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陇。唐文宗太和开成年间，由于封疆大吏禁止商人贩卖党项羌需要的弓矢铠甲，并“恣其贪婪，不顾危亡，或强市其羊马，不酬其直（值），”引起党项羌的怨恨，遂相随聚众反抗，以致灵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西南），盐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定边）之路梗塞不通。唐宣宗执政初年，居住在夏州（今陕西横山）和松州（今四川松潘）的党项羌，也经常起兵反抗唐王朝的统治，骚扰附近州县。唐统治者发诸道兵征讨，连年无功，劳民伤财。右补阙孔温裕上疏劝谏，唐宣宗大怒，贬其为柳州司马。大中四年（公元850年）十一月，唐宣宗以翰林学士刘瑑为京四招讨党项行营宣慰使。十二月复命凤翔节度使李业（一说李安业）、河东节度使李栻并兼招讨党项使，合两节度之兵进剿。唐宣宗也很清楚，党项羌起而反抗，皆因边帅“多怀贪剋，部落好马，悉被诛求，无故杀伤，致令怨恨”。因此，翌年正月，又以右谏议大夫李福为夏绥节度使，进行招抚。然而进剿与招抚都难以将党项羌的反抗怒火扑灭。同年三月，唐宣宗以宰相白敏中充招讨党项行营都统、制置等使，发兵时，还亲往安福楼饯行、赐物，开府卫之以禁军，礼与唐宪宗元和年间裴度讨伐淮西时相埒。四月，白敏中军于宁州（今甘肃宁县），远城使史元破平夏党项于夏州三交谷。唐宣宗一方面命夏绥节度使李福继续存抚平夏党项，在银、夏二州境内授以闲田，让其从事生产；另一方面，选择比较廉洁的儒臣，代替原来贪暴的边帅，以平息党项之怨。八月，南山党项也请降。多年的积怨是不可能立即消除的，故第二年四月，党项复扰边。
岭南。唐后期，西原人民继续进行反抗斗争。唐穆宗长庆初（公元821—822年），容管经略使严公素再次向朝廷上表，建议围剿黄少卿领导的西原义军。自称热悉岭南事的兵部侍郎韩愈，认为他的建议是重复裴行立、阳旻的错误，若行其议，则岭南决无宁日。他主张：（一）将容管经略使从容州迁至邕州，西原义军不敢轻易来攻。（二）在当地招募容邕人为兵，以利攻守，又免劳师费饷之弊。（三）以改元赦免西原义军，并择有才能威望和熟悉岭南事者为经略使，如果处置得当，西原义军必定望风降伏，岭南地区永绝叛乱。唐穆宗没有采纳韩愈的主张，而是坚持进行武力镇压。
西原义军在黄少卿领导下，不仅打败了官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而且主动出击。长庆三年（公元823年）六月，西原义军进击邕州，破左江镇。继而移军钦州，攻克千金镇，刺史杨屿抱头鼠窜于石南栅。翌年正月，西原义军复攻钦州，杀将吏。十一月，西原义军与环王合兵攻占陆州（今广西僮族自治区钦州东南），杀刺史葛维。东起今广东西南部，西迄今广西僮族自治区西南部的十八州，均为西原义军之天下。
唐文宗太和年间（公元827—835年），经略使董昌龄父子多次打败西原义军，“首恶皆擒”，“讨平峒穴，夷其种党”，被俘的起义群众和义军将士，有些被强行分配到附近州县，令自营生，有些则以奴婢之名，赏赐给屠杀义军“有功”的刽子手们，从此，西原义军人民反抗斗争转入低潮。
西原人民反抗斗争在沉寂了二十七年后，在唐懿宗咸通初（公元860—862年）又重新活跃起来。当时南诏在岭南地区频频进扰，咸通二年（公元861年）南诏入邕州，城邑居人什不存一。连年不绝的战争，使这里的人民遭受了空前浩劫。与此同时，为了更好镇压岭南人民反抗斗争，唐王朝于咸通三年（公元862年）分岭南道为东、西两道，后者的治所设在离西原州较近的重镇邕州，又将桂州管内龚、象二州，容州管内藤、岩二州划归岭南西道，以改变过去“委人太轻，军威不振”状况，加强对西原义军的镇压。岭南西道节度使蔡京，贪虐残暴，“设炮烙之刑，阖境怨之”。因此广大人民只好横下一条心，拿起武器再斗争，“远近罹盗扰”见于皇帝诏书，充分反映了人民反抗斗争的广泛开展，及其对唐统治者的沉重打击。
唐王朝将从血腥镇压庞勋起义起家的著名刽子手辛谠，调任岭南西道节度使。他到邕州后，派使者与南诏结欢，拆散它与义军中兵力最强的西原浓洞义军的联盟；同时又以美货收买义军的某些首领，妄图扑灭斗争烈火。但是，久经考验的西原义军将士粉碎了敌人的阴谋诡计，他们在广大人民支持下，一直坚持斗争到李唐王朝的覆灭。
从唐肃宗至德初兴起的西原人民反抗斗争，使一面反抗唐王朝封建统治的鲜艳战旗，在幅员辽阔的岭南地区上空，迎风飘扬了百余年，它不仅为有唐一代农民战争史增添了光彩，而且在中国农民战争的辉煌史册上亦属凤毛麟角。西原人民起义的历史，雄辩地说明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色厉内荏、人民的力量不可战胜，再一次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
具有反封建性质的兵变不断发生。唐后期，中央政府与地方藩镇为了争权夺利，镇压人民反抗，竞相养兵。由于朝政腐败、士卒待遇菲薄，妻儿不免饥寒，又受将官欺凌，在连绵不绝战争中，充当统治者的牺牲品。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唐秘宗采纳宰相萧俛的建议：“密诏天下军镇，每年限百人内破八人逃死”，称为销兵。被裁减的士卒，生活更加没有着落。有些地方藩镇，是用钱买的官。得官后，千方百计搜括民财，掠夺麾下士卒，以捞回更多东西，时人讥之曰“债帅”。在藩府代移之际，他们又往往奏称仓储丰实，朝廷则以“羡余”多为政绩优，褒其美职高秩，“藩府财赋，所出有常，苟非赋敛过差，及停废将士，减削衣粮，则‘羡余’何从而致，比来南方诸镇数有不宁，皆此故也”。士卒的反抗采取兵变方式。士卒们杀死切齿已久的上司，烧毁官衙、抢掠钱财后，一哄而散。其结果，大多旋被镇压，或为朝廷新任命的节度使用屠杀与欺骗的手段镇压。也有一些兵变士卒逃往山林川泽，或加入当地农民起义队伍。如唐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37年）六月，河阳军卒愤恨节度使李泳“寓籍禁军，以赂得方镇，所至恃所交结，贪残不法，其下不堪命”。士卒们焚毁节度使衙门，杀死李泳二子，“大掠数日方止”。唐宣宗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五月，湖南军乱，都将石载顺等逐观察使韩琮，杀“待将士不以礼”的都押牙王桂直，被山南东道节度使徐商镇压。六月，洪州都将毛鹤（一说毛合），逐其观察使郑宪。唐宣宗以光禄卿韦宙为江西观察使，征发襄、鄂、许、蔡等邻道兵征讨。韦宙攻克洪州，杀毛鹤等五百余人。同年八月，宣歙将康全泰（一说康全大）逐其观察使郑薰，攻掠郡县，郑薰逃往扬州。淮南节度使崔铉兼宣歙池观察处置使率兵讨伐，康全泰被杀。这些兵变，是统治阶级营垒的分裂，削弱了镇压人民的军事实力。“潭、广、宣、洪，士马纷扰，得以恣其杀戮……贫富相易，父子不相保，人不聊生”的记载，反映了士卒们的反抗对当权统治者的打击，以及后者的恐惧心理。
北方人民反抗斗争较少。唐后期，北方人民反抗斗争比较沉寂，在西北和广大黄河流域，只有以下规模较小的零星起义，唐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87年）唐州（今河南泌阳）起义者“昼劫县官”。郓州（今山东东平西北）起义军相当活跃，以致当地官吏不得不向朝廷奏请将已废的天平、平阴两县，复置平阴县，加强治安，镇压起义军。唐武宗会昌年间，西北边陲的沙州（今甘肃敦煌）爆发了驿户氾国忠、邢兴和张清等倡首的起义。当时占领沙州的吐蕃奴隶主贵族残酷压榨当地人民，其中驿户又受驿将王命铨等的虐待。氾国忠等劫马取甲，夜越重城，千里奔袭沙州。由于蕃官防务松弛，没有料到起义者猝至，人吏散乱，难以抵御。起义者攻入子城，杀死监使，判咄等数名蕃官。蕃官节儿等被迫纵火烧舍，伏剑自裁。氾国忠等后被沙州贺□勾结寺院上层僧侣设诈擒获，钉枷押往瓜州（今甘肃安西东南），起义失败。唐宣宗大中七年（公元853年）底，华州（今陕西华县）一支力量颇强的农民起义军劫下邽县。
§§§第三节浙东裘甫起义
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十二月，浙东“起自农亩”，的裘甫（一说仇甫、求甫）率百人起义，攻陷象山（今浙江象山），屡败官军。明州（今浙江宁波）地方官惊恐万分，昼夜紧闭城门。起义军进逼剡县（今浙江嵊县），“浙东骚动”。浙东观察使郑祗德遣讨击使刘勍，付将范居植将兵三百，会同台州（今浙江临海）军进剿。
咸通元年（公元860年）正月，裘甫义军与官军大战于台州唐兴县天台山桐柏观前，杀范居植，刘勍仅以身免。裘甫乘胜率千余义军攻打剡县，该县素无武备，“官吏奔骇”，义军据有县城。“开府库，募壮士，众至数千人，越州大恐”。当时浙东、浙西长期安定，人不习战，兵器甲胄多朽钝，士卒不满三百，兵力十分薄弱。郑祗德召募新兵，“军吏受赂，率皆得孱弱者”。他派子将沈君纵，副将张公署、望海镇将李珪率领新兵五百进攻裘甫。二月，两军大战于剡西。裘甫设伏兵于三溪（今浙江嵊县西南）之南，而列阵于三溪之北，拦截溪水上流，但使有水可涉。交战不久，裘甫假意败走，当官军追击半涉溪水时，义军立即决截放水，大水滚滚而至，官军猝不及防，大败，“三将皆死，官军几尽”。裘甫义军取得这些胜利以后，声威远扬，于是原先战斗在山岭海岛间的小股农民起义军，以及其他流亡农民从四面八方前来聚义，裘甫义军迅速壮大到三万，分为三十二队，队有小帅，小帅中刘暀最有谋略，刘庆、刘从简则以勇力著称。远地的农民起义军也“皆遥通书币，求属麾下”。裘甫遂“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废弃唐王朝年号，“改元曰罗平，铸印日天平”，建立农民政权。又大张旗鼓地聚资粮，购良工，治器械，“声震中原”。
郑祗德一面不断向朝廷上表告急，一面向邻道求救。浙西派牙将凌茂贞（一说凌茂正）将兵四百，宣歙遣牙将白琮将兵三百驰援。这些兵将骄横不法，郑祗德“馈之，比度支常馈多十三倍，而宣、润将士犹以为不足”。他又要当地土军充当与起义军作战的挡箭牌，同时，“诸将或称病，或阳坠马，其肯行者必先邀职级”。这样腐朽的军队，无法派遣，只好龟缩在城里。义军的游骑至越州会稽县平水镇东的小江，城中豪富之家，“储舟裹粮，夜坐待旦，各谋逃溃”。
“每以越盗为忧”的唐懿宗，见郑祗德懦怯无能，地方官军难以镇压裘甫起义军，决定选派“在安南威服华夷，名闻远近”的前安南都护王式，代替郑祗德为浙东观察使。三月，王式在唐懿宗召见他时说，只要多给他兵，必能节省军费，并迅速镇压裘甫。如果兵少，不能打破义军，拖延岁月，义军势力会更加扩张，江淮一带的义军必将蜂起响应。朝廷财赋尽仰江、淮，如果阻绝漕运，“则上自九庙，下及十军，皆无以供给”。唐懿宗乃摒弃了近臣所持“兵众则餽多”的异议，立即诏发忠武、义成和淮南等诸道兵。
袭甫分兵进攻衢州（今浙江衢县）和婺州（今浙江金华），婺州押牙房郅、散将楼曾、衢州十将方景深将兵据险拒守，义军难以攻取。袭甫又分兵进攻明州，该州地主豪绅为了保护货财和身家性命，串通一气，“出财募勇士，治器械，树栅，浚沟，断桥，为固守之备”。裘甫又遣兵进攻台州，破唐兴（今浙江天台）。接着，裘甫亲率万余义军攻夺上虞（今浙江上虞），入余姚（今浙江余姚），杀其县丞、县尉，东破慈溪（今浙江慈溪西南），占奉化（今浙江奉化），进诸暨（今浙江诸暨），据宁海（今浙江宁海），诛其县令陈仲通（一说陈仲翁），分兵重新围攻象山，势如破竹，地主豪绅惶惶不可终日。
朝廷命王式将兵围剿裘甫的诏令下达后，地主豪绅才心神稍安，而正与义军将领饮酒的裘甫却“闻之不乐”。义军将领刘暀对他说：我军有如此旺盛之众而策画未定，实在可惜。又说风闻王式智勇无敌，四十天内一定到来。建议裘甫立即引兵攻占浙东政治军事中心越州（今浙江绍兴），借其城廓，据彼府库，遣五千义军把守西陵（今浙江萧山县西），循浙江筑垒以拒王式，并大集舟舰，伺机长驱进攻浙西，飞跃大江，夺取扬州货财，充实自己，然后还军修守石头城（今江苏南京），“宣、歙、江西必有响应者”，再遣刘从简领兵万人循海袭取福建，这样，国贼之地尽入我手，则终身无忧。刘暀这一建议，在当时有利于打破唐王朝的围剿和起义事业的发展。但是裘甫没有采纳，佯称“醉矣，明日议之”。进士出身的王辂却说“今中国无事”，刘暀之策难以成功，故提出拥众据险自守，陆耕海渔，急则逃入海岛的所谓“万全策”，这实为一个被动挨打的不安全策。史称裘甫畏惧王式，“犹豫未决”，而事实上他是赞许后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