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不比1960年代，一纸命令，可以在全国推行通用教材；时下虽然仍有不少国家教委定下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但采用率已经大为降低。比较通行的是自编教材，或则一校编写一本，或则数校合编一本。因此，同一课程的教材，常有十几种或数十种之多。这里面虽然有不少重复劳动，有某些弊病，但也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首先，它体现了各校对于教材建设的积极性；其次，还推动了教师的科研工作，提高了他们的学术自信心；再则，也是百家争鸣的一个方面。要回到统一教材的局面是困难的，似也无此必要。
但是，要在众多的同类教材中编写出自己的特色来，却也并非易事。有些作者为了显示新特色，搬用了许多外国的新方法、新词语，但由于火候未到，煮了夹生饭，十分生涩，难以下咽。其实，即使能够熟练地运用外国某一流派的理论，遵循其观点衍化成书，对于基础课教材，也未必合适。盖因外国某些新理论，虽有其长，亦有所短，扬其所长来研究某一方面的问题是好的，但要以之统领全局，却就捉襟见肘了。比如，新批评派对作品研究，自有其长处，但它割断作品与作者和读者的联系，就显得片面；接受美学对作品与读者的关系非常重视，但别的方面就非其所长。而且，基础课教材不同于专著，它有自己的编写规律。专著应该求新求深，力忌陈言，基础课教材则不可回避必要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当然也需要更新，但它们都有承续性，是长期积累而成，离开了原有的基础，就很难接得上气。“大跃进”时，有些学校以《毛泽东文艺思想》或某种文艺批判课程来代替文艺理论基础课，后来还是回过头来补《文学概论》，因为基础的东西毕竟缺少不得。现在以某种西方新理论来代替，性质虽然不同，但后果恐怕是一样的。而且，教师和学生都有一定的知识结构，教材如果离开师生原有知识结构太远，从接受理论的观点看，也是难以行得通的。有些新理论和专门知识，大可放在专题课里传授给学生，何必一股脑儿都往基础课里塞呢！
所以，稳定性和变革性的关系，是文艺学基础课教材编写中的一大难题。
读了你主编的《文艺学基本原理》，我以为你们对这个问题是处理得好的。
你从长期的教学经验出发，认为我国过去一些通行的教材所建立的五大板块的文艺学体系基本上是好的，因此，你将你的教材分为作品论、本质论、发展论、创作论、接受论五个部分，这对保持基础理论的稳定性和全面性有好处，也符合《基本原理》这个书名。五大板块的构架，不一定会产生陈旧感，因为你在此基础上吸收了西方文学理论和中国古典文学理论的成果加以补充、改造，这样就使得理论进一步丰富、完善，更趋科学化。通读全书，常觉有许多新颖之处。
你们的教材在引用西方文学理论时有一个好处，就是不亦步亦趋地跟在某一派理论后面走，而是以我为主，在相应的部分加以吸收。比如，在作品论中，你们较多地吸收了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中的观点，韦勒克是新批评派，分析作品的内部关系正是他的长处，所以你们的教材在分析文学作品的语言、结构时，就比以前的教材细密；在分析文学创作的思维方式和心理特征时，吸收了弗罗伊特的潜意识说、荣格的集体无意识说，在接受论中，吸收了接受美学的观点，都比较贴切。你们不但吸收，而且有所匡正。如把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以作品为中心，联结世界、艺术家、欣赏者的四要素坐标图式，从单向联系改为双向联系，以示其不断流动和反馈的过程，这样，对于人类文学艺术活动的运作情况就可以认识得更清楚、更全面了。又如对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既有所肯定又有所批评。这些，都显示了你们的识力。
较之吸收西方现代文论，融合中国古典文论的工作似乎更难做些。因为我们当代文学理论，原本是西式的，与中国古典文论，距离更远。常看到有用西方文论的概念来硬套中国古典文论的现象，就像用西医的理论来硬套中医学说一样，很有些格格不入。好在你原是研究中国古典文论的，对它本来了解较深，所以能够融合得较好。比如，你在作品论中引入了意象、意境、情志、意蕴等概念，都很入味。前几年有人想以意象说来替换形象说，未能成功。其原因除了约定俗成的关系之外，还在于替换论者疏忽了一点，即形象是物化了的东西，与心中的“意”毕竟有所不同。现在你将现实生活中的物象、作家心目中的意象和表现在文学作品中的形象三者区分开来，就清楚得多了，而且在创作理论上也更加科学化。中国古典文论中还有许多范畴，如文气、神韵、风骨、性灵等等，也很有意思，如能融入，不但可丰富现代文论，而且对提高创作水平也很有好处。这工作，值得我们好好去做。
你在本质论中把审美意识形态放在中心位置来考察，我很赞赏。以我的私见，文艺学、美学的中心问题是审美意识问题。将来应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时下出版的美学史大抵是美学理论发展史，但我以为，美学史应该是审美意识发展史。美学理论只是审美意识表现的一个方面，此外，它还表现在文艺创作和艺术鉴赏等方面。只有将各方面综合起来加以研究，才能把握审美意识的全貌，只有全面把握审美意识，才能深入文艺学、美学的底奥。当然，这工作很难做，需要长时间地努力。
你们的教材写得不长，总共只有三十二万字，比起那些宏篇巨制来，显得较薄。但我觉得，作为教材，不宜写得太详、太长，应该给教师留有发挥的余地。如果教材里什么都说到了，教师怎么讲课呢？他只好要么照本宣科，要么另起炉灶，效果都不会很好。所以，你们把教材写得简练，是深知教学三昧的做法。
看来，只有教师自己来编写教材，才能适用于教学，此中微妙处，非他人所能知也。
——发表于1995年11月2日《文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