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九日，镇守东北边疆的节度使安禄山、史思明发兵十五万，号称二十万，在范阳（今北京附近）发动叛乱，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安史之乱。当时，中原地区数十年没有战争，“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毫无应变的准备。叛军很快便占领了洛阳（东京），次年六月又攻陷了京城长安，此时唐玄宗已仓皇逃往蜀中（四川）。诗人杜甫是京城沦陷的前一个月离开长安去奉先（今陕西省蒲城县）探亲的。诗人把家人由奉先送到白水（今陕西白水县），又由白水送到鄜州（今陕西富县），听说太子李亨（肃宗）在灵武即位，便于八月离开妻小，只身投奔灵武，途中不幸被乱军捉住，押送到长安。在那里，诗人亲眼看到长安沦陷后的悲惨景象，亲自感受到了国破家亡的痛苦，写下了不少反映现实的诗。《春望》便是他陷身长安第二年（757）春天所写的一首名作。
首联“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这两句，紧扣题目“春望”，以沉痛的语言写出被陷长安的惨状。“国”，国都长安，兼指祖国。一个“破”字，使人想见叛军烧杀掠夺的情形，平时繁华热闹的国都，现在已被他们摧残得破损不堪，万事全非。“山河在”，司马光说：“明无余物矣。”（《温公续诗话》）意思是说，除了山河之外，什么都没有了，真所谓洗劫一空。“城”，长安城。“春”，点明季节，说明是春望，望的是春天的长安城。“草木深”，司马光说“明无人迹矣”。（《温公续诗话》）春天的长安城，本来格外美丽，而现在却变得草木丛生。一个“深”字，不仅写草木的茂密，而且勾勒出人烟稀少的荒凉景象。吴见思《杜诗论文》：“杜诗有点一字而神理俱出者，如国破山河在，在字则兴废可悲；城春草木深，深字则荟蔚满目矣。”长安是唐代最繁华的城市，是祖国的首都，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由于叛军的洗劫、破坏，已经不成样子了。面对这种情景，作为一个忧国忧民的爱国诗人，怎能不感到悲痛呢？从这深沉精炼的语言中，我们可以看出，诗人是在为国家的命运担忧，是在为人民的苦难叹息。这种忧国忧民的思想也正是全诗的主题。下文都是由此派生出来的。所以这两句起了总领全篇的作用。从总的方面、大的方面加以概括，虽然是写景，但景中已有了情，诗人那种国破家亡的沉痛感情已经油然而生了。
于是，诗人接着在颔联中写道：“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两句是对景伤情。“感时”是对国事的忧伤，“恨别”是对家人的怀念。“感时”是承前“春”字而来的。春花本来是美丽的，是人们所喜爱的景物，但因感伤国事，心情沉痛，反而使人见了更觉伤心，以至流泪。“恨别”是承“国破”而来的，国破而家亡，家亡而恨别。“恨别”二字，不仅是对亲人的怀念，这里面还有深深的担忧：自己身陷叛军之手，生死难料，更不知家人的命运如何！所以，这悦耳动听的鸟鸣声，使人听了反而感到心惊。所以司马光说：“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知矣。”（《温公续诗话》） 需要指出的是，也有人说这两句是以花鸟拟人，“感时”连花都为之“溅泪”，“恨别”连鸟都为之“惊心”。花鸟本是无情之物，尚且如此，人就更不必说了。
笔者以为，这两种解释都不影响诗的精神。前者是触景生情，后者是移情于物。向来有“诗无达诂”之说，好诗往往可以作亦此亦彼的理解。
这两句写得情景交融，互文见义，诗人把“感时”与“恨别”，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真切感人，深化了诗的主题。
颈联“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紧接上两句而来。“烽火”，古代边境上遇到敌情，就燃起烟火来报警，这里借指战争。“连三月”，指连延两个三月，是说仗从去年三月（至德元年）一直打到现在（至德二年）。另一种解释，说是指至德二年春季的三个月。笔者以为第一种说法较为符合事实。杜甫于至德元年（756）八月被押送到长安。据《唐书·房琯传》记载，这年十月，房琯和安史叛军于长安附近的陈陶斜和青坂进行两次激战，结果都是官军失败。为此，诗人写下了《悲陈陶》、《悲青坂》两首诗，记叙了这两次战役，诗中对卫国阵亡的将士寄寓悲悼。十一月，郭子仪又和安史叛军战于榆林，因而何止春季三个月。这句是写战争之久，紧承“感时”，也与“国破”暗暗相应，又与下句“家书抵万金”成因果关系。正因为战争久而不息，消息隔绝，所以诗人才感到“家书抵万金”。“抵”，是抵当、值得的意思。“万金”，形容家书的珍贵。这句是说家书难得，表现出诗人久望音讯不至时的“恨别”之情，写得深沉而具体。在那兵荒马乱的岁月里，这既是诗人心中所想的，也是广大人民所想的。在这困居长安，亲眼看到长安人民遭受惨祸、国破家亡的特定环境里，如果诗人只为国家前途担忧，而不为被抛在鄜州的妻子儿女挂念，反而不能令人信服。在这里，诗人伤国和怀家的两重感情一并抒发出来，显得真挚动人，有血有肉。
尾联“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两句，是极写忧伤。“白头”，就是白发，白发是因内心忧烦而生，不说“发”而说“头”，是为了讲究平仄。“短”，指短少。“浑”，简直，全、都的意思。“浑欲”，是“差不多要”、“简直要”、“都要”的意思。“胜”（shēng），经受得住，承担得起。“簪”，簪子，这里当动词用。古代男人留长发，到成年后，把头发束到头上，用簪子别住。鲍照《行路难》：“白头零落不胜簪。”这两句是说，头上白发本来稀少，现在因忧愁就更短少了，简直连簪子都别不住了。搔首，是人在急切不安时的一种习惯动作。诗人正是抓住了这一富有特征的典型细节来表现内心活动的，其忧国念家的真挚情感跃然纸上。若非作者亲身体验，又怎能写得如此深刻逼真、如此生动形象？正是因为有这一沉重叹息的结尾，全诗的气氛也更加浓郁，因而感人至深。
这首诗以深沉的笔调，通过对被沦陷长安的悲惨景象的描写，揭露了安史之乱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表达了诗人关心时事、忧国念家的沉痛感情，充分体现了诗人高度的爱国精神。
有人说这首诗的主题是“恨别”，诗中忧国的思想因素是次要的，不是全篇的宗旨（傅庚生《杜诗析疑》）。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后来诗人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点，大约写此诗一个月以后，诗人终于逃出了长安。这时，肃宗的反攻前线已经转向凤翔了，诗人顾不上回羌村看望久别的妻小，就间道奔至凤翔（陕西凤翔县）。长安到凤翔有三百余里，又是两军对垒的危险地带，艰难险阻是不难想见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国家和个人的利益上，杜甫是把国家大事放在首位的，所以这首诗的主题也应该是以忧国感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
这首诗不仅有高度的思想内容，而且在表现手法上也是高超的。首先，诗人在诗的结构上是经过匠心安排的。首联借景抒情，是总写；颔联对景伤情，是暗写；颈联直接抒情，是明写；尾联以白发稀少“不胜簪”终篇，是总收。诗中“感时”句承“国破”句，“烽火”句和“感时”句相应，“恨别”句下启“家书”句，又与“感时”句密切关联，使全诗环环相扣，上下呼应，层次分明，结构严谨，写景抒情浑然一体，显得沉郁婉转，真挚动人。
另外，语言精炼，声调和谐，对仗工整，此诗的确是杜甫五律中的上乘之作，历来为人们传诵不绝。
思想性和艺术性达到高度的统一
——读《羌村三首》
其一
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
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
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
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
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
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
其二
晚岁迫偷生，还家少欢趣。
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
忆昔好追凉，故绕池边树。
萧萧北风劲，抚事煎百虑。
赖知禾黍收，已觉糟床注。
如今足斟酌，且用慰迟暮。
其三
群鸡正乱叫，客至鸡斗争。
驱鸡上树木，始闻叩柴荆。
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
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
莫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
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
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
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
《羌村三首》写于唐肃宗至德二载（757）秋，当时的背景是这样的：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第二年六月，潼关失守，杜甫带着妻子儿女逃到鄜州（今陕西富县），寄居在城北的羌村。七月，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是为肃宗。杜甫闻讯，立即只身北上，欲投奔李亨，报效朝廷。途中被安史叛军所俘，押回长安。直到次年（757）四月，才冒着很大的危险逃出长安，来到肃宗的临时政府所在地凤翔（杜甫有两句诗“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说的就是当时情景），被任为左拾遗，做了侍从皇帝的谏官。但不久却因疏救房琯，触怒肃宗，几遭杀身之祸；幸亏新任宰相张镐营救，他才得到放还省亲的从宽惩处。这一年的闰八月初一，诗人不得不怀着壮志未酬的内心苦闷和忧国、思家的矛盾心情，徒步回到了羌村家中。《羌村三首》就是他到家后所写的一组叙事组诗。
“其一”可以看作整组诗的序曲，主要描写诗人刚到家时与家人相见悲喜交集的情景。
开头四句“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勾画出一幅荒村晚景：天际是那重峦叠嶂一样的通红的晚霞，地面上是那从云缝中照射下来的一束束夕阳的余晖。十分简陋的柴门外，响起了归巢鸟雀叽叽喳喳的喧噪之声。就在这时，千里之外的客子——诗人杜甫，终于风尘仆仆地回到了自己的家。四句诗交代了到家的时间，渲染了羌村的环境。《杜臆》评曰：“荒村晚景，摹写如画。”说得极是。“日脚下平地”的“下”字用得颇妙，夕阳徐徐而落，有一种由高而低、由远而近的移动之感，烘托出诗人归心之迫切。《诗经·王风·君子于役》有“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几句诗，意思是鸡回窝了，太阳落了，牛羊下山了，表现一个妇人倚门远眺，等待丈夫回家的心情。这首诗的景物也是由上而下、由远而近、由外而内的。两者相比，可见异曲同工之妙。言“柴门”，有村落如在目前；“鸟雀噪”，以动衬静，反衬出乱世中农村的凋敝与寂静。而“归客”二字，则又从诗人自己的角度来写羌村的荒凉。羌村的荒凉使返回家乡的诗人感到陌生，不由得产生客居他乡的感觉，所以诗人才有了“归客”的自称。“千里至”三字既突出了路途的艰辛，又透露出终于归来的内心喜悦，同时也掺杂着几分临近家门的忐忑不安。
五、六句“妻孥（nú）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写乍见情态。“妻孥”的原意是妻子儿女，这里侧重指妻。“怪我在”，一个“怪”字，含有多少惊异。从妻子的角度讲，她以为杜甫陷于贼手，必死于忠义，故而对他的生还感到奇怪。从诗人的角度讲，逃出长安，颠沛流离，实在料不到自己会活着回家。由“怪”到“惊”到“拭泪”，写出了感情发展的逻辑过程：“怪”是怪其突如其来；“惊”是惊其喜从天降，当妻子认清踏门而入的“归客”，确实是她日夜思念而久无音讯的丈夫时，不由得惊喜万分。“惊”后添一个“定”，可见吃惊不小。当她终于平静下来的时候，便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终于流下了悲喜交集的眼泪。
七、八句“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是诗人的内心独白，也说明了之所以有五、六句中写的那种乍见时情态的时代和心理上的原因，补足了前两句的诗意。“生还偶然遂”的强烈慨叹，强调了“生还”的不易。而从这感慨之中，我们看到的是一颗高尚伟大的心灵。正是因为诗人忧国忧民而将自己置之度外，他才把能活着回家看作很偶然的事情。而这“生还”的偶然，又说明了多少人不能生还、家人分离的社会现实。
九、十句“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xūxī）”，宕开一笔，忽然跳到“邻人”身上。诗人的生还并不仅仅使妻子感到惊奇，邻居同样也感到奇怪，他们纷纷前来看望，以至围满了墙头。一个“满”字，下得极显出邻人之多与关怀之切。他们为这一家团圆感叹悲泣。这中间自含有触景生情的意味，由诗人的生还而想到他们自己的亲人不能生还，从而渲染了乱世的悲剧气氛，涵括了安史之乱给人们带来的灾难。
最后两句“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mèi）”，作者的笔锋再次转回诗人家中，写夫妇痴坐相对、信疑参半的情状。夜深了，四周万籁俱寂，邻人早含泪回家了。但诗人简陋的小屋还亮着灯火，灯影幢幢，照着诗人一家。他们相对无语，竟不敢信以为真，反而疑心是梦。这种如真如幻的写法，把动乱中人们的心理真切入微地表现了出来，意境十分深远。
“其二”写回家后的感受和复杂心绪，在内容上是承接第一首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