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诸葛亮进入刘备集团以后，其地位和权力是逐步上升和提高的。其实，刘备对诸葛亮并非一开始就推心置腹。在刘备称帝前后，关羽、张飞的地位均高于诸葛亮，其他如赵云、庞统、黄忠、马超等人的地位亦不低于诸葛亮，正如大多数史家所指出的：刘备与关羽、张飞的关系比之于诸葛亮显然要更进一层。这对于一心欲谋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诸葛亮来说，这个排他性极强的小圈子是他仕途上的严重障碍之一。关羽一直瞧不上士大夫，赤壁之战后对诸葛亮很是嫉妒。关羽骄横跋扈是出了名的，对此史书多有记载。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攻益州，西凉马超来投，马超是当时颇具声望的虎将，刘备得到他喜出望外，即封他为平西将军，位同关羽。远在荆州的关羽闻之极为不满，当即写信给诸葛亮，“问超人才蜀中可比类”，诸葛亮写信答称，马超“雄烈过人，一世之杰”，“当与翼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关羽）之绝伦逸群也”。关羽阅信后，扬扬自得，将信“以示宾客”。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自称关中王，想重用黄忠为后将军。但又怕关羽不高兴，于是派费诗去关羽的住处，同时拜关羽为前将军。但是关羽听了此事之后十分生气，说“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不肯受拜。关羽如此狂妄，诸葛亮为何不加以制止，反而要曲意逢迎，讨其欢心呢？这正是诸葛亮工于心计、深藏不露之处。亮、羽二人的关系如何，史书无明文记载。然细加考察，亦可略窥一二。诸葛亮初出茅庐，刘备“与亮情好日密，关羽、张飞等不悦”。
赤壁之战，诸葛亮建立奇功，不仅巩固了他在刘备集团中的地位，而且树立了一定的威信，使关、张等人再也不敢小瞧他。但是关羽却由过去的轻视变成了嫉妒，王夫之对此看得十分清楚，他说：“昭烈之败于长坂，羽军独全，曹操渡江，不能以一矢相加遗。而诸葛公东使，鲁肃西结，遂定二国之交，资孙氏以破曹，羽不能有功，而功出于亮。刘曰：‘朝廷养兵三十年，而大功出一儒生。’羽于是以忌诸葛者忌肃，因之忌吴，而葛、鲁之成谋，遂为之灭裂而不可复收。”
襄樊之战，不失为诸葛亮除掉关羽的一个好机会。诸葛亮为何想除掉关羽？这和关羽的性格有极大的关系。关羽和张飞的性格截然不同，史书上说：“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意思是说，张飞虽然不善待士卒，但对有才能的士大夫非常敬佩尊重，而关羽虽然爱抚士卒，但却对士大夫始终心存芥蒂，盛气凌人。诸葛亮作为刘备集团中的头号士大夫，当然也在其中。诸葛亮对关羽目空一切的性格十分清楚，然而顾虑其与刘备“恩若兄弟”的特殊关系，加之自己投奔刘备的时间要比关羽晚得多，官职也比关羽低，故不得不虚与委蛇，巧为周旋。诸葛亮考虑的是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就是等待时机除掉关羽。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关羽贸然发动襄樊战役，诸葛亮在这样的大好机会来临之时当然不会去提醒对战局“疏慢”的刘备。
也有一种观点认为欲置关羽于死地的是刘备。深恐易世不能驾驭而诛杀功臣，是大多君主都无法避免的，刘备同样不能例外。在刘禅即位以后，诸葛亮曾上表以“诽谤先帝”的罪名将长水校尉廖立废为庶民，廖立在当时并不是重要人物，但在关乎关羽败亡一事上却是一个极其微妙的角色。
吕蒙袭击南三郡时，廖立弃城逃回成都，只因他与刘备素来交情颇深，故免于重责。后主刘禅即位后，廖立认为自己的官阶配不上自己的才智，遂怏怏不乐，对先帝刘备大为不满。廖立认为，关羽并没有统帅的气度，往往只凭自己的武力与敌人战斗，同时在作战上也没有一定的规则。
关羽虽然有诸多缺点，刘备却仍然将他放在荆州这个极其危险的地方，显然是有意为之，结果直接导致“关侯身死无孑遗”（见《三国志·蜀书·廖立传》）。《三国志集解》在《三国志》此段文后有注解，认为廖立“此难忿言，然当日情势实如此”。这可以作为确认廖立言论真实性的一个佐证。由此可见，刘备对关羽如此安排，除了“易世难御”的理由，再没有其他更好的解释了。
《三国志》中记载，关羽“性颇自负，好凌人”，“骄于士大夫”，并且“始有大功，志骄意逸”，性格上的缺陷，使得他与刘备难免发生龃龉。例如《三国志》引《蜀记》的一段记载：“初，刘备在许（许都）与曹公共猎，猎中众散，羽劝备杀公，备不从。及在夏口飘摇江渚，羽曰：‘往日猎中若从羽言，可无今日之困。’备曰：‘是时亦为国家惜之耳！若天道辅正，安知此不为福焉？’”当日因为曹操南征，关羽随刘备辗转漂流，十分狼狈，因此关羽责备刘备当初不听他的劝说杀了曹操，刘备则以“为国家惜之”搪塞过去。
裴松之作注时说，刘备以此为借口，并非出于本心，随后他在书中写下理由。他认为，刘备在围猎事件之后，就参与了董承等人谋划刺杀曹操的活动，只是后来计划泄露而未遂，如果刘备真诚地为国家而惜曹操，何至于事后又谋划刺杀曹操？
接着裴松之说，刘备之所以没有听从关羽的建议在当日的猎阵中诛杀曹操，真正原因在于忌惮曹阿瞒的心腹亲戚，“曹虽可杀，身必不免，故以计而止，何惜之有”。后来刘备在夏口对关羽说的话，裴松之也认为是“故托为雅言耳”，言下之意，就是说漂亮话了。刘备当时也很清楚，关羽的抱怨有一定的道理，然而当时情况危急，刘备显然不愿意再和关羽发生不快而导致两人关系紧张，因此也只能以“安知此不为福焉”开脱过去，作一下自我安慰。
刘备进位为汉中王之后，关羽实际上成为蜀汉集团中地位仅次于刘备的第二号人物，非但“易世难以驾驭”，即使刘备本人，也常常“驾驭”不了。关羽虽然“骄于士大夫”，但他却善养士卒，刘备集团的精兵有很大一部分掌握在关羽手里。《蜀书·诸葛亮传》记载诸葛亮游说东吴时称，“豫州军虽败于长坂，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
由此可见，赤壁之战前，刘备的军队组成，大致分为关羽和刘琦两部，其中的精锐部分，由关羽掌握，约为全部兵力的一半；而刘琦的军队，当时尚未由刘备完全掌控，因此关羽的兵力是当时力量微弱的刘备势力的主要力量。后曹操败退，刘备入川，关羽一直留镇荆州，官阶迁至前将军，假节钺。按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册，关羽镇守的荆州，在诸葛亮南征收服孟获之前，面积占刘备集团统辖领土的二分之一。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关羽攻樊城，于禁、庞德全军覆没，此时群盗遥受关羽印号，为其支党，“羽威震华夏”。即便曹魏众臣也都称蜀汉“名将唯羽”，同刘备在巴郡受挫相比，关羽已很明显地造成了功高震主的局面。
面对这种情况，刘备自然会对关羽有所顾忌。因此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事实上，刘备采取的相应措施是可以在《三国志》中寻到些许线索的。表面上，他让关羽总督荆州且假节钺，作为荆州的最高长官；实际上，荆州重镇江陵、公安却分别委任南郡太守糜芳与将军傅士仁驻防。糜芳为刘备夫人的兄弟，傅士仁为刘备的同乡，两人又同样不以能力见称。然而糜、傅二人所驻守的江陵与公安均为南郡重镇，其中江陵即为荆州治所。
在关羽进行北伐时，南郡成为距关羽最近的后方，后来关羽兵败的麦城，即在南郡内。何以让这两个并无多大能力的人驻守军事要地，且是荆州核心呢？这在军事上无论如何都是难以解释的，因而也只有用政治原因才能说通，即让糜、傅二人作为“监军”监视关羽。这样也就可以解释为何关羽与二将素来不睦，甚至当众宣称要“治之”，却又在北伐时将整个后方交给二人而无他法了。而糜芳、傅士仁二将明知关羽“轻己”，却仍然敢在关羽与曹仁相据时抗命不“供给军资”，并且“不悉相救”。除此二人外，荆州后方另一位官员，即在刘备入川时“留典州事”的荆州治中从事潘也素与关羽不睦。这样的人事安排，显见刘备对关羽极不放心，有意对其多加掣肘。
除此之外，在关羽北伐长达五个月的时间中，蜀中未曾有所援助，甚至不予配合。当日关羽围樊城、襄阳，曾命令驻扎上庸的孟达、刘封发兵救助，但二人以“山郡初附，未可动摇”为托词，拒绝出兵（《蜀书·刘封传》）。而刘备当初之所以攻取上庸，其目的本来就在于方便北伐。只是关羽的北伐并非出于益州方面的安排，甚至可能是自作主张。因此，在关羽进军北伐之后，刘备未作任何反应，采取了观望的态度。
作为汉中王的刘备，并不希望出现关羽“尾大不掉”的局面，如姚范所言，实在是“忌羽之成功”，故未发兵援助，也没有按照诸葛亮在隆中提出的计划，“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蜀书·诸葛亮传》）。刘备原以为，关羽在曹仁处受挫，自然就会撤退，但他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孙权会在后方进行偷袭，所以未加防范，直接导致关羽“身死无孑遗”。
其实在诸葛亮的隆中计划中，必须注意到这位军师的用词，如“天下有变”，则应当是刘备“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而关羽的军事行动，显然不是出自刘备的命令。
关羽为何会被神化
在中国历史上，死后建庙并能享受祭祀者为数不少，其中最显眼的莫过于孔子和关羽了。孔庙中供奉的人物为儒学鼻祖，万世师表，孔子又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泽被后人，功莫大焉，理应享受一点儿香火。而关帝庙的主人关羽本是一介武夫，论德，不能“德配天地”；论能，只会打打杀杀；论绩，只限于蜀汉小国；论才，是被杀了头的败将。他为何能享受这份殊荣？他是怎样变成神的？又怎么能被神化到了这种程度？
他在生前获得的爵位是“汉寿亭侯”。这是曹操代表中央政府特意加封给他的，带有明显的笼络色彩，显然高抬了关羽的级别。蜀汉政权给他的谥号为“壮缪侯”。按照古代谥法来说，武而不遂，死于原野曰壮；名与实乖曰缪。严格说来这个谥号并非美谥，几乎是在挖苦这位“五虎上将”了。
由此看来，不管是关羽同时代人对他的评价，还是他生前获得的封号和死后追赠的谥号，都没有超过当时的一些杰出人物，可是为什么人们对他的崇拜在不断升级呢？关羽到底是怎样超凡入圣的？又是怎样由人变神的呢？
在关羽死后的几百年里，人们并没有把他当回事，至少没有把他看成是值得尊崇的人物，更没有当做神灵加以供奉。直到南北朝时，关羽作为军人们学习的榜样，才有了相当的群众基础，特别是他的效忠精神和重情义的品格，受到人们一致的赏识与推崇，关羽渐渐开始受到重视。并且各地先后出现了关羽“显圣”的传说，于是人们对他的迷信日益加深，还给他专门建立了庙堂。
关羽进入了庙堂，自然要有封号。据明人孙承泽《春明梦余录》等史料记载，北宋的宋徽宗在此事上表现得最为积极。崇宁元年（1102年），先追封关羽为“忠直公”，不久又改封为“崇宁真君”，再加封其为“昭武安王”和“义勇武安王”；宋高宗也不甘落后，觉得这些封号不足以表现其功绩，在建炎二年（1128年），重新封其为“壮缪义勇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年）再改封为“英济王”。到了元代，势头不减，元文宗进一步加封关羽为“显灵义勇武安显灵英灵王”。明朝时，关羽更加走红，晋爵为帝。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秋，封其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
到了清代，关羽更是高步云端，几个皇帝屡屡对其进行加封，最后的封号是“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头衔长达二十六字，被抬到令人眩晕的高度。据资料记载，从北宋末年至清代，先后有十五个皇帝为关羽加官晋衔，使其封号由侯而公，公而王，王而帝，帝而圣，圣而天，可谓步步青云，褒赏无限，这位关老爷真是得意极了！
从以上不难看出，关羽从南北朝开始被尊崇，隋唐之际立庙祭祀，宋元两代确立成神，明清时期被无限抬高，使得这个生前并不多么体面的关二爷，竟然可以与孔老夫子比肩，文庙武庙同列。以至于祭用太牢，舞用八佾，避讳名字，香火不断。真正达到了超凡入圣、脱凡成神的地步。
关羽成为受人朝拜的圣人也与《三国演义》的出现有密切的关系。《三国演义》自元末明初出现后，至明代中叶流传已十分广泛，对社会各阶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关羽的忠义形象也因此深入人心。正因为《三国演义》中塑造的关羽形象如此深入人心，明清时的人，无论是士大夫还是庶民百姓，在崇拜关羽时就很容易将书中的形象附加于对关羽的崇拜之中，使关羽性格中的忠义因素更为突出。
随着《三国演义》及其塑造的关羽形象在社会上产生的广泛影响，关羽在官方祀典中的地位在明中叶以后日渐提高。这固然与《三国演义》的传播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与当时的政治危机也是有联系的。明代万历以后对关羽日益尊崇，乃是晚明社会危机四伏、王朝摇摇欲坠的一种反映；而清廷对关羽的加封和尊崇，基本上都与清朝从事的军事行动——从入关追剿农民军到平定三藩，从镇压山东王伦起义到镇压川陕白莲教起义，从镇压京师、河南天理教起事到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有密切关系。因此，我们可以说，关羽在官方祀典中的地位越高，反映出的王朝危机就越深。
伴随着关羽在官方宗教中的地位日升，他在民间也日益深入人心。应该说，明中叶以后关羽在官方祀典中地位日尊和在民间的日益受拥戴，与同期《三国演义》及相关戏剧、戏曲等民间文化对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影响是分不开的。后者不仅为关羽在社会各阶层中地位的变化奠定了文化基础，而且也成为社会各阶层共享的文化资源。
关羽所具有的仁、忠、义，可以说是儒家思想和品德情操的核心。仁者，讲仁政，使人民生活幸福；讲博爱，也就是今天人们常讲的爱心。忠者，指对君主、国家、民族忠诚。古代君主和国家是一个概念，故当时臣僚常把君主称国家。精忠报国，实质上就是爱国主义思想。义者，讲正义，讲情义，指维护公正合理的事，是一种人间真情。仁爱、忠诚、信义这三者，在封建时代，虽说具有不同的阶级内涵，但从整个国家民族的利益讲，它们又具有共同性和普遍意义。
在我国社会历史发展中，关羽的立身处世既符合我国主体文化儒家的政治理想和道德规范，又体现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关羽长期以来被封建统治者、志士仁人、普通百姓所讴歌、崇拜，并奉为神灵，其缘由尽在于此。关羽除了忠肝义胆外，还具有骁勇善战、武艺绝伦、光明磊落等优秀品质。因而在宋元以后封建社会后期，在国内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以及同外国侵略者的矛盾逐渐趋向激烈的形势下，无论封建统治者还是广大人民群众，都需要一种超出“人间的力量”来保卫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宁、人民的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