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的思想，古已有之。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道法自然”，说的都是这个意思。但是，作为一门学科，生态学却出现得很迟。有说是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一场沙尘暴的刺激，有说是起源于19世纪中叶，那也是工业革命之后，总之，都是在生态遭到严重破坏，恶果充分显露之时。而近年来生态学之普遍引起人们的关注，而且还衍生出生态美学来，则更与全球性的生态失衡有关。这倒应了鲁迅的那名言：“人必有所缺，这才想起他所需。”鲁迅解释道：“穷教员养不活老婆了，于是觉到女子自食其力说之合理，并且附带地向男女平权论点头；富翁胖到要发哮喘病了，才去打高而富球，从此主张运动的紧要。我们平时，是决不记得自己有一个头，或一个肚子，应该加以优待的，然而一旦头痛肚泻，这才记起了他们，并且大有休息要紧，饮食小心的议论。”（《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
当然，亡羊补牢虽然已晚，也还不失其为一个补救的办法。只可惜有许多人连牢也不肯补，还在继续破坏。美国拒签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协定书》，就是一个明证；而我国有许多地方，至今还在为了眼前利益而继续破坏子孙的生存条件。在这种时候，提倡生态学和生态美学，是非常必要的。就像铁屋中的呐喊一样，总能惊醒起一些人来，使他们为生态平衡，为世界环保而奋斗。
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或子学科，生态美学应该有自己的研究范围、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从目前一些专题论文看，还有点令人难以捉摸。虽然学术观点不必求得一致，但一门学科总要有一个大致的范围和方向，才能着手研究。至少，生态美学必须从一般生态学中独立出来，而且应与传统美学有所区别。这是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
我不是生态美学的研究者，也无意于成为这方面的专家。所以并不想正面回答上述问题，只想从旁提出一些值得思考的现象，以供研究者参考。
我想要说的主要是美学生态问题。因为要研究生态美学，就必须把美学生态调整好，如果连美学本身的生态都成问题，如何能研究好生态美学呢？而事实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我国美学的生态环境却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学在我国可以算是一门显学。但显学未必就能健康地成长，因为得到的关注太多，所受的干扰也就很大。钱锺书说：“一为显学，便成俗学”，虽然并非专指美学而言，却也是观察了众多的社会现象之后，有所感而发。
在政治运动接连不断，而且迅速升温的年代里，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都趋于一家独鸣的局面，唯有美学还可以比较自由地讨论，这很使美学家们自豪——当然，这“盛况”也只是到60年代初期为止。但是，50年代的美学讨论是有特定的政治背景的，它是中宣部为了贯彻当时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而抓的两个样板之一。这两个样板，一个是理科的遗传学讨论，另一个就是文科的美学讨论。但是美学讨论的范围仍是有限制的，这就是不能涉及现实的文学艺术问题。所以那时表面上非常激烈的争论，其实也就限于美的主观性和客观性这样一个抽象的问题上，远远脱离现实生活中的审美实际。凡是与现实有关的审美理论，都逐一遭到批判，如胡风的理论、雪峰的理论，还有何直、钟惦斐等等。他们的理论之所以不能生存，就因为其现实性太强之故。这样，就使得我们的当代美学从现实的生活形态和审美形态中被剥离出来，变成一种脱离实际的纯学术论争。其实朱光潜开初从事美学研究时，还是从现实生活出发的，这可以从他当初为《谈美》一书所写的《开场话》中看出。他说：“讲美！这话太突如其来了！在这个危急存亡的年头，我还有心肝来‘谈风月’么？是的，我现在讲美，正因为时机实在是太紧迫了。……我坚信中国社会闹得如此之糟，不完全是制度的问题，是太半由于人心太坏。我坚信感情比理智重要，要洗刷人心，并非几句道德家言所可了事，一定要从‘怡情养性’做起，一定要于饱食暖衣高官厚禄等等之外，别有较高尚较纯洁的企求。要求人心净化，先要求人生美化。”可见他当初研究美学，目的是要用它来净化人心，美化人生。朱光潜前期美学思想之所以要受到批判，就因为它介入现实人生，而且在现实人生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之故。后来，当他将美的本质定义为主客观的统一，并以此来展开新的系统论述时，虽然有时也被人扣上反马克思主义的大帽子，但倒是能够作为一家一派，参加争鸣的。因为这时，他对现实生活和文艺创作已不发生什么影响了。
到得“文化革命”结束之后的80年代，又出现了新一轮美学热。这一轮美学热，似乎没有什么官方背景，但是，现实性强的美学理论同样遭到了批判。突出的例子是鼓吹朦胧诗的《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的遭遇。所以，脱离实际的特点仍在新的美学研究中延续下来。而不久，又由于另一种原因而发展出了新的特点，即将美学研究作为提升职称和建立博士点等等的手段而展开。对于体系、学派和学科点的追求，甚于对审美本身的爱好。这是美学的另一种异化。
从《庄子》中“庖丁解牛”、“解衣盘礴”等故事可以看出，古人所追求的艺术精神，是自由的创造，是由技而进乎道。而时下的美学研究和审美活动，却由技而退为工具，由阐释而变为搬取，缺乏的就是自由创造精神，也就是对道的追求。现代美学从康德开始，就强调其非功利性，我国现代美学的创始人王国维、蔡元培等人，也都强调其无用之用的特点。而时下有些美学家和艺术家，却把美学和艺术当作干禄之具。这简直是南辕北辙，还谈什么美的创造和欣赏。不但成年的艺人学者如此，就连学艺的幼童，也是功利性、目的性太强，所以难以学好。当然，这也是老子娘逼的。傅聪就很反对这种做法，他说：“假如学琴的人不具备对音乐那种‘没有它就不能活’的爱，最好还是不要学音乐。学艺术一定要出自对精神境界的追求，有‘大爱之心’，要愿意一辈子不计成败地献身。我不知有多少父母是这样的出发点。假如有这样一个出发点，即使孩子不能成为一个专业的音乐家，可是他有一个精神世界让他神游，这也是一个莫大的幸福。”这才是真正艺术家的真知灼见，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往往难以实行。
道家要求“返璞归真”，我们恐怕难以完全做到，因为现代人不可能为了避免产生“机心”，连打水的机械也不用。但作为美学家或美学研究者，从利益的纷争和世俗的牢笼中超脱出来，关注一点净化人心、美化人性的工作，还是应该的——当然，首先要做的是：净化自己的灵魂。海德格尔很欣赏荷尔德林的诗句“人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安居于大地之上”，这倒是符合生态美学的要求。但我们首先要修复美学的生态，才能进而研究生态美学。
既然主客观的美学论争，是当时政策导向所致，那么，调整后的美学生态，就应该从主客二分法中解放出来，有一个更开阔的思路。我们常常听说要回归中国传统文化，但在实际生活中，回归或继承的往往是不好的一面，如等级制度、家长式统治等，而好的一面却被作为糟粕而遗弃，如古文论中从实际艺术感受出发的研究方法。不过我这里不想多谈古文论本身的问题，而想跳出文论和美学的圈子，从中医理论上寻找一点启示。
中国医学最大的特点，就是思维模式上的整体观。它不但把人体本身看作是一个整体，不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形而上学方法，而用经络学说讲六经传遍，从疾病的根源和变化上寻找医疗方法；而且还把人体看作是天体的一部分，因此，无论是健身或医疗，都要与自然界的动静联系起来。《内经·素问》开头的《上古天真论》、《四气调神大论》、《生气通天论》诸篇，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它说明，人既然生活在自然之中，就要去顺应自然的变化，以取得身体的健康，而不是逆自然规律而动，那必然要伤身。根据这个道理，中医甚至在用药上也要讲究适应季节的变化，并不是在任何时候对同一种病都用同一种药或同一剂量的药。针灸上的“子午流注”、“灵龟八法”，说的就是在不同时辰中，下针的穴位和深浅应有所不同。这在很长一段时期被看作是迷信思想，直到西方提出生物钟的原理，才觉得它还有点道理。其实它是根据天体运行对于人体的影响而下针，是十分科学的。只是由于这里面学问太深，不是一般医生所能达到的，也就弃之不顾了。
中国人谈论一个医生的水平，往往说此人医道如何，可见我们向来不是把医看成“术”，而是看成“道”，这是重要的传统。
那么，我们的美学界能否从这里得到一些启示呢？
——在山东大学生态美学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发表于2005年《黑龙江社会科学》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