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元年（1851）中国人开始阅读到介绍电报的中文书。咸丰十一年（1861）俄国驻华公使要求架设京津电线，为总理衙门所拒绝。中国官员中最早主张架设电线者有李鸿章（1865）、沈葆桢（1870）与曾国藩（1871），但均未能真正施行。同治十三年（1874）日军侵台，警讯自闽台海关传至各地方，北京犹无所悉。受此刺激，清廷王大臣幡然猛省，认定电报传信确实迅捷，于是从福州架设电线至海口，以传达台湾警讯。不过中日和议后电线即被拆解，改送台湾，由中国电报学生架设，时当光绪三年（1877）。王尔敏：《盛宣怀与中国电报事业之经营》，《清季自强运动讨论会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年印，页755—789。又，《海防档》，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57年印，《电线》，册1，页8，同治四年（1865）二月，江苏巡抚李鸿章致总理衙门大臣函。此函重要，代表国人创设电线最早之主张。虽其表面回答，按总署指令严拒外国在上海架设电线。且信誓旦旦，令上海道派员巡查，以绝洋人在沪设线之觊觎。然其回函之后半则主张可任由华商试办，以其必有益于商务也。其原文已引证于前揭拙文：《盛宣怀与中国电报事业之经营》，不须再引。无论同治十三年或光绪三年，俱可视为中国创设电报之先河。
中国开创电报事业，自与李鸿章的提倡推动有关。光绪六年（1880）八月李鸿章奏明朝廷，请旨创设中国电报局，分别官线商线，委派盛宣怀总揽其事，以刘含芳、唐廷枢、朱格仁、郑观应、经元善、谢家福、王荣和等人为电局商董。总局开设于天津紫竹林。于光绪七年（1881）三月开办，五月开工，自天津起，首先架成天津、上海电线，中经大沽、济宁、清江、镇江、苏州以至上海。十月竣工，十一月初八日（1881年12月28日）正式通报营业。《盛宣怀与中国电报事业之经营》，《清季自强运动讨论会论文集》，页755—789。又，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全八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4月初版，1962年1月第2次印刷，册6，页334—335。又，《海防档》，《电线》，册2，页267—335。
盛宣怀得李鸿章识拔，出而总办电报局，其经营分对内对外两方向维护商权。其时已有丹商大北公司（Great Northern Telegraph company）以及英商大东公司（Eastern Extension Australasia and China Telegraph company）在中国外海设线，并一再谋求在中国境内架设电线联接。英、俄两国公使自同治初年至光绪初年，凡十余年，亦一再向总理衙门交涉，希图在中国境内设线通报，英国外交官尤其致力最频。《洋务运动》，册6，页325—461。又，《海防档》，《电线》，册1及册2。
盛宣怀的经营电报，在其所有事业中最得要领，亦最为成功，其人心思细密，用心深远，其所研制的四字电码，明本密本，以及韵母代日，一直为国人沿用达百年之久。盛宣怀经营中国电报，对电学电报毫无知识经验，出任艰巨后，须与大北、大东两个外部强敌周旋，一面慎防英商大东公司侵权，一面则联络丹商大北公司，向丹国订购铜线钩碗，并雇用丹国洋匠、洋教习。在正式开创电报局之前一年，盛氏即在天津开办电报学堂，训练人才。嗣后一连数年间，更在上海、苏州、江宁、广州、兰州等地开办电报学堂。所延揽洋员洋师均签立年限合同，不使久占地位。遇有一两位得力者，则一再续约挽留。虽然大北公司有海线与中国合作，惟难占中国太多便宜。然就技术引进而言，盛氏设计最为成功。自光绪七年（1881）至清末，全国大小都邑遍有电线，大小长短粗计达八十余条。长三万四千五百余里，合并二线、三线、四线、五线共计，实达六万四千余里。《盛宣怀与中国电报事业之经营》，《清季自强运动讨论会论文集》。又，《海防档》，《电线》，册2，页334 。又，《盛宣怀实业函电稿》，上册，页199—201，《光绪七年上李鸿章禀》；页424，《光绪二十八年致外务部、袁世凯、张之洞函》。
盛宣怀经营电报局，自光绪七年一开始即已抱定保持自主之权。以此核心，即重在技术转移，培训中国电学生拓展电报，于光绪七年上李鸿章禀提出其所设计。其中开首可见“保我自主之权”一词：职道在津禀商，本儗将设线洋匠上下手八名全雇，以节外洋另雇用资。嗣到苏、沪，亲见优学生本领与下手洋匠无殊。盖此项洋匠以测量巡查杆线何处损坏为第一本领，又安置江河水线为第二本领，霍、博二匠能之，其余不能也。苏、清、济三局无洋报，无水线，似以优学生代洋匠为宜。少用一洋匠，可省银二千四百两，既求保我自主之权，尤冀节我常年之费。逆知该公司甚虑中国另雇洋匠，断无决裂之理；特不能不稍立崖岸，以戢其贪狡之心。《盛宣怀实业函电稿》，上册，页202，光绪七年九月二十七日，《上李鸿章禀》。光绪七年，中国电报局甫建，盛氏即已重视电报打传技术之掌握，并立意自辟蹊径。当时仿照驻德公使李凤苞（字丹崖）所用密码本，设计中国自有的四字电码制度。惟西洋各国通用三字码，为节省公费，电报局仍用三码传发对外洋之官电。由是最初是三字码四字码发报方法并存，三字发国外、四字发国内。同上，页203—204，光绪八年正月，《上李鸿章禀》云：但期学生实力讲求测量远近，试验电力，修理机器，修理水线各项功夫，庶可一年之后，渐撤洋匠，以节经费。应由电报学堂选择聪颖大学生八名，责成洋教习专教测验之法，并由机器局（天津机器局）选拨聪颖大学生三名，移送职局交与大北公司，学习修理电报机器之法。另由职局选派聪颖学生数名，交与大北公司，学习修理水线之法。务使一年之后，群才毕集。倘学生仅知打报之法，恐洋匠永远难以裁撤，仍负宪台造就人才之原意。所订售报章程一节，因查万国公例，均用三码，如中国电报用四码、五码，寄至外洋，均须按码加价。是以职道仿照出使德国大臣李（凤苞）所订密本，以英母错综编就三码，计单字、成句—万七千余号，以备官报往来外洋之用；仍以数目编成四码、五码，以备中国通电之用。惟传打三码之法，学生均未熟悉，莫不趋易畏难。应由电报学堂教习打报之时，兼令学习此项电报。俟学生手眼一熟，较打四码、五码更速，则官报递寄外洋，可省报资不少也。
盛宣怀维护电报权之苦心，亦可就其主持之中英中俄接线交涉观之。此时已光绪八、九年，电报局初上轨道，上有李鸿章及总理衙门支持，下有郑观应为助手，盛宣怀则身当交涉折衡第一线。
光绪七年十一月中国电报方开始发报，未及一年，在光绪八年九月十三日（1882年10月24日）即有法、英、美、德四国公使，向总理衙门要求在丹麦大北公司海线之外，再架设一条海线，由上海通至香港，共成立海线公司，并允许华商入股。其事明显出于英国主动。英国驻天津领事璧利南（Byron Brenan）更携带公使格维纳（T.G.Grosvenor）公函，面见李鸿章交涉，被李鸿章驳斥拒绝，不准四国所请。李氏另一方面则指示盛宣怀、郑观应，与大北公司合组海线公司，称为“华丹电线公司” ，另设一条海线。李鸿章以所持立场明白告知总署，坚持主权，甚为明确，可参见其给总署节略：当中国初设津沪电报时，上海只有大北公司一家。中国因即饬其襄助，大北公司于中国设立电报一事，既为认真出力，且中国来往官报，亦情殷报效，不取报资。故准其于中国海边设立电报。此情理之常。非独厚于大北公司也。乃美使央吉尔（James B．Angell）并英德公使以中国为可欺，上年竟往总署说云：李中堂此事办错了。总署泐函告我，我答之云：中华为自主之国，设立电线，可以任意许人办理，他国不得过问，各使如再谈此事，竟可置之不理。《海防档》，《电线》，册2，页366。又，同前书，页367，李鸿章致盛宣怀、郑观应函：鄙意此次四国公使所请在中国海面公设电线，准华商入股，以维商务为名，题目尚正。即此次所请不遂，日后必多饶舌。然使允准各该国商人添设海线，人恐该商隐有所挟，终多牵掣。不能如丹国小国商人之恭顺。似莫若由大北公司和同津沪电局于原有海线外，另置一道。由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厦门、汕头以达香港。以后新旧二海线所得之利，两家按股均分，可改称为华丹电线公司。中国商人在中国海面与他人合股设立电线，则以后他国商人不得借口排挤。而大北公司所享利权，又岂仅二十年之限，即津沪电局亦可藉分余润，以期自立。
事情发展果不出李鸿章所料，自光绪八年以至九年，中国须与英、美、德三国就海线电报进行繁复交涉。李鸿章原判断美国架设海底电线，将到日本，以为三国交涉动力出于美使主谋，而事情发生后立即发现英使主动交涉最频，要求亦最迫切。李鸿章幕僚呈报电报说帖，从国际公法立论。当时英商大东公司已将海线由新加坡展至香港，并加速在中国沿海架设至上海之电线。李鸿章因应之道：其一由李鸿章通函粤、闽、江、浙各省大吏，嘱其阻止英方设线。其二，由总署致函总税务司通令海关否决英线进口。并因赫德 （Robert Hart）建议，致函上海英领事，不准英商电线接上陆地。其三，由中方驳诘英方对策，坚持同治九年（1870）与前英使之协议，中国陆地不准英商设线，但可将水线放在停靠在中国海岸的船上。其四，要求使用大北公司所设上海至吴淞口一段陆线；为免英人按最惠国条款，要求同享大北公司利权，由盛宣怀以中国电报局名义将大北吴淞电线买断，成为中国自有，以杜英人借口。《海防档》，《电线》，册2，页399—445；册3，页463—540。随后总理衙门及李鸿章即以此为商务事件，中止与英使辩论，主张由电报局主管盛宣怀与大东公司直接谈判，使商务问题复归商务，摆脱外交纠葛。光绪九年（1883）正月，盛宣怀与电报局同僚郑观应，并南洋负责电务的王之春，会同上海道邵友濂，展开谈判。 光绪九年二月二十三日（1883年3月31日）与英商大东公司总办滕恩议定上海香港电线合同十六条。同年四月初一日（1883年5月7日）又续订香港上海电线合同六条。同上，《电线》，册3，页564—567、583—585、600—605。
由中英两电局谈判纯商务问题，对中国之维护商权实甚重要，合同首条表现英方遵守同治九年英国海线不准上岸的决定。在此原则下，架设香港至上海之海底电线，线端必须置于靠近口岸海边之船上。有此共识条件，中国愿意让步，答应英国水线架至上海之长江口外之小岛羊子角上。而中国电报局则自行架设由上海至羊子角之一段旱线，以之联接英商海线，以便彼此共用。羊子角上中国电报局设报房机房，与英商海线相接，由两公司合用，但各挂公司招牌，而报费则旱线归华商电局，占百分之五；水路归英商电局，占百分之九十五。除此以外，合同亦载明中方要求由广州架设旱线可以过海接至香港，其办法与由香港设海线至上海者一律。此合同之有效期限为二十年。由以上规定可见，中英电务权宜达于平等互惠；英商固然达到愿望，却未能逾越同治九年中国所定界限。至于接着在四月初一日所订续约，则照原合同补充细节，主要内容是英方要求在香港上海之间，其水线亦能接至福州或汕头（两地选定一点）。另一则是中方架设吴淞至羊子角双线之规定，大致亦未侵损中国商利。 《海防档》，《电线》，册3，页670—674。
至于盛宣怀等向丹商大北公司购回上海吴淞旱线，盛氏亦于四月十五日 （1883年5月21日）与大北公司签订购回上海吴淞旱线合同十四条。由此俱见盛氏熟悉西方商权合约之价值功用；有此经验，盛氏日后因应中外商战益为得心应手。同上，《电线》，册3，页626—633。
由于中国电报局纯以陆上旱线为主，借此完全排除外国在中国境内设陆线。惟自与丹商英商海线接头，不能不借助其长，以使电讯畅通，在商言商，必须分计水陆电价，取得英丹电商合作，盛宣怀于是与之会订水陆电线分费合同。光绪九年以后，又比照轮船招商局经营模式，细密估算电价，与大北大东两公司合订电费并定下三公司利益分配比例之合同。至光绪十三年（1887），三公司合作合同已上轨道。由此进而走上联合定价，并签订三公司齐价合同。直迄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在津沽强占电线外，中国电报主权始终未受侵损。同上，《电线》，册4，页1403—1455；册5，页1663—1689、1765—1771；册6，页2056—20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