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正月，邕州（今广西僮族自治区南宁）僚梁大海、周光等，据宾州（今广西僮族自治区宾阳南）、横州（今广西僮族自治区横县）等地，反抗唐王朝的统治。二月，唐玄宗又命杨思统兵征讨。年底，梁大海等三千余人被俘，杨思又惨杀义军将士二万余人。然而，岭南各族人民未被吓倒。二年以后，春州（今广东阳春）、泷州（今广东罗定南）等地僚民首领陈行范、广州僚民首领何游鲁和冯璘等发动起义，攻占四十余城，陈行范自称皇帝，何游鲁称定国大将军，冯璘称南越王，“割据岭表”。唐玄宗再次起用杨思，命其统领永州（今湖南零陵）、连州（今湖南连县）、道州（今湖南道县）及淮南弩手十万重兵进讨。十二月，杨思与义军大战于泷州，何游鲁、冯战败牺牲，陈行范撤至深州云际、盘辽诸洞。杨思倾巢追击，陈行范被杀，杨思再次屠杀六万义军将士，抢掠“口马金玉巨万计”，起义失败。
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歧州（今陕西凤翔）发生孙彖反抗事件。翌年，这里又发生防丁高元逃避徭役，郎光、郎隐聚集朋友“捉里正殴打，转将高元隐藏”反抗事件，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醴泉（今陕西醴泉北）人刘志诚（一说刘志成，一说刘诚）起义，从史称他为“妖人”，“颇解杂占”，进攻咸阳（今陕西咸阳）时，“见昭陵（唐太宗陵墓）山上有黑云忽起，志诚谓其凶徒云：‘此云将有暴风，若冲头立，恐有破败”的记载来看，刘志诚懂阴阳五行和占卜等方术，故有“妖贼”之称。他率义军将进攻长安，咸阳官吏“烧便桥以断其路”，长安为之震动。起义旋被京兆府镇压。歙州休宁县回玉乡人洪贞聚众起义，坚持斗争两年左右。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的农民反抗斗争，还有活跃在豫州郾城（今河南郾城）一带的起义军，在山林坚持斗争多年的蜀中山南起义军等。
唐前期农民反抗斗争，是在唐王朝从建立到不断巩固、发展和兴盛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由于当时阶级矛盾只是在某些时期和地区比较尖锐，所以在一个多世纪里，没有出现全国性的大规模农民战争。不过，地区性的小规模反抗斗争却一直不断，也有少数声势较大的起义。这个时期农民的反抗斗争，有助于促进当权统治者革除某些弊政，或多或少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如贞观末年农民反抗斗争，尤其是雅、邛、眉三州僚民起义，给唐太宗以深刻教训，因此他在去世前的遗诏中，特别提及停止攻打高丽的战争准备，同时罢“诸营作土木之功”，减轻农民的赋役负担，以缓和当时比较尖锐的阶级矛盾。永徽初年睦州陈硕贞起义，震撼了唐王朝在浙江一带的封建统治。唐高宗执政初期政治比较清明，社会经济继续发展，被誉为有“贞观遗风”，与贞观末年至这个时期农民反抗斗争有一定关系。此外，那些由于土地兼并、繁重赋役而破产的大批逃亡农民，在山林川泽进行武装斗争的同时，从事垦荒生产，推动了这些穷乡僻壤的经济开发，扩大了全国的耕地面积，是唐前期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三章 唐中期农民战争
§§§第一节社会矛盾的尖锐化
从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至唐宪宗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是为唐中期。
从开元末年起，唐玄宗自恃承平，以为天下大治无复可忧，遂怠于朝政，深居宫中，沉湎于声色和求长生之中，特别是得到杨贵妃后，更是成天与她一起过着骄奢淫佚的腐朽生活，朝政为“口有蜜，腹有剑”的奸相李林甫把持十九年之久。李林甫贿赂宦官和嫔妃，得知唐玄宗的动向，迎合其意，恣其所好，以博取唐玄宗的宠信。在朝中，他杜绝言路，妒贤嫉能，屡起大狱，诛逐贤良，谄附者虽为小人也予以重用。继其后任宰相的杨国忠，是无赖赌棍，依仗杨贵妃的裙带飞黄腾达后，颐指气使，贿赂公行，穷奢极侈，权势煊赫，朝政更加败坏。
开元、天宝以来，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府兵制也为募兵制所取代。加之与吐蕃、契丹和南诏等的战争，不仅耗费了大量资财，增加了人民的赋役负担；而且使地方军阀的势力大大膨胀起来，加深了中央政权与地方军阀的矛盾和斗争。
历时近八年的安史之乱，使北部中国社会经济遭到浩劫。战后的黄河流域广大地区，田园荒芜，人口锐减，城邑毁灭，极目所见，到处都是一片凄惨的景象：“函、陕凋残，东周尤甚。过宜阳、熊耳，至武牢、成皋，五百里中，编户千余而已。居无尺椽，人无烟爨，萧条凄惨，兽游鬼哭”，“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
西北一带，在潼关失守、河洛阻兵后，由于唐玄宗急忙将这里防御吐蕃、党项等的朔方、河西和陇右的精兵调往平叛前线，吐蕃遂乘虚而入，数年之间，西北数十州相继沦陷，广大人民“或为虏掠杀伤，或转死沟壑”。
南部中国地区，因山南东道节度使鲁炅坚守南阳（今河南南阳），使欲南侵江南一带的安史叛军无法得逞，“南夏得全”。真源令张巡，与睢阳太守许远，率领当地军民在雍丘（今河南杞县）、宁陵（今河南宁陵）和睢阳（今河南商丘），“抗方张不制之虏，鲠其喉牙，使不得搏食东南”，因而南部中国没有遭到安史叛乱的直接祸害。但是，在此期间，这个地区也先后受过一些兵火的袭扰。如唐肃宗至德元载（公元756年）十二月，永王璘起兵东南时，唐王朝命高适等将兵征讨。永王璘在吴郡、广陵和当涂等地与官军交战。翌年二月，永王溃败于新丰，被杀。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十一月，淮西节度使王仲升奏请除掉倔强不受命的副使刘展，刘展起兵反抗，相继攻占润、升、宣、湖、濠、楚、舒、和、滁、庐等州，所向披靡，横行江淮间，地方长吏望风溃逃。唐肃宗敕平卢兵马使田神功帅军讨伐。田神功击刘展“及楚州，大掠，杀商胡以千数，城中地穿掘略遍”，以抢劫商人窖藏的钱财。次年正月刘展叛乱被平定时，田神功军又“大掠十余日。安史之乱，乱兵不及江、淮，至是，其民始罹荼毒矣”。
安史之乱使唐王朝蒙受了一次极其沉重的打击。从此，这个封建王朝就由它的兴盛顶峰跌落下来，并一蹶不振。安史叛乱前，全国有户九百六十万余户。由于战祸酷烈，加上农民逃亡、地主隐匿户口，至唐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年）叛乱平定时，全国有户仅二百九十余万户，比原有户数减少了三分之二强，交纳赋税的民户也相应地大大减少了。藩镇割据之地的赋税又被截留，朝廷财政十分困窘。
唐王朝为了应付巨大的军费开支、满足统治集团腐朽生活的需要，想方设法地搜括民脂民膏，“科敛凡数百名，废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其涯”。又铸造当十、五十的大钱，强令百姓使用，引起物价飞涨，饿殍遍野。时人指出：“今天下残破，苍生危急，受赋役者多寡弱贫独，流亡死生，悲忧道路，盖亦极矣”。
唐统治者对东南地区的榨取尤为苛酷。还在平叛期间，就以“今方用兵，财赋为急，财赋所产，江淮居多”，加强搜括。叛乱平定后，唐王朝的财政来源主要仰赖江淮一带，因此搜括更加变本加厉。租庸使元载“以江淮虽经兵荒，其民比诸道犹有赀产，乃按籍举八年租调之违负及逋逃者，计其大数而征之；择豪吏为县令而督之，不问负之有无、赀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发徒围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什取八、九，谓之‘白著’”。这种追征安史之乱期间八年积欠租调的“白著”，实际上是官府赤裸裸地抢劫民众。时人高云作《白著歌》讽刺曰：“上元官吏务剥削，江淮之人多白著”。唐王朝对“不服者，严刑以威之”，致使“民有蓄谷十斛者，则重足以待命，或相聚山泽为群盗，州县不能制”。此外，州县官还强迫富人督办漕运江淮钱财于京师，“谓之船头”。又“主邮递，谓之捉驿”。使有些富人的利益也受到损害，这就逼使更多的人“去为盗贼”。
江淮地区广大人民，在蒙受上述诸种人祸残害的同时，又不断遭到水、旱、蝗虫等天灾的袭击，禾稼无收，瘟疫流行，痛苦不堪。如乾元中（公元758—760年），“江淮凶饥”。宝应元年（公元762年）“三吴饥，人相食”。广德年间（公元763—764年），常州（今江苏常州）“岁仍旱，编人死徙踵路”。大历年间（公元766—779年），巴南诸州“仍岁水旱，迫于冻馁，或至流寓”。吴楚大旱。
对于广大人民所遭天灾，唐统治者不仅不予赈恤，而且催赋逼税、差科徭役更甚于前。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左拾遗独孤及上疏说：自安史叛乱以来，战争不断，农民无法安心生产，“贫人赢饿就役，剥肤及髓”。唐代宗在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的一份诏书里，也不得不承认巴南诸州近年以来“子弟困于征徭，父兄疲于饷，赋益烦重，人转流亡”。唐德宗贞元年间（公元785—804年），宦官主持的“宫市”，尤为害民。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京畿官吏不顾旱灾欠收，无情搜括民赋，激起人民的极大义愤，“至有县令为部内百姓殴击者”。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上半年大旱，关中欠收，京兆尹李实“方务聚敛进奉，以固恩顾，百姓所诉，一不介意”，“人穷无告，乃撤屋瓦木、卖麦苗以供赋敛”，优人成辅端作歌讽刺，李实诬其诽谤国政，德宗杀之。唐中期人民反抗斗争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于全国各地发展起来的。
§§§第二节唐之中衰
全氏书又谓高宗长期幸洛，因而维持国威于不坠，如从整个局势来观察，其说亦不能成立。
太宗尝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通鉴》一九八）高丽白崖城之役，阿史那思摩中弩，亲为吮血，契何力疮重，自为傅药，（同上一九七——八）太宗一生无狭隘民族之褊见，不徒发诸言论，兼能躬自实践，故征讨四方，常获得异族之效力。继体者，高宗昏庸，武后阴鸷，尤其武后诛锄异己，勇悍之士，栗栗自危（汉人如王方翼之流徙，程务挺之被杀，外族如泉献诚、阿史那元庆，均为来俊臣所构陷），老将凋零，新进又暗于兵事，故在内则有突厥之脱离复立，在外则有吐蕃、契丹之侵略事张。
（1）突厥自贞观初（六三○）降附，垂五十载，至仪凤四年（六七九），阿史那泥熟匐自立为可汗，同时二十四州首领并叛，唐兵往讨者初虽小胜，然旋蹶旋起。永淳元年（六八二），阿史那骨笃（咄）禄收集亡散，势益猖狂，此后（不知确年）遂徙回漠北。武后荒淫，屡用白马寺僧薛怀义统兵以抗突厥，其毫无战绩，不问可知。
骨咄禄卒（天授二——六九一），弟默啜（B k—cor）继立，对唐益轻视，要索六胡州及单于都护府（即永徽时瀚海都护之后身）之地，则天赐以杂彩五万段，粟数万石，以求息事（圣历初——六九八）。默啜无厌，仍长驱入河北，陷瀛、檀、定、赵、恒、易，掠财帛亿万、男女万余人而去。
（2）吐蕃其语原为何，迄今无定论（大约与古突厥文Tüpt有关，参《史地译丛续编》六一——三页），西藏人自称其地曰Bod，我曾证其即隋之附国（附之古音为biu），或谓藏语stod—bod即“上国”之意，本属西羌族类，据说始祖名鹘提野（伯希和还原为Ol—de—sbu—rgyal，余据Thomas之拼法，谓应与藏文Ho.lde—spu—rgyal相当），犹言“来自天上君临人类之王”。贞观八年，其赞普弃宗弄赞遣使求尚公主，太宗不许，于是勒兵二十万，入寇松州，声言不得公主且深入。十五年，妻以宗女文成公主，弄赞亲迎于柏海，羡慕华风，归则筑城郭、宫室以居公主。高宗即位，奏请蚕种、酒人与碾硙等工，皆给之。龙朔三年，侵并吐谷浑。
先是，隋炀平吐谷浑后，留其质子顺不遣，及大业之末，前王伏允悉收故地，复为边患。唐高祖虽遣顺归国，而入寇如故。贞观九年，诏李靖等合突厥、契苾之众，分六道往攻，大破之，顺斩其相，举国来降，伏允自缢死。顺继立，以久质于隋，国人不附，未几被弑。子诺曷钵嗣，太宗封为乌地也拔勒豆可汗，十四年，又妻宗女弘化公主。至是，为吐蕃所攻，诺曷钵不能御，携公主走投凉州，高宗诏徙其余众于灵州，置安乐州以处之。
于时，吐蕃方面，禄钦陵（Khrihbrin）兄弟方当国，频岁入边，尽破西羌羁縻诸州，北服于阗（麟德二），取龟兹（咸亨元），安西四镇并废，薛仁贵复丧师于大非川。仪凤三年，特以中书令李敬玄督师，与战青海上，王师大败，敬玄仅得脱，高宗召群臣会议，阖朝无善策。吐蕃屡寇不休，万岁通天二年，始遣使请和，朝令前梓州通泉尉郭元振往。钦陵力言，安西四镇即旧日突厥五俟斤辖境，与吐蕃唯界一碛，汉兵易从此侵入，要求唐朝拔去镇守，使各国离立，作为汉、蕃之中间地带，元振婉辞却之。既而赞普害钦陵专国久，讨之，钦陵兵溃自杀，边患始稍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