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一次完全读懂鬼谷子的人生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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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章 之六

“原文”

心为九窍之治,君为五官之长。为善者君与之赏,为非者君与之罚。君因其政之所以求,因与之,则不劳。圣人用之,故能赏之。因之循理,固能久长。有主因。

“译文”

心是主导九窍的器官,君王是百官的首领。行好事的,君王给予奖赏,作恶者君王加以惩罚。君王根据臣民行善还是作恶,给予赏赐或者处罚,就不会太费力。圣人运用这个方法,所以能够掌握他们。依据、遵循事理,所以能够久长。以上主因。

“事典”

大谋谋圣

高祖即位,拜长孙顺德为左骁卫大将军,封为薛国公。

公元626年(武德九年),长孙顺德与秦叔宝等参加了李世民发动的玄武门政变,为唐太宗即位立了大功。太宗登上皇位以后,特赐给长孙顺德宫女,长孙顺德也受到特别的允许,常在皇宫内居住。但后来长孙顺德让自己的管家接受了别人赠捐,被人告发。按照唐朝的法律,是要受到很严重的处罚的。但太宗不忍心处置他,对身边的近侍大臣说:“长孙顺德处在外戚的地位,功劳属于开国元勋之列,官位高,俸禄丰厚,可以称得上富有尊贵,只是他读书太少。他若能勤于读书,通览古今之事,作为自己的鉴戒,就会与现在不一样了。他如此不遵守节操,不顾名声,而贪图一点贿赂,使丑闻暴露啊!真让我觉得难为情啊!”

长孙顺德受贿的事被告发以后,太宗不仅没有加以惩处,还在朝廷上当众赐给他绢数十匹,使他内心感到非常的惭愧。大理寺少卿胡演进谏说:“长孙顺德违法受贿,罪过不能饶恕,为什么又赐给他绢呢?”太宗说:“人是有良知、有惯性的,得到绢比受惩处更厉害;如果不知惭愧,就不过是一头禽兽罢了。如果是一头禽兽,即使杀了他,又有什么益处?”

不久,长孙顺德因与李孝常勾结犯罪,这回唐太宗无法再护他了。结果被除名。过了一年多,太宗看功臣图,见到了长孙顺德的画像,还是对他产生了怜悯之心,派宇文士及前去察看长孙顺德的生活情况,宇文士及见长孙顺德精神很不好,经常醉酒自责,朝中大臣都认为已经悔悟,太宗又将他召回京,授予泽州刺史的官职,恢复了他封爵和食邑。

对这件事,朝中的大臣们颇有感慨,觉得唐太宗实在像一位慈爱的父亲,对待孩子的过错总是给予改正的机会,没有责罚的念头。这样以来,大臣们就对唐太宗更加心悦诚服了。

东吴的孙权对待吕蒙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也许,孙权更多的是出于真正的感情,但这种感情本身就是符合慈忍之道的,只要这种感情不在一定的时候完全失去控制就可以了。

吕蒙是孙权手下得力的干将,不但勇敢,且有智谋,对孙权也非常忠诚,为东吴立有大功,孙权极其爱护这位将军。吕蒙的旧病发作,孙权听说后,异常着急。当时,孙权正在公安,立即把吕蒙接到自己的宫殿中,千方百计给他治病。他不仅亲自请医问药,还贴榜招募名医,布告天下,谁能治愈吕蒙的病就赏给黄金千两。有个医生采取针灸的方法给吕蒙治病,孙权在一旁看到他受折磨而难过落泪。孙权关心他的病情以至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为了能经常观看吕蒙的面色,但又怕吕蒙为迎接他受到劳累,就在室外悄悄地通过墙上的洞眼察看吕蒙的病情。当他见吕蒙稍微能吃下一点饭菜时,心情就特别好,高兴地与身边侍从又说又笑;如果发现吕蒙吃不下东西时,心情马上就坏起来,愁容满面,唉声叹气,晚上牵挂得睡不着觉。有一阵,吕蒙病情好像有所好转,孙权就特别高兴,竟然宣颁赦免令,并请大臣们前来庆贺。后来,吕蒙的病情愈来愈重,孙权每天请道士在星空下为其祈祷,并亲自守护在吕蒙的病榻前。吕蒙的病到底也没有治愈,终于去世。孙权极度悲哀,自己穿上素白丧服为吕蒙守灵,很多日子都心神恍惚,不思饮食。

孙权对吕蒙身后的安排想得十分周到,为他修筑了很好得坟墓,还安排了三百户人家为死者守墓。

顺应时势变化

赵武灵王在原阳打破了旧的军队编制,把它作为赵国的骑兵基地。

牛赞前去劝谏赵王,说:“国家有一定的法度,军队也有固定的制度。改变了法度,国家就会无所适从,抛弃了旧的兵制,军队就要受到削弱。如今大王打破原阳原有的兵制把它改成骑兵基地,这正是改变法度和抛弃旧制的行为呀!何况熟悉自己兵器的士卒不会惧怕敌手,用顺手了的器物,难事也会变得容易。现在赵国的士卒都熟悉自己的军制和兵器,可大王您却要改变它,这样做的结果就会是抛弃民众,削弱国家。所以不能获得上百倍的利益就不能改变固有的习俗;不能提高十倍的功效就不宜改良器物。如今大王您改变原有的军事制度反而崇尚胡人的骑射,我担心您利用骑兵攻战获取的利益还抵不上损失的费用呀!”

赵武灵王说:“时代不同利益有异,地方不同器物有变。阴阳变化的途径不同,四季气候都不一样。所以贤明的人能适应时势变化而不被时势牵累,改革兵制而不为旧的兵制所约束。你只知道国家的法令,却不知更新器物的好处;只知道使用原有的兵器、铠甲,却不明白应根据阴阳变化的道理去改革它。因此,兵器一旦不再适应形势变化,有什么不能改革的呢?教化一旦不再便于行事,又有什么不可变化的呢?

“早先,先君襄子执政时,边境与胡人接壤,于是他在边境筑城防守,城的名字叫‘无穷之门’,是想用‘无穷’来启示后代以开拓更大的疆界;可是现在赵国的士卒仍然身穿沉重的铠甲,手执过长的兵刃,以至于无法越过险要的关隘;讲求仁义道德,又不可能让胡人臣服并前来朝拜。我听说:讲究信义但不能放弃建功立业的机会,聪明睿智更懂得不失掉良好时机。现在你竟然借口国家的法度来破坏我谋划的伟大事业,可见你是不会懂得这些道理的。”

牛赞行大礼拜谢,说:“我怎么能不听从大王您的命令呢!”

于是,赵武灵王穿上胡服,率领骑兵部队攻入胡地,从“无穷之门”出去,跨越了无数的险要关隘,一直打到榆中,为赵国开拓了方圆上千里的疆土。

毕再遇金蝉脱壳巧退兵

南宋抗金名将毕再遇,以智谋闻名。一次,他率军与金兵对垒,久战不决,金兵援军赶到,兵力十倍于宋军,战必不胜,毕再遇准备退兵。可在强敌面前,若贸然撤退,必受敌人追杀,后果是十分危险的。

怎谋退兵之策呢?毕再遇苦思冥想,想到了一计,于是秘密安排起来。首先传令军中,做下三天干粮,士兵们自带身上。营帐、旗帜一律不动。又传令手下找来几只活羊,将它们后腿吊起,前腿放在更鼓上,缚好。

夜深了,毕再遇传令,马勒嚼链,兵士衔枚,不准点火,悄然集合,一队队趁夜幕掩蔽向南撤退。

再说金兵主师早就恨透了毕再遇,今次得机会困住毕再遇,必定要活捉。于是传令附近兵马速来增援。大军一到,准备稍事休整,明天发起攻击。但他知道毕再遇是一智谋非凡的将领,形势明明对宋军不利,他会谋路撤退。于是,金兵主帅派出多路哨兵,盯住宋营,若一旦有宋军撤退的迹象,马上来报告,即刻便挥师掩杀过去,并严令哨兵恪尽职守,误者军法从事。

哨兵们接到命令,一个个都找好位置,向宋营瞭望。只见今夜宋军像往常一样,入夜后即灭灯入睡。旗帜依旧,并不时传来“咚咚”的更鼓声。原来,毕再遇退兵前,已让手下人放开羊前腿。羊被吊疼了,便四蹄挣扎,前腿蹬得更鼓“冬冬”直响。蹬一阵子,羊累了,便停下来。过一会儿,羊有了劲就又挣扎,更鼓就又响起来。远远听了,活像人打更一般。

更鼓响了一夜,天明远望宋营旗帜仍在,故而哨兵们也没人去报告。太阳出来了,金兵主帅传令手下,吃饱饭后全线攻击,务必一举歼灭宋军,活捉毕再遇。而后,他上了高坡,向宋营瞭望,以作具体部署。太阳老高了宋营中却不见人影,而一些乌鸦却落在营帐上。情况反常,金兵主帅忙令哨兵们贴近观察,才知道宋军已悄然撤走,留下了一座空营。

眼见“煮熟的鸭子”却飞了,气得金兵主帅吹胡子瞪眼。

袁崇焕蒙冤屈死

明朝大将袁崇焕死于满清皇太极之离间计,乃是自毁长城,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在明王朝危亡的紧要关头,袁崇焕戍边七勒,先后大败后金汗努尔哈赤及皇太极,取得宁远(今辽宁兴城)大捷和宁(远)锦(州)大捷,稳定了辽东防线,鼓舞了明朝军民抗击后金军的信心。后因遭阉党魏忠贤的诬陷,罢职归乡。公元1627年,朱由检(即崇祯帝)继位后,起用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管河北、山东的军事防务,并赐给袁崇焕一把尚方宝剑,给予他先斩后奏的大权。然而,崇祯帝是一个好大喜功、刚愎自用而又生性多疑的人。当袁祟焕于次年六月用尚方宝剑杀了私通敌国、为非作歹、不听军令的总兵毛文龙之后,崇祯皇帝就开始对袁崇焕产生了怀疑。

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十月,后金兴兵攻明。皇太极由于畏惧袁崇焕,不敢直接进攻锦州,他避开山海关防区,绕道蒙古边地,袭取龙井关、大安口,进逼北京。袁崇焕闻警,立即挥师入关,他自率几千名骑兵,昼夜急驰,抢先赶到北京城下,并在广渠门外击败皇太极部的进攻。

正当袁崇焕千里驰援、大战后金之际,魏忠贤余党温体仁为首的一伙奸臣,乘机重弹“议和通敌”的老调,诬陷袁崇焕“纵乱拥兵”,“引敌胁敌,将为城下之盟”。明朝廷的一伙阉党余孽则重金贿赂一些不明真相的文人墨客编写小说,绘声绘色地在京城内外大肆散布袁崇焕是“汉奸”,勾结后金反明云云。这些进一步加剧了崇祯皇帝对袁崇焕的怀疑。当袁崇焕因兵马疲劳而要求入城休息时,他断然予以拒绝。

皇太极获知明朝廷中的上述情况后,便决定施行反间计。以达到用明朝皇帝之手杀掉袁崇焕的目的。为此,他故意引兵撤退,同时让明军降将高鸿中在囚禁两个明朝太监的屋外对看守人员说:“你知道我军为什么退兵吗?这是因为皇上和袁巡抚订了密约,看来,占领北京的大事很快就要成功了。”尔后,又故意让两名太监逃走。逃回城里的太监立即向崇祯皇帝报告。已对袁崇焕疑心重重的崇祯皇帝一听到太监的告发,更加深信不疑,马上以召见为名,把袁崇焕逮捕下狱。袁崇焕的部将祖大寿等人,为抗议朝廷逮捕主帅,自率部离京还宁远。身陷囹圄的袁崇焕时刻以国家安危的大局为重,在崇祯皇帝的恳请下,亲笔手书请祖大寿等全体官兵,要他们听从朝廷命令,团结一心,坚持抗金,决不能因为他个人生死而轻举妄动,千万不要危害抗金大业。祖大寿等全体官兵被袁崇焕的信感动得失声痛哭,当即回师入关,期望能用奋勇杀敌之举来保全他们主帅的性命。

但是,一意孤行的崇祯皇帝在后金军撤离北京后,不顾广大明军将士的强烈呼声,竟在崇祯三年,以“谋叛”的罪名,将袁崇焕残酷地杀害了。直到清朝中期官修的《明史》问世之后,编史者从清人的历史档案中,发现了皇太极施离间计的原始记载,至此袁崇焕的冤案才真相大白。历史学家评论此事说:“崇祯帝自毁长城也”,“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微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