作为纪念品带回家了———那可是瑟夫租来的行头。这类有趣的小事情在瑟夫的回忆录中比比皆是。1934 年秋天，瑟夫邀请旅居巴黎的格特鲁德·斯泰因小姐回了一趟美国，结果人家一来就把他搞得疲于奔命。瑟夫写道：“我们送她去亚冈昆饭店，她马上就告诉我想见哪些人。她在纽约的两三个星期里，我成了他的奴隶。她把我像小听差一样随意使唤。”他得安排斯泰因去白宫度周末，去国家广播公司做访谈节目，去各处巡回演讲……当然，这番劳累自有回报，这以后兰登书屋就成了斯泰因所有著作的指定出版社。
奥尼尔及其在兰登书屋出版的剧作《送冰人来了》
瑟夫与奥尼尔的交往始终有一种让他感到心旷神怡的愉悦，正如评论家马尔科姆·考利所说，奥尼尔身上自有一种罕见的特殊魅力。然而，也跟任何作家一样，奥尼尔同样需要别人去适应他。瑟夫颇有感触地说：“与任何剧作家或小说家在一起的时间中，通常有百分之六十到八十是用于谈论他的作品。显然，作家喜欢谈自己，出版人要做的事就是让他说。”好在奥尼尔的言谈总是那么吸引人，瑟夫愿意听他反反复复的讲述。一位成功的出版人跟一位伟大作家的友谊总是会留下一段佳话，瑟夫对奥尼尔遗作《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的处理方式就是一个令人称道的事例。奥尼尔生前将那部自传性剧本的手稿托付给兰登书屋，并亲笔写下自己的要求：此书须在他去世25 年之后才能出版。瑟夫把手稿锁进保险箱，打算完全按作者意愿处理。但奥尼尔去世不久，其遗孀卡罗塔要求立即出版这个剧本，否则要把剧本退还给她，因为这部手稿已是她合法继承的遗产。瑟夫不肯背叛奥尼尔的遗嘱，只得将手稿退还给卡罗塔。很快，耶鲁大学出版社就出版了这个剧本，那是一本令人瞩目的畅销书。瑟夫说：“我并不为我们在这件事上所采取的立场而感到后悔，因为我至今仍然认为，我们是对的。”
当然，认真对待作者总是会有回报。1945年，伊利诺伊州有个姑娘给兰登书屋寄来一部书稿，是写有关乱伦的故事，而作者的写作技巧显然还不足以驾驭如此复杂的主题。兰登书屋的编辑给她写了一封很长的退稿信，恳切地分析了书稿哪些部分写得好，哪些部分写得不好。显然这番诚意感动了那位作者，让她改变了对出版业的某些偏见。她向兰登书屋推荐了自己一位邻居的“非同寻常”的书稿，那就是玛丽·沃德的《蛇坑》。第二年这本书一出版就成了畅销书。瑟夫不无感慨地说：“出版的乐趣在于发现完全陌生的新人，出版它的书，然后做适当的宣传推广……看着他一夜成名。当然，这时候这个作家很可能就去了好莱坞，你从此再也看不到他了。但即便如此，整个过程还是十分刺激。”
对于挖掘新人这件事，瑟夫永远有一种孜孜不倦的劲头。早在20 世纪30年代中期他就发现了威廉·萨拉扬、巴德·舒尔博格和欧文·肖，当时他们还是毫无名气的年轻作者，兰登书屋出版了他们的处女作。说到瑟夫是怎样发现舒尔博格的，简直有些让人匪夷所思，他是从一篇关于采石工人罢工的报道中看出舒尔博格的巨大潜能，当时这个年轻人只是给达特茅斯学院的学生报纸写稿。瑟夫约他来出版社面谈，鼓励他写书。结果舒尔博格的第一部小说《山米为何奔跑》就获得了巨大成功。他后来创作的电影剧本《码头风云》是电影史上最经典的作品之一，兰登书屋出版了由他剧本改编的小说《码头》。
在二战最残酷的岁月里，兴起了一股以战争为主题的写作风潮。瑟夫成功地抓住了其中一些最出色的作者。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广播公司记者塞西尔·布朗关于远东战事的报道引起了瑟夫周围一些人的关注，瑟夫听说后马上给布朗发电报说“我们要出你的书”，于是他们拿到了《从苏伊士运河到新加坡》那本热门书。稍后他们出版了一本更加畅销的《瓜岛日记》，作者特雷加斯奇斯也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战地记者。但是作者知道自己这本书的价值，委托版代准备了多份拷贝，同时送给9 家出版社竞标。瑟夫接到书稿连夜读完，第二天一早就与版代签约，结果这本书成了兰登书屋有史以来首印量最高的书。
发掘新人需要的是眼光与决断力，而处理与那些大牌作家的关系则要复杂得多，其实很少有出版人能够像瑟夫那样游刃有余地周旋其间。他在需要坚持原则的时候绝不妥协，却也往往有一些不失人情味的做法。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辛克莱·刘易斯后半生的所有作品都在兰登书屋出版，瑟夫有时就被他纠缠得喘不过气来。刘易斯最后一部小说《世界如此宽广》（原名《露西·杰德》）写得很糟，瑟夫就逼着他修改。那是刘易斯生命的最后两年，他去了意大利，在那儿折腾了一年多终于改写完了，其实还是没有写好。兰登书屋在他去世后迅速出版了那部遗作，自然是恶评如潮。
瑟夫在回忆录里解释说：
他最后的两部小说写得都很差，本不该出版，但你如何让一位曾经成功的作家在他仍然愿意写作的时候停止写作？在这些情况下评论家总是怪罪于出版者，说我们没有拒绝某个作家的这部或那部作品，反而害了他。但是每个熟悉文学世界的人都应该知道，即便我们退了某个名气很大的作家的书稿，总有别家出版社出版它，而我们也将因此破坏了我们与作家可能已经很密切的长期合作关系。
顾惜与作家的“长期合作关系”，瑟夫的老派人作风充分印证了一个出版人的卓越品质，这种关系不仅仅是书稿交易，同样考验着友谊与忠诚，道德与良知。在出版人与作家的关系中，有一个始终令人困扰的财务问题，那就是作者的高额预付金。瑟夫在书里写道：
你经常会在付出一大笔预付金之后，没有任何回报。这是做出版的风险之一，出版人必须要有心理准备，仅兰登书屋一家出版社，大约已经损失了一百万元预付金（笔者按，这是截至20 世纪60 年代末的数据），因为交来的书稿没法出版，或者书稿根本没有写出来———作者拿到预付金就开溜了。多萝西·帕克临死前还拿了好几家出版社的约稿预付金，而她根本不想写。像许多作者一样，她把出版社当成了猎物。
但是作家并不都像多萝西·帕克那样无赖，被誉为“现代侦探小说之父”的达希尔·哈米特（《马耳他之鹰》的作者）晚年就主动退还兰登书屋预付的5000 美金，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瑟夫很有感触地说：“你会碰到诚实的作者，也会碰到骗子。在这一点上，作家与其他行业的人并没有什么区别。”
六
对于一个叱咤风云的出版人来说，瑟夫的学识和艺术修养显然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准。许多事例证明，他是以诚实品格和幽默天性弥补自己所有的欠缺。譬如，兰登书屋出版过格特鲁特·斯泰因的许多书，实际上瑟夫几乎看不懂这位前卫作家的东西，而且也毫不掩饰地承认这一点。在斯泰因一本新书的勒口上，印了一则瑟夫署名的“出版者告白”：
这个位置通常用来简单介绍书的内容，但对这本书，我必须坦率地承认，我不知道斯泰因小姐在说什么，我连书名都看不懂。
我非常尊敬斯泰因小姐，也很喜欢出版她的书，虽然大部分时候我看不懂她的思路。斯泰因小姐告诉我，那是因为我是个笨蛋。
……
瑟夫也曾因自己的谫陋而大出其糗。兰登书屋在出版一本关于柴可夫斯基的传记读物时，本来考虑采用插图，但所有送来的样稿都被他否定了。这时，有人出了个鬼主意作弄了他一下：
一天午后，我回到办公室，发现桌子上摆着六幅小小的素描，还有一张鲍勃（笔者按，即罗伯特·哈斯，当时因兼并而成为兰登书屋合伙人）留下的便条：“你认为这些怎样？”我匆匆看完，便穿过走廊来到鲍勃的办公室，他不在，我就写了张条子：“它们臭不可闻。”并签上我的名字放在他桌子上。鲍勃美美地报复了我一把。他迫不及待地跑来告诉我这些素描是伦勃朗画的……
因为以前瑟夫曾作弄过罗伯特·哈斯，这里故有“报复”一说。把伦勃朗的素描说成“臭不可闻”，应该不是看走眼之类的说法所能解释，但瑟夫在回忆录里提到这事儿就像拿别人开涮似的。
应该指出，瑟夫这种诚实的品质同样表现在他的生意经上。
1925 年，瑟夫刚刚自立门户时和克劳弗尔一起去拜访阿尔弗雷德·克诺夫，对方提到“现代文库”收入威廉·赫德森《绿厦》一书侵犯了他们的版权。按说这事情跟自己无关，应该追究的是利弗莱特出版社，但是瑟夫还是愿意支付对方版税（他给出的版税率克诺夫认为很公道）。其实，这是一个很难诉讼的版权纠纷———作者是英国人，几年前刚故世，其作品在美国的版权归属并不十分明确。
瑟夫这样做是给自己塑造正派出版人的形象，当然他内心确是沿循着一种公平公正的做事原则。所以，克诺夫对瑟夫印象很好，后来克诺夫还向兰登书屋提供了托马斯·曼的《魔山》、薇拉·凯瑟的《大主教之死》、纪德的《伪币制造者》等名作的版权。
1930 年，兰登书屋的书开始入选“每月之书”俱乐部的批销书目，按约定俱乐部选中某本书都要先预付一笔保证金。当时“每月之书”还刚起步，他们为兰登书屋的《白鲸》开出的保证金是５ ０００美元。可是过了一个星期，俱乐部觉得原先约定的保证金数额太少，又寄来一张5000 美元的支票。信守合约的瑟夫执意退回支票，结果人家又将支票寄来，他们再退回去……双方如此谦让的情形根本不像是在做生意，最后他们在餐桌上解决了问题，那额外的５ ０００ 美元两家对半分，一顿饭吃下来彼此像是成了生死之交。瑟夫说：“在人们公平公正时，每个人做事都很顺利。这是我一生遵循的信条。如果你赚了钱，要让别人也赚……如果你能把事情办得人人都得到好处，这才是理想的生意经。”
兰登书屋版《白鲸》及其作者赫尔曼·梅尔维尔除了诚实、诚信，出版人最重要的品质就是维护言论自由的信念。也许，瑟夫为《尤利西斯》在美国解禁所作的一切努力足以证明他有这份担当，不过《尤利西斯》只是艺术上的越情违俗，并不涉及政治问题。真正让瑟夫感到头痛的是埃兹拉·庞德，这位大诗人二战期间在罗马电台发表法西斯言论，已被美国人视为叛国者。
1942年，兰登书屋请了两位著名诗人编选《英美著名诗选》，为是否选入庞德的诗歌、他们内部有过激烈争辩，当时由于瑟夫坚持“政治正确”的干预，庞德被排除在外。然而，该书编选者和几乎所有的重要评论家都反对瑟夫的做法，认为这种因人废文的政治审查完全违背了出版自由的社会准则。好在瑟夫非常善于根据相反意见去矫正自己的偏狭，他向编选者做了道歉，随后在该书第二次印刷时就补入了庞德的作品。
瑟夫本质上是一个心怀宽广的人，无论政治立场还是文化趣味，他本人都算是自由主义者。然而，20 世纪50 年代初兰登书屋偏偏出版了惠特克·钱伯斯关于希斯案的《作证》一书。起初，由于钱伯斯在国会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指控阿尔杰·希斯（希斯案后来成为麦卡锡法案的导火索），瑟夫对这位作者相当反感，但是读了书稿，发觉写得非常好。他还广泛听取身边左翼和右翼朋友们的意见，最后得出结论是，“应该出版这本书，让读者自己去判断”。自由主义者在政治上通常是中间偏左，故而兰登书屋被许多人认为是左派出版社，但事实上他们并不拒绝来自保守主义立场的东西，在出版了《作证》之后，他们又推出唐·怀特海的《联邦调查局故事》，那是一本官方认可的书，作者被获准大量使用ＦＢＩ 的秘密档案。显然，瑟夫认为读者（公众）有权知悉官方做了什么，以及他们想说什么。
与女作家安·兰德（Ayn Rand）的交往最能说明瑟夫那种价值中立态度。兰德喜欢在小说中表现所谓“理性的利己主义”的哲学理论，此前她在别的出版社出版的小说《源泉》（The Fountainhead）引起很大争议。在瑟夫看来，她那套惊世骇俗的政治哲学观是“不正常的”（这大概只是一个委婉的说法）。而她恰恰听人说兰登书屋是站在左派一边的，不会出她的书。可是瑟夫却告诉她：“兰德小姐，如果我们出版您的书，请放心，没人会审查您。请放手写吧，至少写写小说，我们都会出版，不管我们是不是赞同书的内容。”
1957 年，兰登书屋出版了她的《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一个虚构的美国版“国进民退”的故事。她在小说中想象，由于企业家开始集体罢工，美国的经济乃至整个社会怎样走向崩溃，而政府趁势接管了大批产业，施以更加严格的控制……尽管评论界一片骂声，美国人还就喜欢读这样的东西，这书首印１０ 万册立刻告罄，后来一印再印，至今还颇有市场。1991 年《纽约时报》book notes专栏的一项国内读者调查表明，《阿特拉斯耸耸肩》竟被列为有史以来影响力仅次于圣经的书籍。
瑟夫并非没有自己的眼光，但他知道不能以自己的喜恶决定出版什么和不出版什么，也从来不以自己的见解去影响读者与作者。终其一生，他恪守自由主义的出版信念和公平公正的做事原则。从1959 年兰登书屋成为上市公司开始（翌年又兼并了克诺夫出版社），它就成了真正的大出版社，作为掌控这样一家巨无霸文化产业的社会名人，瑟夫从来没有梦想过自己要成为某种文化领袖，他知道恺撒跟上帝不会是一个角色。
（文中所引贝内特·瑟夫言论均出自《我与兰登书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一书。感谢该书中文版权持有人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有限公司和译者彭伦先生慨允笔者引述其中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