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3年，他给彼得大帝写信，表明了自己对语言学问题的观点。他准备好了研究计划，对比词语，希望将这些词语翻译成各种语言。叶卡捷琳娜二世深受莱布尼茨思想的鼓舞，希望编写一部“普通词典”，并说服了处于彼得堡的英国宫廷神甫杜马理克着手编写这部辞典。这就是《东方语言比较词典》。1786年，《帝国词典》第一卷出版，包括了2825个词语，翻译成了欧洲的51种语言和亚洲的149种语言。之前还有列兰杜斯证明了马来亚诸语言的亲属关系，确定了“语音变化规律”，还有鲁多尔夫指出了应当以比较语法形式，而不是偶然的词源学为基础。美洲著名的语言学者赫尔伐斯在《各民族语言目录》（1800—1802）中指出了闪语相互之间的亲属关系，以及梵语和希腊语的亲属关系，还首先将美洲语言进行了分类，奠定了语言科学的分类基础。这个流派的一些研究者之前还指出了梵语和欧洲语言的亲属关系。萨谢塔还在16世纪便第一个注意到这个现象，接着说出了凯尔杜和琼斯的假说。17世纪初两个描写和对比许多语言的学者古察德（1606）和布尔波奈斯（1619）可以被认为是语言学流派“比较语法”根本转变的先驱。赫尔伐斯的著作《各民族语言目录》，及阿德隆和法特尔主要著作《米特里达脱斯》仿佛集中了因莱布尼茨而被发现的研究成果。赫尔伐斯是第一个提出了确定语言的亲属关系应当建立在语法事实，而不是词语相似基础之上的人。19世纪上半叶的葆朴实现了赫尔伐斯的愿望。欧洲语文学者和语言学者深入扎实地了解梵语及其印度语法，也引起了语言学史上新时代的昌盛。无论是对于亚利山大里亚和柏加摩斯的希腊学者而言的《荷马史诗》，还是而对印度学者而言的《吠陀经》，都是解释篇章和进行语法探索的刺激性因素。没有与印度语法学家对于《吠陀经》的解释相同的解释存在。后来出现的研究梵语的论著至今为止在合理性和全面考虑语言的所有发音特征和形式方面，还处于无与伦比的理想状态中。梵语或者东印度语文学的历史在欧洲是从英国人那里，于1784年在加尔各答创建亚洲学会开始的。著名的印度学家琼斯、科尔布鲁克、凯利、威尔金斯、福斯特成为了倡导者。甘克斯连登和威斯丁于1790年编写了前两部梵语语法。史勒格尔是欧洲大陆上第一个注意到梵语重要性的学者。他在自己的论著《论印度人的语言和智慧》中奠定了根据古典语文学方法而形成的语文学基础，以自己的语言分类而著名。他第一个使用了“印欧语言”的术语。由此诞生了葆朴第一批著作，并因此奠定了（印欧语言，雅利安语）“比较语法”的基础。新派哲学或者普通语言学起源于洪堡特。语言学领域原始的形而上学性逐渐转变为从纯粹的心理对待语言内容（施坦达尔、拉查鲁斯）。这一流派现在有了越来越多的追随者。总之，在语言史新阶段可以看到语言现象自然联系的回归。语言学越来越远离语文学和图书学，转而接近于其他与其有较近亲属关系的语言。
犹如任何其他同类物体一样，部落语言和民族语言的比较特点与分类，可能只能建立在准确定义语言之间的差异和相似性，而且首先是相似性的基础上的。通常有两类语言之间的相似：1）建立在民族和部落语言的谱系亲属关系或者历史上亲属关系之上的语言分类（谱系分类）。2）状态和变化的一般相似性，甚至完全不取决于历史或者谱系联系（形态或者结构分类）。
只有在同一种原有的语言材料不同变体的语言之间才有谱系的或者历史同源及以它们为基础的相似。比如，斯拉夫语言之间具有亲属关系，相互之间相似，因为它们是同一种曾经存在的原始斯拉夫语或者原始斯拉夫语言状态的不同变体或者变化。在如此精确的基础上还有所有斯拉夫语与印欧语系的其他语言之间，也就是与梵语之间（与整个印度语支一起），与伊朗语、亚美尼亚语、阿尔巴尼亚语、希腊语、拉丁—罗曼语、凯尔特语、日耳曼语、立陶宛语、拉脱维亚语之间具有较远的亲属关系和较少的相似关系。对比和并列研究亲属语言的特点是所谓比较语法的研究对象。另一种语言分类，形态分类或者结构分类建立在语言状态相似或者不同语言在变化时的倾向性相似的基础上。这一分类是根据针对所有人的共同条件所致，无一例外，与这些人的起源在哪里无关。在谱系分类或者历史分类中，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作为封闭的整体语系，也就是被认为是历史同源的所有语言分类综合体。比如，雅利安语系、乌拉尔—阿尔泰语系、乌戈尔—芬兰语系、闪语系就是这样的现象。语系本身包括了某一个语域。这个语域通常分裂为相互之间区别很大的语支或者更小的语言变体。比如，雅利安语系就划分为上述所提到的语支。在每一个语支中，或许还有更小的分支或者更小的分类群。比如，在罗曼语支中就有意大利语、法国—意大利语、拉丁语、普罗旺斯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罗马尼亚语等等。在斯拉夫语支中就有俄语、保加利亚—马其顿语、伊利里亚斯拉夫语或者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斯洛文尼亚语或者斯洛温语、捷克—斯洛伐克语、卢日支语、卡舒布—波兰语等等。最后，每一个分语支的语言地域或者语域分解为一些土语或者方言，或者类聚为一些更大的整体，或者以独立的形式存在。作为方言组成部分的个体语言是部落语言世界中极限的、不能再分解的单位。可以将所有人类部落语言的综合体看作是一个大的语言地域或者语域。语系的语言地域，不管是连续不断的，还是中断的，由于与其他语系的地域交叉在一起，在定居的民族和部落中常常是稳定的，而在游牧民族中则常常是变化的。独立的语系、语支和任何分支的区域在不同程度上或者严格区分开来，或者呈现出一种语言状态向另一种语言状态逐渐过渡的特性。比如，在罗曼语和日耳曼语、日耳曼语和斯拉夫语语域之间没有过渡性的土语。但是在独立的罗曼语世界或者日耳曼语世界，或者斯拉夫语世界，在一些分支之间就不能确定一定的、不容置疑的界限，而应当确定过渡的地域或者地带。在时间上的过渡方面，年代的过渡更加明显一些。
因为不仅在直接的接触中，而且在一定的距离上（殖民地化、书面语、贸易、文化等途径），部落和民族在语言方面相互影响，所以：
1）不能完全准确地指出语言表现和属于某语言群或者某语系的语言特点的终结界限。
2）由于不同成分混合的结果，某一语群可能属于两个语言区域或者两个语系。
比如，由于拉丁语—罗马语中的不同词语和形式过渡到了其他语系的语言中，罗曼语系的这些分支远远超出严格意义上的地理界限。同样，乌戈尔—芬兰语言对斯拉夫语言、立陶宛语—拉脱维亚语、日耳曼语的影响等等非常大，已经使乌戈尔—芬兰语系的规模扩大到了严格的地域界限之外。另一方面，在亚美尼亚语域的雅利安语和某种其他语言成分交叉、融合为一个整体，这个事实迫使我们将这个语域归属于两个语系——雅利安语系和某一个其他语系。英语属于两个语系——日耳曼语系和罗曼语系。这里首先包括所谓的“人工”或者“程式化”的语言。这类语言是由两种语言的结构和语言材料混合所致。比如俄汉语，或者汉俄语。一般地理环境对于不同语系或者不同语域语言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些一般的地理环境通常与同样的民族影响有关，也就是与某一已经消失的异族语言对现存语言的影响有关。作为例证，可以指出巴尔干半岛语言、高加索语言的一般特点，完全抛开了古代谱系亲属关系是否存在的因素。因此，我们不仅应注意语言亲属关系，同时也要关注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语言存在的共同条件和年代的连续性而导致的语言之间的姻缘关系。我们不应当忘记，对于起源上的亲属关系或者历史上的亲属关系的认识，离准确性和彻底的巩固还差很远。
主要原因在于：
1）不够了解个别事实。
2）研究方法不准确。
3）所研究对象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