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当世海外学者注意近代中国之商业经营及绅商组织已有三十余年。而以刘广京、郝延平开风气之先。刘广京先生论文：《近世制度与商人》最能引人入胜，可以顿然产生诸多联想，并深悟商人史领域之开阔而兴致无尽。全面研究相类之买办商人者，则有郝延平综括一代探讨之专著。刘广京：《经世思想与新兴企业》，页297—400，《近世制度与商人》，页419—52l，《唐廷枢之买办时代》；郑观应：《易言》，页1—22，《代序》，页595—620，《代跋》。又，郝延平著，李荣昌等译：《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9月印。我个人研究近代史，受到长于买办研究的刘广京、郝延平两位先生的吸引，也留心商人问题。从商贸思想问题着手，迄今此类研究已作了不下四个专题。王尔敏：《商战观念与重商思想》，《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台北：商务印书馆，1995年2月印，页233—381。又，王尔敏：《中国近代之工商致富论与商贸体制之西化》，《“中央研究院”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第一次），台北，1981年10月刊。又，王尔敏：《郑观应之实业救国思想》，《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84年印，卷15，页21—46。又，王尔敏：《张謇之实业经济思想》，《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85年印，卷16，页5—30。 内地史学界从1949年至1979年，构成近代史研究一个段落。此期间史学论点统一：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所有新兴工商业及其开创者，一概视之为买办阶级与剥削阶级。1979年以后，由于政治风气改变，史学界在近代工商业史领域，无论资料论题，完全摆脱前期理论上固定格局；学者有不同研究理趣之开展，颇能展现就事论事就人论人之种种观点；于过去打为牛鬼蛇神、洋奴买办、剥削阶级之人物，亦回头加以肯定。所见如夏东元之《郑观应传》、《盛宣怀传》，汪敬虞之《唐廷枢研究》，以及近代企业家陈启源、张謇、周学熙、张振勋、朱志尧、薛南溟、薛寿萱、荣宗敬、荣德生、陈蝶仙、项松茂、郭乐、刘鸿生，刘国钧、方液仙、乐汝成、竺梅先、金润庠、余芝卿、卢作孚、周祥生、吴百亨、胡西园、滕虎忱、宋则久、张嘉璈、陈光甫、周作民、杨希仲、杨灿三、夏瑞芳、陆费逵、胡政之等传记，可谓洋洋大观，亦形成风气。夏东元：《郑观应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11月印。又，夏东元：《盛宣怀传》，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印。又，汪敬虞：《唐廷枢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7月印。又，魏明康、姚海明等编：《中国近代企业家传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3月印。又，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12月印。又，阮芳纪等编：《洋务运动史论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2月印。又，凡关自强运动以来，中国开新之种种企业资料，亦在近十余年中大量刊印，在此不及备举（即无法一一开注）。
1980年代以来，海外华籍学者群趋于明清两代全面之商业工艺与商人研究，遽使此一领域成为热门学问。
我早在三四十年前即已研究自强运动。当时先驱同道，李国祁治铁路，吕实强治轮船航运，黄嘉谟治电报，李恩涵、王玺治矿务，邓汝言、张玉法治福州造船厂。而我独研治兵工业，是在营利企业之外。日后扩大领域，研究近代西化之工商业，已有数篇论文。今作盛宣怀研究，系顺此旧章，沿我故智。仍与刘广京、郝延平、李国祁、吕实强、李恩涵、黄嘉谟、王玺、邓汝言、张玉法在同一风气思潮之下，尽一分力量。本文所列学者研究重点，多有论著问世，并多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三十年来早为学界熟见。无须一一引列于此（近代史所有专刊、集刊、论文目录可以参阅） 。
晚清新兴企业，前无轨辙可循，完全取法于西洋，在中国之工商结构言，自是重大转变，又是完全开新摸索。此固造生若干困难，且与旧有定局故智，有相类者：如轮船与沙船，电线与驿站，彼此冲突消长，产生种种拒抗阻滞，消耗人力财力，不知使主持者耗损多少心血智力。更严重者，西方列强挟持工商优越动力，以外交武力为后盾取得在华种种特权。中国新兴企业，在萌生草创之际，面对外力风浪摧挫，谋求自立，岂易事哉？凡晚清一代之投身于中国新兴企业者，无论其背景如何、地位如何、动机如何，俱为与西方企业周旋之英雄。二十年前，著文及此，曾有语谓：“十大豪商胜于十大元帅。”半生任教，无不发明此义。
遍览盛宣怀传记、行状、神道碑、墓志铭，可谓载述备细。惟多在官场活动，仍不能有助于考究其经营现代企业。盛宣怀：《愚斋存稿》，卷首。盛氏思补楼刊订，民国二十八年印，全书一百卷，另附卷首。盛宣怀虽有才具可恃，然功名之途艰，未尝科考获隽，入世仍须以门荫为桥梁。其父盛康字旭人，道光甲辰进士，曾官至武昌盐法道，宦场中自有广阔交谊。而家道殷富，又广为经营典当钱庄，受同官好友之托，存银生息，其中财务关系最深厚者即为王文韶。盛宣怀师事王氏，恃为朝廷内援，有其家庭背景，非单纯个人际遇。盛康父子经营典当钱庄，及其与当世官绅金钱来往，俱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藏盛宣怀书牍文献。
盛宣怀出道于同治九年（1870）四月，因同乡杨宗濂的引荐而进入淮军幕府，任行营文案。适遇天津教案发生，朝旨有命，令李鸿章移淮军于津沽，以防备法国开战。淮军时在陕豫交界，谕令立即东返。李鸿章亦声言：“马首誓不复西。”立意于保卫海疆，援护京师。惟盛氏则仍留陕西军营，直迄同治十一年。李氏东返后不久，即接替曾国藩任直隶总督，旋兼长芦盐政及北洋通商大臣。盛宣怀在此时期脱颖而出，由淮军军幕转入北洋大臣之洋务幕府，直接参与近代洋务事业。《愚斋存稿》，卷首，盛氏行述。又，《盛宣怀传》，页459—460。
晚清工商企业家，俱在恶劣环境中，洋人侵陵下，创造生机，奋力求活。彼辈百川竞流，各自奔趋。而其中经营领域最广，而才识最超卓者，当推盛宣怀，允为晚清企业界一代领袖。盛氏毕生贡献甚多，自无从一一交代。本文惟仅就其肆应外国对手，周旋于外商竞逐之场，为中国新兴企业争取立足之地，亦即维护中国商业利权方面，作一研探考究，用以考见盛氏作为，或足以改正鄙薄盛氏之俗见。
二、航权之维护
首先须作明确而痛切的历史结论性宣示：中国自鸦片战争后，开放五口通商，第一步即进入中外商战时代。中国固有的庞大航运业，在长江以南首先迅速溃败，大量海运商船歇业，船只停用朽废。影响所及，水手纤夫纷纷失业，有十数万人沦为海盗或走私鸦片的烟枭，其余则流浪于五口口岸做码头运夫，形成劳力工人帮派，小刀会即其中之一。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北方开放三口，原长江以北之沙船航运业亦遭受洋船倾挤，大量水手失业。外国商船不用枪炮，便于短短十数年之间使中国沿海航运彻底溃败。王尔敏：《“官督商办”观念之形成及其意义》， 《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82年印，卷13，页19—43。又，王尔敏：《五口通商初期上海地区暴乱事件所反映秘密会社之生机及适存环境》，《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81年印，卷12，页65—90。又，聂宝璋主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印，上册，页69—137。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长江开放通商，北方开放三口，外洋轮船已遍布沿江沿海，中国航运无以抗拒。在野绅商，应变醒觉，被动引进以轮船航运为主之新时代。中国船商为谋求自救，一者，以寄生方式自购轮船，寄名于洋商轮船公司，挂英美国家旗帜，冒洋轮之名，行驶沿海载运客货。二者，以合伙资金组织华人轮船公司，在中国沿海参与对洋轮公司之竞争。前者委曲求全，仰人鼻息，终无发展机会。后者则财力不敌洋船雄厚，往往遭致挫败。在沿海航运线上中国船商无从自立。吕实强：《中国早期的轮船经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2年6月印，页121—224。又，聂宝璋主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上册，页138—320。
在第二次鸦片战后十年，洋船已尽占中国江海航利，中国沿海沙船的惟一生业，是靠装运江南漕粮和北方豆产。但数千号沙船日见朽坏而难以为继。此一问题，关系天庾正供，引起总理衙门与曾国藩李鸿章的注意，苦思解决之道。当时福州船政局与江南制造局已能制造轮船。惟各省水师防营故步自封，拒绝接受。而朝廷颟顸无知之官吏，亦以福州江南两局浪费国帑，去之而后快，主张停造轮船，特别是同治十年（1871）在朝廷上形成全面罢停轮船之朝议。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等为使轮船有一出路，并同时解决沙船问题，主张成立“轮船招商局”。同治十一年（1872）轮船招商局成立，中国开始有一个真正能与洋轮竞争的航运组织了。《中国早期的轮船经营》，页225—271。又，张后铨主编：《招商局史》，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9月印，页1—40。又，《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下册，页731—795 。又，《“官督商办”观念之形成及其意义》，《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页19—43 。
曾国藩于同治十一年二月去世，轮船招商局之创立，实李鸿章所一手促成。李鸿章则委派盛宣怀、朱其昂为主要策划者；盛氏以其理财招商能力获用，朱氏则熟悉漕运船务。而盛宣怀鉴于商局起步，必须与洋船在中国海域竞争，又引进两位洋行买办唐廷枢及徐润参与其事。此创业四绅，即是中国航运事业之启步先驱，盛宣怀更是核心领袖。本文无暇多论轮船招商局之筹办，惟就盛氏如何与英美航商怡和（Jardine， Matheson & Co.）、太古（Butterfield， Swire & Co.）、旗昌（Russell & Co. — Shanghai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周旋进行讨论。盛氏维护中国航权之才识即见于此。王尔敏、吴伦霓霞合编：《盛宣怀实业函电稿》，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1993年6月印，上册，《绪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