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低级阶段只限于在一种个体语言或者所谓的部落语言中对比和比较事实。其中部落语言近乎中性的结论和从众多个体语言中抽象出来的语言。
2） 第二阶段就是对比和比较在不同语言中，亲属语言和非亲属语言中相对应的现象。
3） 第三高级阶段，在语言学自学领域，刻意追求远景的概括。这些概括建立在前两种研究对象得出的结论的基础上。
只有准确地掌握作为科学语言学的基础，才可能有意识和正确对待正音（正确的言语）和正字法（正确的书写、正字法）。与此相关，产生了清除语言中其他成分或者不适合的外来成分的艺术——所谓的语言净化现象（语言的净化主义）。语言学者的任务就是在每一个个别的情况下，确定在其他语言影响下产生的该词语或者短语被同化的程度，确定它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语言的需求，也就是可以证明它的使用。无论是语法，还是其他的语言学研究及结论性的材料都是出自以下来源：
1）各种各样现存的语言。也就是来自于全面观察，甚至实验方法能够直接理解的材料。
2）地方的专有名称（地名），人的专有名词（人名和姓）。
3）儿童语言和不健全人的语言（由于先天的原因，在语言方面多多少少有些障碍的人）。研究这些语言奠定了语言萌芽学和病理语言学的基础。
4）外族人口的语言。
5）一种语言对另一些语言的影响。也就是来自于该语言的词语、短语和所有其他的、被其他语言掌握的特点。
6）语言文献，也就是来自于不同的书写—语音和一般广义上的书写—语言联想的表现形式。
这里包括全部文学、全部文字、全部用该语言书写的东西。尤其是为了语法、方言和一般的语言学目的而记录的篇章，以及该语言生活时代的，不能直接观察到的古文献具有的特别的意义。文字和任何不是完全有文化的人的书面作品，也就是没有完全掌握书写规则的人的书面作品，及一般的没有完全掌握该语言的标准语的人们的书面作品都对了解语言的特点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这里包括了以前的和现代的各种各样的志铭。铭文学正是研究和使用这些铭文得出语言学结论的科目。比如，墓志铭、为纪念某些事件的铭文、牌匾、在不同地方的碑文等等。不健全人的言语（不能正确说话的人），就像可以从没有完全掌握文化的作品中汲取许多材料来确定书写语言的特点和书写语言所代表的特点一样，为确定被说出的语言特点和被说出的语言所代表的特点提供了许多材料。无论针对哪一种现象，都可以使用观察和实验的方法。分散在外来文献中的该语言的词语是文献中特殊的一类。比如，在拉丁语和希腊语文献中，有欧洲不同语言的词语。阿拉伯作家笔下有不同的部落名称。某种语言的所有这些特点和属性、它的全部“结构与组成”尽可能综合在一起，代表了所谓的语法和相互补充的词汇。
语法可以是，
1）实践性的、描写性的。其中所谓的规则不受制于科学的根据，而是首先充当一种记忆力表演的手段。
2）理论性的、系统性的、评论性的。在语法中可能会有这两个成分或者追求的结合。
就像词汇一样，可能有：（1）实践性的。（2）理论性的、历史的、词源学的等等。相对于语法而言，在词汇中实践与理论结合的可能性更大。历史词汇补充了历史语法，词源学词汇补充了比较语法。无论在语法方面，还是在词典学方面（编写词典），除了尽可能包括整个对象的作品外，还有研究各种专门问题的专著及整理某些文献、某个地方或者某个语域的词汇专著（方言词典）。如果语言学实际上应当是精密科学的话，它就应当像现代精密科学一样，学会使用抽象、一般的概念。出版文献，编写词典，从语法角度描写个别语言或者语系——总之，任何其他规范语言材料的行为，这一切都只是为真正的科学准备材料，就像以最努力的方式系统地收集气象观察材料还不是气象学一样。在与力学、天文学、物理学和化学比较时，语言学失去了很多的东西，但在与生物自然科学综合体进行对比时却占了很大的优势。从推断的精确性角度，生物自然科学会放弃很多的东西。但是，犹如在语言学中一样，在生物自然科学中可能也有远景概括和假设，清楚地阐明各个细节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事实的本性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却总要求研究琐碎的细节。比如，无论在语言学者眼中，还是在所谓的应用语言学领域（心理学和社会学、历史科学），准确研究个别词语和词语族的起源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失去魅力。或许，有数千种部落和民族语言，即使有最卓越的才华和大量自由时间，也只能了解其中很小的一部分。由此可见，语言学在现在和未来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统一体，但也只是在不可达到的理想中。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囊括语言事实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每一个研究者都只是在自己的大脑中汇集了片断，只是整个的一部分。这个部分使得他对完整现象形成了一个总的印象，在想象中描绘出语言生活近乎完整的画面。就像在现实中遇到的水晶碎块一样，就像矿物学家的智慧复制出完整水晶的画面一样，我们可以根据掌握的知识片断形成一个关于同类完整现象的概念。这个部分属于这个完整现象。所以，虽然语言学只是相互不完整，甚至相互之间不相连的片断，然而，每一个具有逻辑思维的智慧都能想象出它在理想中的样子。语言学方法尽管有其不完善之处，却使得预测未来成为可能，也就是预测后来在历史继续的线上发生的现象。当然，需要假设语言载体的年代顺序是连续的，也就是讲一种语言的民族或者部落是连续存在的。
语言学史。严格意义的语言学是欧洲科学，准确地说是欧美科学。如今，由于以德国人和英国人还有日本大学教授们为代表的欧洲科学的影响，日本人也参与了撰写最新科学流派发展的著作。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管是否与其他民族有联系，也不考虑亲属关系的因素，很早就开始研究人类的言语。比如在中国、日本、埃及、腓尼基、阿西里亚人、印度、希腊、罗马帝国、以色列、阿拉伯、不同的欧洲国家。之所以处处存在着思考语言特点的第一动力，就是因为需要用书面语表示词语和语音，以及需要理解语言的文献（注释、带有解释的词语集）。由此，现代言语分解为句子、个别词语、音节，最后是不能分解的音素。根据思想家所依据的内容，语法分析一方面越来越完善、越来越精细，另一方面，发展和巩固了书面语的地位。而且从其他语言中翻译过来，或者翻译到其他语言的需求也促进了对语言特点的思考。比如，阿西里亚人试图将在他们国家中找到的，像悬崖上的楔形文字铭刻一样的阿卡茨基—苏美尔语文献译成自己的语言。耶稣诞生前1000年，中国人就有了最古老的词典学著作。出于准确解释《吠陀经》的需要而产生的印度语法，以精细和严谨的态度，在语音和形态分析方面超越了其他所有的语法。我们熟悉的古代著作大约诞生于耶稣之前6世纪。最著名的印度语法学家潘尼尼生活在耶稣之前的6世纪。如果印度语法学家没有对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欧洲研究者的才智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的话，也就不会有“比较语法”和欧美大地上普通语言学的辉煌。古希腊人对语言感兴趣，因为语言是思维的工具。他们没有合理地区分逻辑学和语法学，对纯语言学概念的发展贡献不大，但在分析词语和句子部分方面所做的伟大贡献是不容置疑的。效仿希腊人的罗马人，通过自身努力在推动科学进步方面做得还不够，但是他们在有益的观察方面也做出了贡献。无论希腊人还是罗马人，都强化了语法术语，都努力研究各种细节。这些细节对现今的语言学还有价值。在中世纪，我们看到了科学思维，其中包括语法思维的衰败。尽管如此，由于最初的基督教原因，在中世纪辉煌时期，地球上的语言观发生了变化。在“任何的语言都是信奉上帝的”口号之下开始将《圣经》译成各种语言，而传教士努力让那些信仰基督教的民族掌握语言。较晚时期，在中心意图的影响下，这种倾向逐渐减弱。伊斯兰教从开始时就以阿拉伯的独特性在发挥作用，完全不承认其他语言的平等性。应当研究《古兰经》的原文。阿拉伯语在普及的同时，也受到了损害。所以，现在标准式的语言规则都是被需要的，并且在亚里士多德语法范畴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阿拉伯语言学的产生正是缘于这种需要。从7世纪到12世纪是阿拉伯人语法学派的鼎盛时期。阿拉伯语法学家的研究影响到以色列人，而由于以色列人的散居性，一种语言分裂为许多相互之间区分很大的不同种类。尤其在以色列书面语中没有标示的元音发音方面，出现了很大差异。由此产生了语文学研究以色列语言的动力，目的在于巩固一致的发音。因为这种研究是在阿拉伯语影响下进行的，因为从另一方面基督教的神学家也在研究以色列语，所以阿拉伯语法间接地影响到基督教的神学家们。在西欧，从12世纪起，只有以拉丁语为基础的经院哲学教育占据统治地位。这时语言被看作是纯粹的关系，也就是将语言事实强制归类到某些偏见的公式中。形成了某种理想句子和词语模式，并以此方式衡量现存语言的所有表现。“死亡的”语言，只有书面语，首先是后来的拉丁语成为了材料。在16世纪桑切斯（Sanchez）集中了中世纪的学术性。他的《密涅娃》（1587年）被认为是经院哲学家在语言学领域活动的最高表现形式。在东欧，在语言研究领域最晚期的希腊科学也有所作为。它的观点与东正教一起被斯拉夫人所接受，其中包括俄罗斯斯拉夫人。另一方面，由于与波兰为邻，俄罗斯也受到了西部拉丁语的欧洲，也就是罗马的影响。在新世纪，从15世纪末开始，语言学材料在三个方面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1）宗教改革运动将民族语言带到了历史舞台上，用以反对宗教的拉丁语。
2）地理发现注意到了一些新民族和新语言。
3）在文学领域和艺术领域所谓的“人文主义”在新世界代表了希腊民族和罗马民族，及它们的语言和文学。
尽管如此，语言研究流派的变化还是相当缓慢。相对于语法学而言，经院哲学还是较为重要的。从洛克开始了以哲学观看待语言的新时代（研究名词和动词表示的概念的产生，格理论）。还是在17世纪，法国出现了“哲学语法”，换句话说，《普遍唯理语法》，又名“波尔·罗瓦雅尔语法”，由以阿尔诺和朗斯罗特为代表的波尔·罗瓦雅尔修道士编写而成，出版于1660年。这部《波尔·罗瓦雅尔语法》在法国有一批追随者，差不多一直到今天都存在。在德国还编写了普通或者“哲学”语法。这些语法是以根据偏见的公式和逻辑范畴而划分的语言现象及语法和逻辑混合为基础的。19世纪上半叶的贝克尔，也就是《论语言有机体》一书的作者，是从狭义角度看待语言本质和语法任务的最著名代表，由于施坦达尔的全面批判，而威风扫地。由洛克发起的纯理运动席卷了欧洲各国。基督教徒沃尔夫理顺了逻辑和语法的科学术语。赫尔曼在论著《希腊语法全面发展的原因》中对这个流派所研究的内容进行了分类。他们继续将语言看作纯粹关系，首先提出了逻辑学和哲学，代替了对实际形式的解释和分析。当时的科学院也遵循这样的语言观。柏林科学院宣布了申请奖项的题目，耶尼施以专著《一种完美无瑕的语言典范》而获奖。他提出了关于起源问题的猜测，而且还努力发现，现有的哪一种语言应当被认为是原始语，接着解释，为什么这种语言遭到了破坏。只有赫尔德在1776年大胆地说出了应当从人的本质去解释语言起源问题的观点。但在后来，他又放弃了这个观点。另一个以莱布尼茨为代表的流派诞生了。我们认为莱布尼茨是新派语言学的真正鼻祖。他是第一个摆脱以色列语言是全人类原始语言观念的学者。在研究语言方面，他坚持真正的科学观。他认为，研究语言应当以精密科学为基础。他认为从未知的和不能理解的现象，也就是从古代语言开始研究语言是徒劳的。应当首先研究直接观察到的新语言。因此莱布尼茨不仅超越了他同时代的学者，而且还超越了许多现代学者。他尤其强调比较所有语言，根据它们的亲属关系对欧洲语言进行分类，承认马扎尔人语言、芬兰语、土耳其语和蒙古语的亲属关系。在莱布尼茨这些尝试和追求中，蕴含着盛行于19世纪的所谓“比较语法”的萌芽。他在奉行时代精神的同时，还在研究普通语言问题（语言起源等等），但却需要比较方法。莱布尼茨不仅给语文学者提出建议，而且要求与传教士、旅行者、君主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