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北京。让你向往让你憎恨，让你拥抱让你逃避，让你欲生欲死都别无选择死心塌地。
来了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北京有大堆外来人员，俗称北漂。听说每年都会有很多死在北京的人，烂在地下室的更多，也许不计其数。可我依然来了，义无返顾，而且在这里一待就是两年。
一九九九年岁末，新千年在即，四处欢腾。我已从三里屯转移到了东三环，换了一家东南亚风味餐饮店打工。下午三点之后是休息时间，餐厅里没有什么客人。我坐在朝阳的座位上拨弄我的琴弦，这两年唯一与我相伴的就是这把红棉吉他。
正在扫地的阿三忽然冲着橱窗外面厉声吆喝：“走！走！走！快走！没钱买就别在这儿现眼，口水都溅上来了！”
我抱起吉他去看，窗外有个瘦小的身影在寒风中瑟瑟发抖。那是个十四、五岁的小女孩儿，她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窗户上贴的美食照片上，喉咙处费力地吞咽，眼睛里有种充满渴望的炯炯光芒。
阿三像打发乞丐一样轰赶她。
我伸手拦他：“她好像饿坏了。”
“你不会是想把她收留了吧？”阿三冲我撇撇嘴。
我愣了一下，正巧撞见她抬头与我对视。我浑身打了个哆嗦。
我的麻木已久的心竟有些悸动？为什么？她有什么打动我的？
她的眼睛！
也许是冬日清冷的光折射在那双冰冷的眸子上，太冷，纯净得像水，比唐古拉山上经年不化的皑皑白雪还要清新干净。我在脑海中拼命回忆寻找似曾相似的东西，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发现原来那眼神像极了我曾经收养过的一只流浪猫。我一直认为猫是古怪冷峻不易接近的生物，可是七岁之前我曾拣过一直白色的骨瘦伶仃的小猫。它饿坏了，我找了个废旧的纸盒子把它抱回家，希望妈妈能给它口饭吃。妈妈给了我一碗剩饭和半块小鱼头，我蹲在墙角看着它狼吞虎咽，把那点残羹剩饭吃得丁点不剩。
可是我不能养它。除了一顿饱餐之外我不能给它任何东西。
“为什么不能养它？”我向妈妈苦苦哀求，希望能留下它。
“家里没有多余的粮食养活它，必须把它送走！”她命令我，不容置疑。
我将小猫重新塞回纸盒，极不情愿地放在街角显眼的地方，希望哪个过路的好心人能够把它拣回去。后半夜下起了雨，深秋的雨寒冷潮湿，我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窗外漆黑的夜色印照着我的影子，看不到那只小猫的身影，却似乎隐隐约约传来悲泣的叫声。那声音一点一点地揪我的心，令我不安。它似乎在怨我：既然不能救它，为什么要给它希望。在给了一顿饱餐之后重新将它抛弃，那是对它给我的信任毫不留情的背叛。大翎子也曾经埋怨过我：只有不负责任的怜悯心，却总做无济于事的施舍与背叛。
我不仅苦笑：难道我又想对这孩子像对那只猫一样给予施舍和背叛？不，我可不想。就好比你看见一个垂死挣扎在悬崖上的人，伸手拉她一把之后又感到自己无能为力，半途放弃。这比视若无睹地离开更残忍。既然帮不了就不要帮，给了她希望再背弃她的信任更令人厌恶。
我拍拍阿三的肩膀，不再说什么，转身离开。
接近午夜时，店里生意渐渐淡了。我收拾我的吉他，走下表演台，阿三一边清理餐桌一边冲我努努嘴：“那小叫花还没走呢！”
我扭头，看见转角的窗户玻璃前蜷缩着一个瑟瑟发抖的身影。
“我出去抽支烟。”我将吉他背带挎上肩头，出门去。一阵北风忽然钻进脖子，我打了个冷战。好冷！快过年了，乌紫色的天际隐约传来要下雪的意图。
我摸摸上衣口袋，掏出烟盒还剩下一支烟，想出去买一包，下台阶时还是和她相遇了。
该死的！别用那种乞怜的眼神看我！
我在心里暗骂，因为受不了她看我的目光。那纯净又可怜的眼神，双瞳剪水，让我刹那间想起九阳。
我的双脚不由自主地向她挪动，闷声说：“想吃东西就跟我来吧！”还是做了蠢事！就像多年前对待那只流浪猫一样，从不考虑给她一顿饭之后的事情。
我把她领到后面的厨房，找了一份客人没怎么动的咖喱鸡饭递给她。她真的像那只猫一样狼吞虎咽，看来的确是饿坏了。
阿三正推车把餐具送过来，看看她，又看看我：“你还真是个‘好人’！”我知道那是讽刺，他意思是说：别自找麻烦！
那只盘子空了之后，我问她：“饱了吗？”
她点点头。
可她压根没有要走的意思。我没有那种打发叫花子的魄力，只能不去理她，自己往后面走。餐厅操作间后面的一排红砖平房是员工宿舍，我只想回我自己的窝去。拿钥匙开门时，她就直愣愣地站在身后看着我。
“你干嘛不走？”我问她。
她摇头。
“无家可归？”我接着问。问完又觉得这问题真傻。她若不是无家可归用得着要饭吗？
她还是摇摇头。
“哑巴？”我心里不是滋味起来。她没再点头，也不摇头，就是看着我。我开门进去，没有锁。她站在门口，不离开，也不进来。
真像一只流浪猫。
北京的冬天天寒地冻，夜里房檐上铺的石棉瓦都会被雾水结上一层薄冰。我没有耐性陪她磨时间，索性关上门，倒头睡觉。仿佛那扇门一关上就能把所有的麻烦都关在外面。可是我一点也不心安，在床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我想你等吧！只要你敢敲我的门，我就让你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