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何与怀博士的报告文学集《北望长天》，心中感到无限的悲凉和沉重。虽然书中所写的几个人物，如储安平、刘宾雁、昌耀、郁风、梁宗岱、杨小凯、遇罗克、张志新、王申酉、林昭、沈元、巴金、王若水以及夹边沟的“右派”劳改犯们，以前大都看到过一些文字资料，但经过作者深情笔触的描写，又集中在一起阅读，便不能不引起更多的思考。
作者在《后记》中说：“本文集收入的文章大多可谓是对英灵的追念”，但我在阅读这些追念文字中，思考的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问题。
前苏联作家阿·托尔斯泰写过一部记叙苏俄知识分子生活变迁的长篇小说，书名叫做《苦难的历程》，我看，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远甚于他们。《北望长天》中所写的人物命运，就可说明。他们被关、被管、被斗、被逐、被杀，开演了一出出历史悲剧。
中国有思想、有骨气的知识分子，为什么都那么不幸？这决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知识分子的使命和现存制度产生冲突的必然结果。
知识分子，是现代社会所形成的一个群体，他们不同于依附性很强的古代文人士子，而是以自己的独立意识为社会服务的思想者。
古之文人士子，是依附于庙堂而生存的文化人，有些进入了庙堂，成为帮忙文人，有些未能进入庙堂，但也是“身在江湖，心存魏阙”，还是要“文以载道”，与庙堂保持观念上的一致性，或者成为凑趣的帮闲文人——总之，他们是依附于庙堂而生存，自然，他们的文章、言论，也必然以庙堂的利益为转移。毛泽东将知识分子看作是一种依附的社会群体，说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要知识分子离开已被消灭的资产阶级这张皮，转而依附到无产阶级这张皮上来，就是从这种传统观念出发的。从1952年的“思想改造”开始的一系列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其目的就是要打掉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而统一于新的统治思想。在1955年“反胡风斗争”时，批驳了对于“舆论一律”的指责；1957年“反右运动”，又将个性主义和独立思考作为反党思想来批判；接着就号召人们要做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驯服工具”；到得“文化革命”期间，则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提出：七亿人民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于是，“反毛泽东思想”就成为反革命罪。
在这种形势下，许多知识分子纷纷放弃了独立精神，而按照统一的模式来思考和行动。于是出现了“一呼百应”的局面，出现了“秘书史学”，出现了“写作班”之类的机构……
“一呼百应”，就是许多人都像应声虫那样跟着一种声音叫喊，人们都失却了自己的声音，我们的国家成为“无声的中国”。
“秘书史学”，就是根据当权者的意图来编写历史，而不是根据历史事实来写史。执政党常作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书写历史者定调。而这种“决议”，是为某种政治需要而制定出来的政策性的东西，怎么能作为写史的依据呢？历史写作应以史实为根据。
“写作班”的组织形式不知起于何时，而盛行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其实也就是专事写作的秘书班子，直接受命于各级党委，专事打人之用。“文化革命”结束之后，批判了“梁效”、“罗思鼎”等写作组的“隐射史学”，而没有批判“写作班”的组织形式，因为有人还要利用这种组织形式来为自己服务。其实这种组织形式本身就是一种谬误，它是对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阉割，将他们变成帮闲、帮忙，以至帮凶。
到了这个地步，五四以来所培育起来的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丧失殆尽。所谓知识分子，也就不成其为知识分子了。许多挂着知识分子招牌的人，其实是假知识分子。
好在中国还有真知识分子存在，《北望长天》里所写的人物，就是真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保持了自己的独立精神，勇于揭露社会矛盾，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只是他们的命运都很悲惨。
鲁迅在《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里，曾辨别知识分子的真假道：“然而知识阶级将怎么样呢？还是在指挥刀下听令行动，还是发表倾向民众的思想呢？要是发表意见，就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果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只是假知识阶级的寿命倒比较长一点。像今天发表这个主张，明天发表那个意见的人，思想似乎天天在进步；只是真的知识阶级的进步，决不能如此快的。不过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不过他的本身——心身方面总是苦痛的；因为这也是旧式社会传下来的遗物。”鲁迅这段话，不但是历史的总结，而且也是对未来的预言，因为他对中国的社会性质深有了解。
然而，中国的社会能不能改造呢？知识分子的命运能不能改变呢？
在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的作用愈来愈大，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也愈来愈重要，他们决不是附在哪张皮上的毛，而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不但在物质生产上，而且在思想领域里。无视于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也就是抹杀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
知识分子的命运，其实也象征着一个国家的命运。
——发表于2010年3月13日《澳华新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