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是复旦大学中文系77级学生，他们是“文化革命”结束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许多人在社会上跌打滚爬了十多年，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所以这一届出的作家最多，有些人在读期间就开始创作了。李辉在班级里年龄偏小，着重学习文学评论写作，他与同班同学陈思和合作，在贾植芳先生指导下研究巴金，很快就做出了有影响的成果，先在《文学评论》上发表论文，接着还出版了专著。他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晚报》，后又转入《人民日报》，做了新闻记者。虽然还是做的文字工作，但新闻报导和论文写作毕竟有所不同，这里需要有一点转折。不过，他不因改行而困惑，却很巧妙地将文学和新闻结合起来，走出了自己的一条道路。
此后，李辉着重于写一些具有新闻性的文学团体和文学人物，最有影响的是《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此外还有《沈从文与丁玲》、《萧乾传》、《黄苗子与郁风》、《和老人聊天》、《一纸苍凉——杜高档案》、《黄永玉——走在这个世界上》、《沧桑看云》、《在历史现场》等一系列著作。撰写这些作品，既需要有新闻采访的工夫，也需要有文学研究的底子，李辉把他现在的工作条件和原来的业务专长结合得很好。而在这一系列写作过程中，他逐渐进入了历史境界。新闻和历史原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但新闻性和历史性有时却是相通的。李辉的写作，从文学、新闻而走向历史，自有其内在的逻辑性。了解李辉的写作历程，对他转向历史研究领域，出版历史著作《封面中国》，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封面中国》不是高头讲章式的著作，而是别有会心的读物。它选取了一个独特的切入点，即从美国《时代》周刊有关中国的封面人物为焦点，结合该杂志的报导原文，再参照当事人的回忆录和相关史书的记载，以编年史的方式，描述了1923至1946年间的中国重大历史事件的演变进程和历史人物的命运。他之所以从这一角度切入，大概是想从世界视角来观察中国那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同时，作者还把个人的实地采访和现实思考等内容也融合进去，使叙述更带一种个性化的特点。作者自称这是一种“个人化的历史研究”。
这种个人化的历史写作，可以摆脱官史写作的束缚，不必拘泥于某些既定的结论，而获得更大的写作自由。本来，历史写作应该是以史实为依据，贵在写出历史真相。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却很困难，特别是官修的现当代史，总会夹杂些政治利益在内，就难免要为尊者讳，而往失败者身上泼脏水了。正如鲁迅所说：“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然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个人化的历史写作，比较便于摆脱这种政治利益的驱使，更接近于历史的本来面貌。这就是野史杂记的可贵之处。当然，个人化的写作，有时难免也会夹杂着个人的偏见，这是写作者所应该力戒的。但李辉的《封面中国》，却追求客观、公正，他从大量的原始资料出发，力图描绘出历史的真相。
对于历史人物，他不满足于一般的政治评价，不满足于画出扁平的图像就算了事，而竭力要发掘出他们性格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来。比如，直系军阀曹锟，因“贿选总统”而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李辉却写道：“我感到费解的是，一个出身低微的士兵，后来成为叱咤风云的直系领袖，难道一个‘贿选总统’的名称就能概括一生？他统帅千军万马，左右政局，一定有过人之处才是。”他在寻找资料的过程中，发现当时的外交总长顾维钧在回忆录里也在思考这一问题，就引了其中一段话来印证自己的疑问：“我发现他有几件事给了我的探索以答案，表明他虽然几乎从未受过学校教育，却是个天生的领袖。举个例子，曹锟不仅能得到他的政治追随者的忠心拥戴，还能使他的军队将领们如吴佩孚大帅之流感到心悦诚服。”虽然顾维钧也是语焉不详，但提出这种思考，仍能给人以启发。又如冯玉祥将军，因后来反蒋态度坚决，过去的事就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了。但他在历史上却是以善变著称，是一个有名的倒戈将军，由此而促成了中国现代的一些历史变局。如果不写出这一面，不但不能全面认识冯玉祥，而且也无法解释某些历史变化。对此，李辉采取直视的态度，用原始材料表现出真实的过程。
对于历史事件，他也超越政治因素，而追寻事实真相。比如，以往的文章和史书总是说，十月革命之后的苏联立即宣布废除沙皇俄国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放弃他们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可是李辉从当事人顾维钧的回忆录和另一些民国史料中却读到完全不同的记载：在双方谈判中，苏联从来都不愿意放弃沙皇在中国获取的权利，从未放弃对中国东北中东铁路管理权的控制，而且还不肯从蒙古撤军，并在1924年强行使外蒙古的独立成为事实。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也是被吹嘘成贡献很大的会议，但是李辉从雅尔塔协定的条文中读出了历史真相：英、美两国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换取苏联对日作战，使苏联在战后重新获得了当年沙皇在日俄战争中所失去的在中国东北的所有权益。
此外，作者还很注意写出历史的复杂性，如孙中山在准备第一次北伐时，与豫西兵匪的联络；宋子文与蒋介石有着深刻的矛盾，说明四大家族并非铁板一块，等等。
历史著作贵乎写出历史真相，我赞赏李辉的《封面中国》，就在于它向读者提供了某些历史的真实。
——发表于2007年8月19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