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怀旧热中，前些年很出了些描述老上海的书籍，其中以写上海的风花雪月和金枝玉叶者最为流行。这也无足深怪，因为它投合了小市民之所好——他们对于财东、贵妇、小开、名媛们的生活，一向是很向往的。
但是，单靠金枝玉叶和风花雪月，是支撑不起旧上海的繁荣局面的。真正使当年的上海成为世界都会，成为“远东巴黎”的，是它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发展。要了解旧上海，还必须向纵深方面开掘。近两年，常有谈上海建筑、服饰、戏剧、电影、出版业以及工商和政治活动之类的文章和书籍出现，观照范围虽属一隅，但却能略窥上海的某一侧面。这些作品，可以看作怀旧意识的深化。
在写老上海的书籍中，王琪森的《上海六记》，可谓别具一格，特别引人注目。除首篇《斗虫记》写富家以斗蟋蟀来进行赌博以外，其他五篇《碑帖记》、《名画记》、《青铜记》、《紫砂记》、《印人记》，写的都是文博界的故事。与知识性的介绍文字不同，本书每篇都以写人为主，但因其是特殊领域中的人事，所以又离不开该领域的专业范围，要写好颇不容易。而本书各篇，写得都很入味，令人读之有不隔之感。文章要写得“不隔”，殊属不易。翻看本书作者自序和作者介绍，知道王琪森生于1954年，这就是说，在他懂事之时，上海已是经过多次运动，几番改造，非复原来“旧池台”了。在他这个年纪，要将旧上海写出神韵来，是很不容易的。好在他是个上海土著，加上父母的刻意培养，使他多少还感受到一些民间所保存的老上海的生活习俗。再加上他本人是个书画家、治印人和收藏家，师从过许多前辈，研究过许多文献，对于沪上文博界、收藏界以至斗虫界的情况都非常了解，所以驾驭材料也就十分娴熟了。文艺创作需要切身的感受，同时也需要学问的修养，这是缺一不可的。
不过，《上海六记》不是仅仅向读者介绍老上海文博界的逸闻轶事，或者说几个动听的艺人故事，而是意在宣扬一种收藏家的品格。他们不是为收藏而收藏，更不是为营利而收藏，他们肩负的是一种文化使命。正如《青铜记》中秦关山所说：“我们秦家的这些祖传青铜器，可以讲是富可敌国，也可以讲是命悬其上。这些国宝是国脉，要保存好，责任重大。必要时可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所以，这些有骨气的收藏家，在危难时刻，都作了“血祭”的准备，有些也的确“硬拼”而死。即使是那篇比较特殊的《斗虫记》，也没有停留在斗蟋蟀赌博的故事上，那其实是表层故事，全文着力描写的，还是养虫师老赵头以命相搏的职业精神。本书所写的收藏家的品格，养虫师的职业精神，对于当前造假成风，完全为了营利而收藏的文博界来说，无疑是一种针砭。这也是《上海六记》的人文精神所在。
——发表于2007年3月2日《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