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义发动后，陈硕贞自称文佳皇帝，以妹夫章叔胤为仆射，建立农民政权。同县人蒋宝率众响应。起义军杀死官吏和地主，攻陷睦州属县、桐庐（今浙江桐庐）、于潜（今浙江昌化东南），进攻歙州（今安徽歙县），不克。陈硕贞命童文宝率四千义军掩袭婺州（今浙江金华），“凡在僚属，莫能拒捍”。婺州刺史崔义玄率兵顽抗，义军大败。十一月底，崔义玄与扬州长史房仁裕联兵进攻义军，陈硕贞、章叔胤不幸被俘，英勇牺牲。这次起义，是唐前期规模和影响较大的一次农民反抗斗争，给上台不久的唐高宗沉重打击。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起义领袖陈硕贞是一位女子，说明中国古代妇女在反封建斗争中作出了杰出贡献。
姚州（今云南姚安），自龙朔年间（公元661—663年）设置都督府以后，官吏“唯知诡谋狡算，恣情割剥，贪叨劫掠，积以为常”，引起当地蛮民强烈不满，长史李孝让、辛文协被杀。唐王朝遣郎将赵武贵讨击，被蛮民打败。又命将军李义总等征讨。蛮民首领设蒙俭、和舍等凭借山险，连接十部蛮首，徒众五万，攻扰边疆。左三军子总管刘会基率军暗设伏兵，右三军子总管高奴弗率军扼南山南部要害之地，左一军子总管孙仁感率军阻北山北部，切断义军退路，妄图一举消灭义军。义军毫无惧色，英勇抗击官军。翌日，中郎将令狐知通、银州刺史李大志、嶲州都督府长史梁待辟，右成卫龙西府果毅都尉康留买等，又分别领兵增援，战斗十分激烈，“飞尘埃而匝地，白日为之昼昏”，自卯及申，转战三十里，结果义军失利，损兵千余。义军夜间收集余部保守重岩，准备乘机突围。官军诸路齐进，将义军四面围困。次日，义军又与官军激战。义军再次失利，义军首领诺没弄、杨虔柳等壮烈牺牲，首领和舍等降敌，首领蒙俭等突围，继续坚持斗争。
胜州（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西南）州界，长期以来一直有依托山险劫夺富豪财物的义军。麟德二年（公元665年），胜州都督田仁会发骑兵将义军镇压。
乾封二年（公元667年），琼州（今广东海南岛安定东北）都督李逸，“控驭失所”，当地洞僚起兵反抗，攻占该州，唐王朝一直无法将其镇压下去。
咸亨初（公元670—672年），关中发生旱灾，饥民遍地，“盗贼公行”。咸亨三年（公元672年）正月，姚州蛮民又奋起反抗，唐王朝发梁、益等十八州兵募五千三百人，以太子右卫副率梁积寿为姚州道行军总管前往镇压。
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在缑氏（今河南洛阳东南）景山，为太子弘营筑恭陵，陵将竣工，又嫌其不够壮丽而改筑，“功费钜亿，万姓厌役，呼嗟满道”。留役滑、泽等州丁夫数千人，过期不让回家，丁夫“夜中投砖瓦以击当作官，烧营而逃”。
仪凤中（公元676—679年），形势险要的崖山（今广东新会南）兴起一支起义军，潮州（今广东潮安），泉州（今福建泉州）人群起响应，声势浩大。
永淳元年（公元682年），关中水、旱、蝗灾相继，瘟疫流行，“死者枕藉于路”，京师长安人相食，“盗贼纵横”。唐高宗被迫就食东都，“虑道路多草窃”，特命监察御史魏元忠检校车驾前后，以防农民起义军袭击。攻打潮州的义军被官军击降。
唐高宗在位末年，农民反抗斗争掀起新波澜。永淳二年（公元683年）四月，绥州（今陕西绥德）城平县人白铁余，率领部落稽人发动起义。这是一次利用佛教、经过长期准备的反抗斗争。白铁余先埋金铜佛于地，聚乡民发掘，乡民以为神，白铁余乘机说：“见圣佛者，百病即愈”。一、二年后，数百里内，“乡人归伏”。白铁余遂正式发难。起义军占领城平县，进攻绥德、大斌二县，杀官吏、豪富，焚毁其住宅财物。白铁余自称“光明圣皇帝”，置百官，建立政权。所谓光明圣皇帝，大约是比喻唐高宗是黑暗皇帝，白铁余本人是光明皇帝，光明必定战胜黑暗。唐高宗诏右武卫将军程务挺、夏州都督王方翼将兵征讨。官军攻打城平县，火焚义军营栅，义军失利，白铁余被俘牺牲，起义失败。
眉州（今四川眉山）蛮民聚众起义，唐王朝多次讨伐，均以失利告终，遂以名将徐世之孙徐敬业为刺史。义军风闻新刺史至，闭营以待。徐敬业带一、二佐吏前往义军营寨，对义军说：“国家知汝等为贪吏所苦，非有他恶；可悉归田，后去者为贼”。又召义军首领，杖数十后让其回家，其余人一律不问。起义就这样被瓦解了。
文明元年（公元684年），绥、宋二州，“屡奏乱常之党”，荆（今湖北江陵）、并（今山西太原）两府，“频言构逆之徒”。武则天敕令天下州县长吏提高警觉，防止民众“或妄说妖讹，潜怀聚结”，“或自衒医占，诱惑愚昧”。如果爆发起义而又不能镇压，或本地造反事为外地告发，情节轻者、州县长吏年终考核时贬为下等，情节重者、则随时解除官职。她还派遣御史和台郎至各地访察州县长吏执行情况。
尽管各地官府加强对民众的控制，但是起义仍在不少地方不断爆发。垂拱二年（公元686年），潮州蛮民又聚集起义，漳州镇将陈元光征讨，被义军杀死。长寿年间（公元692—663年），姚州、嶲州（今四川西昌）蛮民起义，武则天命监察御史裴怀古前往招抚。在他“申明赏罚”的欺骗下，不少起义者归附朝廷，裴怀古遂俘获起义首领。果州（今四川南充）起义军，夺取富豪钱财，官府视其为患，屡次讨伐，也无法消灭义军。唐王朝应果州流溪县丞邢昙之等奏请，将利州刺史于知微调至果州，才把义军镇压下去，延载元年（公元694年），武则天命容州都督张玄遇进讨岭南僚民起义军。神功元年（公元697年），宰相狄仁忧心仲仲地上疏武则天：“方今关东饥馑，蜀、汉逃亡，江淮以南，征求不息，人不复业，则相率为盗，本根一摇，忧患不浅”。圣历年间（公元698—700年），由于契丹和东突厥的残酷杀掠，武则天频征赋役，官吏又从中牟利，致使广大农民剔屋卖田，人不为售，家道皆破，逼得河北地区许多农民“露宿草行，潜窜山泽”，而“山东群盗，缘兹聚结”。在蓬州（今四川仪陇南）、渠州（今四川渠县）、果州、合州（今四川合川）和遂州（今四川遂宁）等地的深山老林里，则有被统治者诬为“光火大贼”的三万余逃走户，他们是“实缘官人贪暴不奉国法，典吏游容，因此侵渔，剥夺既深，人不堪命，百姓失业”，而逃亡到这“不属州县”管辖之地的贫苦农民。这支起义军不仅使朝廷失去了三万余户缴纳的巨额赋税，而且“攻城劫县，徒众日多”，被视为“蜀川大弊”。武则天接到臣下这一报告后，自然不能容许他们存在下去。新任眉州刺史冯元常对起义军“喻以恩信，许其首露，仍切加捕逐”，虽有一些义军将士面缚归降，但无法彻底摧毁这支起义军。长安三年（公元703年），因不满地方官吏“侵逼”，始安（今广西僮族自治区桂林）欧阳倩聚众数万举兵自救，“剽陷州县”，夺取财货。武则天以裴怀古为桂州都督充招慰讨击使。裴怀古行至南岭，就“飞书招诱，示以祸福”；及至始安，又亲赴义军营寨“慰谕”，义军溃散。
唐中宗恢复帝位后，不仅没有革除武则天统治时期、特别是晚年的一些弊政，而且朝政更加腐败，农民起义不断爆发。神龙二年（公元706年），因米价上涨，东都洛阳“盗窃甚众”。唐王朝不开仓赈济饥民，左屯卫大将军兼检校洛州长史张仁愿还“一切皆捕获杖杀之，积尸府门”。翌年六月，姚州蛮民又起兵反抗唐王朝压榨，被姚嶲道讨击使、侍御史唐九徵击败。唐中宗时爆发的宣州（今安徽宣城）钟大眼起义，声震常州（今江苏常州），刺史薛登惧而“严备”，诬之为“狂寇”，足见其威势之大。原汝州武兴县主簿张昭奉命征讨。他用“明之以信，示之以威”策略，使起义农民各归乡党，将起义瓦解。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也有起义军行踪。
景云元年（公元710年）底，监察御史李知古奏请发兵攻打姚州西贰河蛮民，蛮民降附后，他又奏请筑城，征收重税。唐睿宗不顾大臣反对，发剑南兵筑城，置州县。李知古“因是欲诛其豪杰，没子女以为奴婢”。姚州西贰河蛮民愤怒无比，酋长傍名联合吐蕃攻杀李知古，“相率反叛，役徒奔溃，姚、嶲路由是历年不通”。同州河西县（今陕西合阳东）有起义者。太极元年（公元712年）五月，益州（今四川成都）僚民起义。
唐玄宗继位后，立即改革武则天晚年以来弊政，力图振兴李唐王业。由于积弊较深，难以迅速消除，所以农民反抗斗争继续在一些地方出现。
先天年间（公元712—713年），广州都督周利贞，肆无忌惮地压榨岭南夷僚，夷僚忍无可忍，群起反抗。唐玄宗被迫下诏按问，将周利贞贬为涪州刺史。
开元三年（公元715年），唐王朝发布《禁断妖讹等敕》称：“比有白衣长发，假托弥勒下生，因为妖讹，广集徒侣，称解禅观，妄说灾祥，或别作小经，诈云佛说，或辄蓄弟子，号为和尚，多不婚娶，眩惑闾阎”。这是指农民利用弥勒下生发动起义。由于隋末农民大起义时，有些农民和僧人利用弥勒下生发动起义，故初唐统治者曾严禁弥勒净土弘扬，只许弥陀净土传播（其实二者均属净土宗系统信仰，无本质区别）。敕令所说上述活动“触类实繁，蠹政为甚”，并责成地方刺史、县令“严加捉搦，仍令按察使采访，如州县不能觉察，所由长官并量状贬降”，说明弥勒净土仍在民间广泛流传，在开元初年被农民当作组织起义的工具。
开元七年（公元718年），抚州（今江西抚州）刺史卢元敏奏请复置南丰县，以加强对农民反抗的控制，因为这里“川谷重深，时多剽劫”。
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四月，六胡州爆发了一次规模相当大的康待宾领导的少数民族起义。“苦于赋役”的兰池州胡，在康待宾领导下，据长泉县发难。他自称叶护。攻占六胡州，有众七万，进逼夏州（今内蒙古自治区白城子）。唐玄宗命常侍赵元通、御史大夫韦抗前往招慰，以防事态扩大。可是，起义群众“俱不禀承”。于是唐玄宗诏朔方大总管王睃、陇右节度使郭知运共同围剿。王睃贪功求赏，上表声称“朔方兵自有余力，请敕（郭）知运还本军”。而郭知运已领兵来会。二人不和。王睃所抚降者，郭知运复纵兵击之，故降者再抗。唐玄宗又以太仆卿王毛仲为朔方道防御讨击大使，天兵军节度大使张说相知镇压康待宾，并于同年五月发布敕令：如能“生擒及斩获康待宾等一人，白身授五品，先是五品以上授三品；如临阵先锋能破北胡部落，所获资财、口马、牛羊，并使入立功人等，一切不须官收，仍别加官赏”，为其将卒打气；同时，又用“叛人内有能自杀获送者，应酬官赏，乱尝（常）之罪，一切并原”作诱饵，分化瓦解义军。为了打破官军的围剿，康待宾联合党项攻打银城（今内蒙古自治区神木南）、连谷（今内蒙古自治区神木北），“以据食粮”。张说将一万步骑出银城东合河关掩击义军，康待宾大败。唐军追至骆驼堰，党项叛变，反戈击康待宾，义军西撤入铁建山。讨击使阿史那献以“党项翻覆，请并诛之”。主张“伐叛柔服”的张说向朝廷奏置麟州，镇抚党项余众，孤立康待宾。七月，王睃击败义军，康待宾不幸被俘，押送京师，唐玄宗召集四夷酋长，将康待宾残酷地杀害，还屠杀义军将士三万五千骑。
康待宾余部退至山谷沙薮间坚持斗争。唐玄宗命夏州都督阳钦明、左监门将军安庆前往招辑，各令复业，并威胁道：若不顺从，犹豫观望，则另加处分。开元十年（公元722年）八月，康愿子在庆州方渠县（今甘肃环县）再次起兵反抗，自称可汗。攻打州县，“谋掠监牧马，西涉河出塞”。唐玄宗命朔方军节度大使张说率兵征讨。九月，官军与义军大战于木盘山，义军失利，三千余人被俘，康愿子及其家属被解往长安杀害。为了防止这里少数民族继续反抗，唐玄宗将河曲卞州残存胡民五万余口，强行迁往许州（今河南许昌）、汝州（今河南临汝）、唐州（今河南泌阳）、邓州（今河南邓县）、仙州、豫州（今河南汝南）等地，空黄河以南朔方千里之地。
康待宾起义是唐前期规模较大的一次少数民族反抗斗争。唐统治者动用了陇右诸军、河东九姓马骑、三城士卒和六郡骁骑的重兵，费了一年半之久，才将起义勉强镇压下去。
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朝廷欲废仙州建制，中书侍郎崔沔极力反对。认为该州历来是逃亡农民聚集之处，“旧多劫盗，兼有宿寇”，故特意“置州镇压”。一朝废弃此州，恐后患无穷。
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溪州（今湖南永顺东）蛮覃行璋领导的起义，拥众数万人。从唐玄宗称其“破伤州县，残害吏人”来看，这支义军曾攻占州县，杀死官吏和地主豪绅。唐玄宗以监门卫大将军大宦官杨思为黔中道招讨使，率六万大军征讨。义军战败，覃行璋被俘，杨思残酷杀死三万余义军将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