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等商董，开办轮船招商局后，尽全心灌注于对洋商在中国沿江沿海之竞争，或削价竞争与平价合约，纵横捭阖于商战之中，历尽艰苦。盛氏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七月奏陈经营经过，可略明其梗概：船局始于同治十一年，其时洋商旗昌、怡和、太古各公司轮船，已久在长江及闽粤津沪海面载货搭客，往来如织。臣请于直隶督臣李鸿章，号召熟悉商务之粤绅唐廷枢、徐润等为商局总董。倡招华商，起乘其后。力薄势微，洋船复大跌水脚，并力倾我。至光绪二年华商股本折阅殆尽，岌岌不可终日。旗昌挟盛气侮我，一言轻发，为臣所持。遂有招商局买并旗昌之议。臣谋之李鸿章两江督臣沈葆桢暂假官款一百万两，臣督同华商筹借商款一百二十余万两，乃将旗昌船栈各产全数收受，于是招商局得有各口岸泊船码头，气势渐振，骎骎与怡和太古颉颃矣。光绪十年法越衅起，道员马建忠总办船局，海上骚然，一夕数警。仓猝定议，复将船局码头轮船全盘售与旗昌。臣在津海关道署任内，李鸿章派令督办，属以收回。臣不亮度掬水覆地之余，探食虎狼之口。幸而获济，乃有今日。然其时官商均不能出资相助，几致束手。臣一身担负抵借汇丰三十万镑，分作十年归还。此十年内，与各商董坚明约束，惨淡经营，还清洋债。《愚斋存稿》，卷3，页7—8。又，《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下册，页1164—1197。盛宣怀亲手经营中国近代轮船航运，又立即与洋商展开竞争，直接与洋商对阵交手，盛氏饱谙航权维护之要领，深悟应付洋商之棘手。惟艰巨重任，故以之磨练才识，冀获宝贵经验。即如其光绪二年（1876）收购旗昌全部轮船码头，虽明知购价浮于实值，但为保持航权计，仍决然行之。盛氏此举，非出于冲动，实系料定有大益，谋定而后动，一举驱逐旗昌之航运势力。事后曾向李鸿章详陈其谋划经过如次：窃职道于光绪二年，建议收买旗昌洋行轮船、船坞、趸船等项，及沪、镇、浔、汉、津、甬六埠码头栈房，共计银二百二十二万两。维时明知以银二百万两，购入新旧轮船十八号，价浮于实。然思洋人于各口通商以来，“旗昌”先踞形胜，“怡和”、“太古”相继而起，尽占我江海舟楫之利。比及宪台力阻浮议，创立商局，而各埠码头未占要害，与洋商角斗，势力不敌。自以二十万金并买“旗昌”各埠，则要地不终为外族鸠居，局船运载便易，方足与其他洋商公司争胜，所以维商务大局在此，培商局根本亦在此。乃买入各埠码头，未及十稔，就上海一埠而论，栈地已浮于原价十倍，计可售银二百万矣，此固职道初料所不及也。《盛宣怀实业函电稿》，上册，页17，《上李鸿章禀》。又，《招商局史》，页99—110。道光五年（1825）运河淤积多变，漕粮不能畅运，改以海运以济运河之穷。及至轮船招商局成立，为济沙船运量之不足，以轮船分运部分漕粮。凡此所划策略，一则维持天庾正供之源源北运，二则以国家财力维护中国北方沿海之航权。一开放北方三口之时，总理衙门限定洋船不得运载营口、天津所南运之豆石、豆饼，用以维持沙船回航南下，有货可载。惟至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启衅，沿海受到骚扰，民船经常遭致劫夺。当时轮船招商局总办马建忠为免法舰轰击商船，将招商局轮船产业全部售予美商旗昌洋行。旗昌亦顺势取得漕粮载运权，光绪十一年（1885），盛宣怀买回商船并收回洋商抢走之漕粮载运权，必须大费周折。盛氏曾详叙经过于上户部尚书阎敬铭禀中：海运为招商局与沙宁船之命根：招商局无漕米不足养船也，沙宁船无漕米不能谋生也。李傅相去年原议，华船难行，仍责招商局沙宁船自雇洋船代运，庶事平仍可归原，洋商不能觊觎。旋有盘记袁天锡等贿通局员，与洋行“怡和”、“太古”、“旗昌”立一合同，假称能保兵险，而粮米屯聚蒸变，率未能运米一石。巴德诺来津，当与熟商，及时起运。惟能运与否，洋船与华船终无区别，盘记前订合同，徒使洋船开运漕之渐。二月间，招商局华商禀求傅相，转请总署撤销盘记合同，仍归华船承运。傅相以漕务系江浙主政，而江浙不甚以华洋界限为重，若由北洋径具公函，究嫌越俎。至此中关系商务甚巨，去秋已缕陈尊右。今后华商能否保护，不为洋商侵占，全赖钧处主持。惟侄更有请者，马道建忠将招商局码头船栈售与“旗昌”，原约载明凡招商局应得之利，皆准“旗昌”所得，系暗指漕米而言，盖洋商觊觎运漕久矣。曾文正峻拒之，独漕米、淮盐两项，不准洋船装运，实为华民留生计耳。倘准洋船运漕，揣其惯技，初或稍跌价以倾轧华船。逮华船挤倒，又必增价以居奇。通十年计之，仍有增无减也。且侄九月间奉密札向“旗昌”买回招商局。即告以法事平定，洋商决不能装漕，不如原价倒卖与我，“旗昌”信此言而立倒卖密约。若竟准洋行运漕，恐复视为奇货，他日收回时或另有要求。《盛宣怀实业函电稿》，页27—28。又，同前引书，页29—30，盛宣怀为收回招商局及沙船载运漕粮之主权，并代李鸿章草拟奏稿，用以上达太后、皇帝。正可见出盛氏用心之积极。此奏稿即载于页29—30，内容与其上阎敬铭禀大致相同。盛宣怀受命买回招商局产业时，身份是署理天津海关道，对于在海关洋务司及洋员特加利用与防范。旗昌买得轮船招商局后，立即改用洋人管理总局分局；盛氏收回招商局后，也立即将洋员二十余人一律辞退，眼明手快。盛氏任事敏决，辞退洋局员，颇利用海关洋员德璀琳（G. Detring）和公司洋员马士（H. B. Morse）代为疏通。使此一种繁难交割手续顺利完成，亦做得干净利落，不稍留存后患，盛氏胸有成竹而手腕灵活可见一斑。此事盛氏曾禀告李鸿章，兹举其禀陈，以为参证：马士、德璀琳密议与眉叔（马建忠）意见不合。实因商局要事不敢不独力主持，却无事不与（原删：眉叔）熟商，彼此均无私见。惟于旗昌交卸之事，眉叔只能做好人，宣怀不能不做恶人，事事不放松。马士甚袒洋商，故免得太严紧，盖马士可任使，而语言不可令其懂听。公司不得移交洋伙：二十余人退而不用，账目逐笔不□□，亦小心钱银。同上，页52，《上李鸿章禀》。又，《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下册，页1198—1200。又，《招商局史》 ，页116—120。盛宣怀经营轮船招商局，在中国海域与长江内河与英商怡和、太古两公司竞争。两公司用削价竞争，几至倾覆招商局，应付之道惟在争揽客货技术之改进。本来怡和、太古、旗昌等公司，已立足二三十年，早已占尽优良的江海码头。招商局后起，受其倾挤，实难自保。为求扭转颓势，乃买并旗昌轮船公司，遂得增加招商局之竞争力，于光绪三年（1877）与太古公司行东施怀雅（John Samuel Swire）商定两公司齐价合同，放弃恶性竞争，以谋共存共利。其办法是由三公司议订客货票价，再将各口岸载运客货总量定为一百分，照各公司船载能力及在该口已具有之营业额度合理分配之。所谓合理分配并非平均分派，而是照各公司营业固有业绩（包括运载量与常行走埠船只数），以定某公司应得比成数字。譬如当时第一次齐价合同规定，长江运量招商局占百分之五十五，太古占百分之四十五。宁波运量，招商局独占一百。余类推。《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下册，页1210—1211。招商局总办唐廷枢、徐润上李鸿章禀：“惟今年生意平稳，结呈账略时，曾已声明，只长江因太古争持，不无吃亏，而太古亦自受累甚重，是以欲与职局转圜。经职道润探悉隐情，函知职道廷（枢）回沪时会商。及闻太古洋商由英内渡，亦经职道润报明南、北洋大臣宪台在案。兹职道廷（枢）于初九日由津抵局，适太古行东英商施怀雅、船东贺利施两人于十四日自汉口回沪，来局晤会，职道廷（枢）、润会同接见，施怀雅等亦以抢装跌价，亏折太多，深知职局有各省大宪保护，争衡无益，必得终归和好，两有所裨。廷（枢）等只欲收回中国利权，与存垄断之心有间，原可置诸不理，听其自然。但念公款攸关，成本吃重，不得不量为通变，藉示牢笼。因与酌商，水脚有应增者则增，应减者则减，未便因两相和议，一味长价，使商贾兴嗟，殊乖招徕之道。自十六至二十一日往（复）议论，直到二十二日始行定议，立约三年，互订章程签字。职局长江六船，太古四船，彼初意谓四船船价舱位可抵六船，欲相平等，继姑允议，无论商局船之多寡，其水脚总以商局得五五之数，太古得四五之数。宁波口岸，彼欲分走未允，继始议定，第一年由职局专走，第二年准太古分走，其水脚仍照长江局得五五、彼得四五之例。并订明将来职局若派船行走广东省河，彼当一体联络。即以外国之正月初一日起，即中国之十一月二十八日为始，另将签字议约译呈钧鉴。” 齐价合同创议于英商施怀雅，禀准于唐廷枢、徐润。而盛宣怀则是始终支持，一直持续至清末。《盛宣怀实业函电稿》，上册，页147—158， 《招商、怡和、太古三公司齐价协议》。又，《招商局史》，页110—115。自1960年代以来若干学者，借此攻诋盛宣怀等人与帝国主义勾结，斥为洋奴买办。直是不明当日中国所处环境，不识在商言商道理，殊属不公。
比较同一时代人物，对于中外商战世局之敏觉而能展示因应智术者，虽有郑观应、王韬、薛福成诸人，然俱表现于思想层次，独有盛宣怀在思想层次外，更有实际事功，远为同时代官绅所不及。光绪十一年（1885）盛氏受命赴沪自旗昌买回招商局全部局产之后，有上李鸿章禀，最足透露盛氏筹谋因应当日外力侵损下之商权与利权：仗中堂之福，天时人事，不再变迁，用人理财，勿使纷乱。所请扶持各节，凡可行者均邀允准。则职道所儗三年赓续，捴想提存汇丰百二十万两以清洋债。届时成本仍可复至四百万，自可招足商股，立于不败之地。“怡和”能否归并，再当度德量力而为之。如果再修条约，宜援各国例，力争内江、内海不准洋轮驶入，则利权稳矣。总之，此时凡有利于招商局之事，必不可吝而不予。职道所筹局势转机，请勿明告他人，盖欲合中外诸人力以成我之力，中堂一人扶持之全力也。 使天下皆知招商、电报两局，有利无弊。竭我生之精力，必当助我中堂办成铁矿、银行、邮政、织布数事，百年之后，或可以姓名附列于中堂传策之后，吾愿足矣。中堂得毋笑我言大而夸乎？职道每念督抚姓名得传后世者有几人哉？遑论其下，是故做官不及做事多矣。《盛宣怀实业函电稿》，上册，页46，《上李鸿章禀》。 以近代经营西方体制工商企业而言，其中商人自为民间新兴实力，其源本流杂，或在海外或在江海口岸，为数可观，自足代表中国对外实力。惟其人多出身低下，与中国官方十分隔膜。李鸿章大力推动自强工商业，由于实际需要，在洋务幕府中造就一批能通于工商企业之官僚，为数亦甚可观，彼辈实于官商之间开启交流通道。其中惟有盛宣怀能就国家全局，评估并推动各项洋务事业。盛氏此次禀帖，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提出全面工业化构想，除其正担负之轮船和电报经营外，亦建议承担铁路、银行、邮政、纺织等事业，敢预估其能成功，亦深信其可垂久远。
第二，对西方列强，无理侵入中国内河航权，主张在修约时机，各据万国公例，限令洋船不准驶入内河。
第三，自此禀文所见，盛氏已彻悟到做官不及做事。计将全力投身于所有现代新兴企业。盛氏用心与志节，于此可见。同上，页47 ，《上醇亲王禀》。亦陈于轮船、电报外，兴办开矿、铁路、银行及邮政。自可见盛氏推动全面工业化之智略雄心。三、电权之维护关于通讯事业，中国官家自有一套古老驿传制度。可以上推至公元前八世纪。清代全国建置驿传四五千所，再加边疆台站不下千所，构成全国性通信网；官方驿传，传达军报奏章之外，兼具逆旅功能。其全部体制名号、驿传方式、官职品位，俱属国家功令，列入《大清会典》。职司俱属兵部，各省归按察使管辖，沿途驿官人员马匹船车，俱有定额，费用出于国家藩库，体制完备，而运用灵活。马楚坚：《明清边政与治乱》，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印，页278—465。
中国虽早有完备的邮传制度，然与近代西方发明之电报相比，仍远远落后。惟使清廷放弃驿传改用电线，则是经过许多周折。民间则较政府醒觉迅速，因应亦快。中国工业化现代化之延误，其咎多在官家朝廷，受其重累者则为庶民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