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意外的时候，我正闭眼享受车载收音机里蔡依琳在发嗲：“你的距离和我只差零点几毫米，我的睫毛像在剪辑你一言一行……”这声音真是容易让人产生幻觉。说来也是，人生需要一点幻觉。突然，砰的一声巨响，车子停住了。我顺着惯性一头撞到前面的挡风玻璃上。只奇怪开始一点也不疼。我抬头一看，眼前一片白。玻璃全碎了。
头嗡嗡直响。过了一会儿，腿也开始钻心地痛。这该死的出租车！
那是在中午和任总他们吃了饭以后，我叫了一辆的士回家。南方的6月，天气已又闷又热，这辆捷达居然没有冷气。人在车厢里像被烘烤的虾蟹，仿佛要昏死过去。汽车行驶了20分钟，我正在音乐声中昏迷，司机把车撞到路边的水泥护栏上了。
的士司机好像没有什么大碍。他缓过神来问我怎么样。我满脑子天旋地转，估计是瞬间脑震荡，于是要求他送我去医院。司机迟疑了一下，不情愿地反问：“没那么严重吧？”他没有发动汽车，而是用电台发布消息。过了一会儿，赶来几辆出租车，下来三五个壮汉，把我的车门团团围住，七嘴八舌地问这问那，并命令我下车。我当然不能下车。其中一个吼道：“给你几百块，立即滚蛋。”
他们大概已经看出我是外地人。
我逐渐清醒过来，脑子里很直接地想到一个人。我给英子打了电话：“我在高架桥发生车祸了，你能马上过来吗？”
她可能在某个酒吧，周围一片嘈杂，但她还是很关切地问：“你怎么样？我马上到……”
10分钟后，先是来了几辆警车，有110的，有交警的，我都被搞糊涂了。警察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问：“谁是新朝？”
我坐在的士里面喊：“我是。”此刻感觉人民警察真是好人。警察开始驱赶不相干的出租车，命令他们马上离开。这伙人一看阵势不对，立即作鸟兽散，但还远远地观望。方才还很凶的捷达的士司机脸色也变了。
英子赶到了，问清楚情况，冲着的士司机嚷：“怎么啦，你不想活了？撞了车还不送医院，你还想把人搞死呀？”
司机不知道回了句什么。“啪！”旁边一位警察走上前去扇了他一记无比响亮的耳光。
已经走远的司机们看到这边人被打了，马上围了过来。警察吼了一句：“谁过来就是妨碍公务，看你们谁再走近一步。”这伙人又被镇住了。警察开始用通话机呼叫，很快又来了几辆警车。那些人远远看着。有几辆车一溜烟跑了。
随后到医院检查拍片，结论是轻微脑震荡。医生建议好好休息。腿没什么大碍，组织挫伤，但是没有伤到骨头。司机交完医疗费，被英子放走了。假如我在海滨市不认识英子，那么今天我就有可能被这群司机丢在街头，搞不好还要挨一顿羞辱。
从医院出来，英子直接把我接到她家。那天晚上我犯了个错误，我和她做爱了。进行中，我突然想到对丁静的责任。这个念头让过程变得不愉快。英子以为是车祸的缘故，比以前体贴多了。我的脑海里晃动着两个女人的影子，心烦得很。还好，丁静最近要去新单位实习，只有周末才可能回家里来住。
我在英子家住了几天。期间给任总打电话，说了一下车祸的事，并请了假。我还编了个理由，告诉丁静要离家几天，让她在单位好好实习，不必回来。
有了这件事，英子突然变得很温顺，像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她每天会很早回来给我做饭，或者从饭店带回来吃的。我没有带换洗衣服，她就自己一个人跑去买了男式T恤。要是以前就这样，不知道我们还会不会分开。她比我大3岁，也许她觉得照顾我是应该的。但我以前并不需要这种照顾。
我很感激她，是别扭地感激。
休息了三四天，我想工作，但是我的电脑还在家里。英子执意要帮我去取。我想公寓里反正也不会有人，于是就把钥匙交给她。
笔记本交到我手上的时候，我注意到英子脸上复杂的神情。她调侃地对我说：“你新骗的小姑娘挺漂亮嘛。”
我顿时就傻了。她去取东西的时候，丁静一定在家里。我立即给丁静打电话，但是她已经关机了。
我没好气地问英子：“你对她说了什么？”
英子淡漠地笑：“没说什么。以前没看出来，你还真厉害，什么时候学会了金屋藏娇。”
她的讥讽让我血压升高了，但是她讽刺得很对。我说：“我要马上回去。”
英子面无表情地丢过来一句话：“你现在飞回去，你的女朋友也已经走了。吃完饭再走吧。”
从英子回家把笔记本交给我的那一刻起，我曾经害怕她会歇斯底里地反作，我也害怕她会哭。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也许比我大3岁的她是不能被我所彻底了解的。吃饭的时候，我把我和丁静之间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她。我还说了许多和女孩之间的荒唐事，她一点也不惊讶。
英子也有一段过去的往事。她跟着爸爸生活在部队军区大院的时候，爱上了一个已婚军官。两人纠缠了许多年，但是最后谁也无力改变什么。不知不觉她就到了30岁。优秀的男人已经结了婚，差一点的男人她根本看不上。她喜欢的男子，大概是那种可以威慑她的。
我不知道英子是不是喜欢我，因为我够不上她的这种标准。一个女人到了30岁，大概都会天性发作吧。现在我给两个女人同时造成了伤害。不过，丁静和英子不同。丁静没有任何社会经验，我是她的第一个男人。要是英子把一切都告诉她，她估计就会崩溃了。
现代人的恋爱生活总是从崩溃开始，就像我当初一样。然而，内疚、懊恼与悔恨却像河堤崩塌后倾泻的洪水，不断冲刷着我的大脑。“责任”两个字在我的脑海中，从未如此清晰。原来我并没有麻木，我必须找到丁静。
吃过饭，我毫不犹豫地从英子家走了。回家一看，房间乱成一团，丁静把放在我家的东西全部拿走了。这些东西不属于我，她也一样。
每天，我都会给她打几个电话，希望能有机会解释一下。可是电话从来都不通，其实就算通了，我也没法解释什么。但我只想知道她是否平安，然后尽力去弥补。
7月份是公司半年考核的时间。这是华兴的规矩。上半年海滨市的业务收入为15个亿，离25个亿的半年目标相距甚远。对此我不太担心，因为下半年就可以弄到计划外的15个亿交换机项目。
可是，考核制度并不这样认为。任总的考核分很低，而我是他的手下，他还是给了我比较高的分数。
考核的结果就是，任总要离开这里，被调到海外。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有半年考核。公司的说法是把优秀的人才调到海外去。可是我们心里都明白，传输项目丢了，高层有些意见。
送别任总的宴会上，很多人都哭了。他在海滨市把一个原来只有一两亿收入的办事处做到现在这个规模，不是要“争取6个亿”吗，数字不对啊？可是就在收获的季节里，本该是轻松享受成果的时候，他要走了。
好不容易才熬出头的收获季节。比方说，今年我仍在橡城，所有的关系网都很成熟，时机也不错，我很轻松地可以签到许多合同。但是我把辛苦工作的成果让给了后来者。在海滨市，上半年可以用拼搏来定义，网信也给了我们承诺，打拼的日子即将过去的时候，任总却享受不到收获的果实。
送别的宴会上，任总的官话是：“各位同事，一起战斗的兄弟们，我们一起在海滨市奋斗过，一起为这里的经济建设、通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想象3年前，我们只有20多个人，而现在是上百人。原来的收入是1个亿，现在翻了好几番。今年我走了，但是我们的目标是10个亿甚至更多。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目标……”
他流泪了。
所有的同事都去敬酒。我没有敬酒，我不伤心，我有的是愤怒和怨恨。不就是丢了传输项目吗？我个人认为换任何一个人都无法拿到这个传输项目，这是因为网信需要平衡而选择了别人。网信也有他们自己的原则，那里是中国最优秀的通讯人才集散地，那里也有中国最优秀的企业家。他们不是一群傻瓜。他们已经从政府机关过渡到企业。他们不再是拿了东西就做事的简单办事人员。
我比谁都清楚，任总一直以来的梦想是回深圳，回到离他家近一点的地方工作。那样的话，他就可以和老婆孩子待在一起。他在深圳有房有车。他现在可以说是什么都不缺，唯一缺少的就是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可是他现在必须服从分配到国外去。话也说回来，如今国外的业务发展很快，那里是新的利润增长点，最需要他这种可以冲锋陷阵的老江湖。华兴公司永远离不开他这样的人。
任总走了，新来的领导是陈少兵。
无论我的想像力如何丰富，我也想不到是他。早在橡城的时候，那个被我拒绝带去见刘成贵的策划部的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可一年的时间不到，我们又见面了。这个不足1米6的家伙将带领我们去冲击海滨市10个亿的业务指标。
曾经网信有人问我，华兴公司招业务员是不是要挑外表。我说我们又不是卖身，外表当然不重要。周海1米82，王立成1米78。这两人是标准的帅哥。我们3个人站在一起，酒店或桑拿的女孩子都喜欢和我们聊天。周海说，带陈少兵这样的领导去见客户会觉得很丢脸。王立成则说，他干他的，我们做我们的，互不相干。但我知道不会这么简单。
陈少兵很客气地请我们吃过几顿饭。他说他是个很直爽的人，我们以后有什么困难就直接汇报，只要在他的权力范围之内，他一定会全力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