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年轻的成电正走进生命的第十个年头。通过十年的发展，学校从小到大，声誉日隆，然而一场始料未及的疾风骤雨彻底改变了安静的成电校园。
虽然先后历经了反右斗争和“大跃进”运动等政治风云的洗礼，“文化大革命”这场风暴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还是远远超出了林为干等人的想象。1966年5月，“五一六”通知的传达拉开了十年浩劫的帷幕。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北京大学第一张大字报后，《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社论指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无论有着怎样千头万绪的事，都永远不要忘记政权，不要忘记方向，不要失掉中心。”社论正式宣布了“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
随之而来，中华大地阴云密布，狂风大作。“文化大革命”的阴霾很快就蔓延到平静的成电校园。“七三”指示宣扬“学生负担过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全部活动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要求学生学工、学农、学军的“五七”指示又迅速在整个中国的教育界显示出了巨大的能量。“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停课闹革命”成了势不可挡的洪流，新中国成立以来正确的科技教育发展路线和政策被彻底否定，科研机构、高等学校陷入瘫痪。校园里一切都颠倒打乱了，正常的科研教学被迫统统中断，正待腾飞的成电半空折翅，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的就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科技战线毫无疑问地成为首当其冲的重灾区，大批的科学家和科技人员成为冲击对象。各高等院校纷纷效仿北京大学，揪斗校系领导，冲击各级组织，一发而不可收。几乎一夜之间，林为干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由令人尊敬的师长变成了被专政的对象。
大字报满天飞，主楼前广场、食堂红色的墙，很快就被大字报给占领了，成了革命群众的言论主战场。眼看5月就快结束了，学校里革命氛围越来越浓，院长谢立惠、副院长王甲纲都被抓去蹲牛棚了，形势越来越严峻，妻子邓蓉芬劝林为干少抛头露面，但是他“问心无愧”，每天照常到教研室钻研心爱的电磁波技术。邓蓉芬的担心很快就发生了，那天，一个熟悉的学生跑到教研室悄悄对林为干说，“林老师，有人在主楼前贴你的大字报了”。林为干放下手中的书，快步走到主楼前，远远地看到自己的名字正醒目地写在一张黄色的大字报上，大字报用绘声绘色的语言揭露了他作为“美蒋特务”、“资本主义学术权威”的罪行。一个革命小将正在大声朗读大字报内容，一群人正围绕大字报“各抒己见”，乱哄哄的一片。这些学生是那么的熟悉，他们前几天还在课堂上听课、做笔记，现在却又是如此的陌生、可怕。一股剧烈的绞痛在林为干心里蔓延。
“大字报”作为具有特殊政治功能的斗争方式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出现并风行。和“文化大革命”中第一张大字报出现在北京大学一样，1957年，第一张大字报也是贴在北京大学饭厅那灰色的墙壁上，不过当时大字报只是作为提意见的方式，而非打击报复、莫须有中伤的手段。不久，在反右斗争中，提意见的大字报却成为反党言论的罪状，成为政治斗争的有力武器。大字报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充分的运用”，一时间席卷全国。混乱的成电校园到处贴满了大字报，“赤卫队”、“成电红旗”、“成电东方红”等各种群众组织风起云涌，大大小小的批判会此起彼伏，热闹非凡。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回到家里，林为干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妻子邓蓉芬更加担心林为干的安全，因为她听说成都其他高校已经开始有教授被打了，劝林为干最好还是在家里躲一躲。林为干仍然舍不得放下手中的科研，第二天，当林为干正要走进教研室的时候，一群革命小将向林为干冲了过来，在林为干还未来得及回神，双手已经被反扣，在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在主楼前的广场上接受对他的第一场批判。在台上，林为干低头垂首、弯腰驼背，接受革命小将和群众对他“走资本主义教育道路”、“美蒋特务”等等罪名的轮番批判。
被批斗后，林为干等学校主要领导干部和骨干教师都被丢进了“劳改队”，他们不能回家，集中住在三系楼下腾出的空教室里，参加所谓的“土劳改”。早上五六点，林为干就被哨声吵醒，起床第一件事就是背毛主席语录，之后，每个人胸前挂着写着诸如“反动学术权威”等字样的牌子，蓬头垢面，拿着饭盆去食堂打饭。饭后，这些平常握笔杆子的手，拿起了扫帚，分头去做最脏最累的勤杂活。林为干先后被安排去清理主楼地下室、疏通下水道等。
随着运动的深入和扩大，被批判对象胸前挂着的写着莫须有罪名的牌子越来越大，头上戴的纸高帽越来越沉，“喷气式飞机”的劈头姿势难度越来越大，如果革命小将嫌校内批斗不过瘾时，还会把他们推出去游街。游街的时候，一群革命小将敲锣打鼓，喊着口号，押着两三个坏分子，坏分子常常是胸前挂着牌子，背上扣着一口食堂煮饭用的中号生铁锅，用细绳子套在脖子上，勒出深深的血印。这一切都是林为干听说的，成电毕竟是一所工科大学，校风严谨踏实，革命小将和群众的斗争意识和氛围都比不上综合性大学强烈，而且成都地处西部一隅，成电的批斗激烈程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温和的，而且林为干待人谦和、与人为善，在运动中林为干没有挨过打。
为人诚恳的林为干还获得了革命小将的“信任”，他们还委任林为干分担了一些管理工作，负责保管“劳改”同事的鞋带、腰带和刮胡刀片等危险物品，防止某些老师自杀。没有批斗的时间里，林为干更多的是接受各种审查、写永远也写不完的交代材料。对林为干来说，写材料是件费劲又痛苦的事情，他写的材料总是过不了关。每次看到他写不来的时候，革命小将总是嘲笑他，“还是堂堂大教授、‘活字典’呢！连个材料都不会写”。然而，当革命小将有不认识的英文单词，不懂的知识的时候，他们又不得不来向林为干求教，这时候，他们又对林为干打心底里佩服，“不愧是‘活字典’啊”！
那段时间，林为干老是失眠，夜已经很晚，关在三系楼下的其他同事都相继入睡，林为干不但没有睡意，反而更加清醒，他清楚地明白那些横加在他头上的诸如“反动学术权威”、“美蒋特务”之类“莫须有”的罪名，没有什么值得可怕的。但是，这场运动对于教育科研的冲击却太可怕了，有的老师受不了无休止的批斗，疯了；更多的老师对教育科研事业失去了信心。对此，林为干忧心忡忡。每当这个时候，他总是悄悄地拿出藏在被子下面的学术著作，借助昏暗的灯光，排遣内心的担忧，他只希望这样的颠倒岁月可以早点结束，身边的同事都可以正常地工作生活，他也可以继续心无杂念地从事他一生挚爱的科研教学。
全国的运动愈演愈烈，批斗还在继续，劳改的日子好像永远没有尽头。空下来，林为干给在家待分配的儿子林诒玉写信，言语诚恳得让人伤心，“儿子，你看老爸是不是做了坏事的人？”他为连累儿子内疚不已，同时，随着运动斗争的深入，林为干也开始不再那么坚定了，他常常问自己“我究竟错在哪里？如果我没有错，那是谁错了？”虽然如此，林为干还是在信中，告诫儿子，“你一定要读书，要认真读书，读书一定会有用的”，他甚至“威胁”儿子说，“你不好好学习，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因为我有很多的学生”。林诒玉一直记得这样的话，哪怕是在大巴山脚下的大竹县电信局修理手摇电话。
1970年，初夏，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1号”发射升空，这是处于愁闷之中林为干听到的唯一的好消息，这让他非常振奋，为中国自豪，也为这些科学同行、为微波技术在中国的发展应用而欣喜，他是多么希望自己能够马上投入祖国的微波科技发展中啊！这样的心情比当时回国的心情更加急迫，更充满渴望。
然而，短暂的欣喜之后，林为干的希望彻底落空了。一场规模更大、更彻底的狂风暴雨把林为干这群人卷到了大凉山深处的荒野农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