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选拔人才，以对经书读得多、记得多、记忆力强、略为会写点文章的人，就称为才能出众的秀才和贤良方正了。才能出众的秀才和贤良方正，是公卿的人选。对经书不一定读得多、记得多，会写点文章，又曾学过诗赋的，就称为进士。进士中才能高的，也是公卿的人选。这两种人选所有的技能，不能做公卿，这是不用论证就可知道的。社会上议论国事的人，却认为我们常用这个办法取天下的士人，他们的才能可以做公卿，公卿也常从这里产生，就不必效法先王选拔人才的方法就可以得士了。这也是不合道理的。先王的时候，用尽选拔人才的办法，还怕贤能的人难得选上来，不贤的人混在其中。现在完全废弃了先王选拔人才的办法，驱使天下的人才都成为贤良、进士、士的才能可以做公卿的，固然适宜为贤良、进士，而贤良进士有时也有才高可以做公卿的。然而不贤之人，如果会点小技小道的学问，以此进到做公卿，而才能可以做公卿的，因困于没有用处的学问，因此在民间默默无闻地死去，大约有十分之八九。古代君主，他所慎重选择的，就是公卿了，公卿既已选得所需的人，就可以依靠他推举志同道合的人，聚集到朝廷中来办事，那么朝廷里各个机构各个部门，就不会得不到所需的人了。现在如果让不贤的人，侥幸得到公卿的位置，依靠他们推举同类的人，聚集到朝廷里来做官，这样朝廷就多是不贤的人，即使有贤能智慧的人，也往往得不到帮助，工作起来非常困难，不能按照他的意愿办事。再说，公师中有不贤之人，既然把他们的同类推举上来，聚集在朝廷里当官；那么朝廷里不贤之人，又推举他们的同类充当四方的专便；四方的专使又各推不贤之人去掌握州郡。那么朝廷即使制定了官吏犯罪，推举人也连坐的法令，难道就靠得住吗？这个法令正好成那些不贤的官吏利用的条件。其次，九经、五科、学究、明法这些科举的科目，朝廷本来就已担心这些东西对治国无用，只是对参加考试的人略为测验一下几部儒家经典的精神和原则罢了。测试儒家经典大义的结果，并不比过去的好，现在朝廷又开明经科选拔人才，企图引进用儒家经典来管理国家的人才。然而明经科选拔的，也是能背诵儒家经典又会写点文章的人就入选了。那些通晓先王治国的基本精神，可以用于治理天下国家的人，未必能通过明经之选选拔出来。其次，因父兄当官荫恩袭爵的贵族世家子弟，学校不教给他们道理和技能，主管官员不考问他们的才能，父兄不保证他们的品行端正，朝廷就授给他们官职，并任用来办事。周武王伐纣时，历数纣王的罪过，就有“凭着家世任用为官吏”这一条。凭着家世任用为官吏，不考察他们的才能和品行，这是纣王乱政亡国的原因，这是古代太平盛世所没有的情况。其次是九品以下不入品的流外官吏。朝廷本来就把们挤在顾及廉耻之外，又限制了他们上进的道路。却又把管理州县的事属托给他们，使他们居于士人和百姓之上，这难道说是贤能的人去治理不贤的人吗？以我在外做官所接触到的情况看，一路几千里之内，在州县官吏之中，出于流外的人，往往有的是，但可以委托他们办事的，几乎没有二三个，但要防范他们干坏事的，却到处都是。古代人，有贤能与不贤的分别，却没有九品与流外的区别，所以孔子是圣人，却曾作过季孙氏的家臣，即使作小吏，但也不妨碍他做公卿。到后世才有品内与流外的区别，凡是在流外的，他们想要有所成就，本来早已列入廉耻之外，也就有高人一等的志气了。由于近代风俗流于萎靡，有人虽具有士大夫的才能，有进取的条件，朝廷又曾用礼义之士非励过他们，然而到晚年最后一段路程，往往被引诱去干坏事，更何况那些平素立身处世，就没有高人一等的志气，被朝廷本来就排斥于廉耻之外，限制了他们进取的人呢？他们居千人民之上提任职务时，肆意作恶，违法乱纪，本来就在情理之中的了。至于守卫边疆、保卫宫廷的人选，我早已谈过它的央误了。凡此种种都是选拔人才的原则方法不对的结果。
当今选拔人才既没有正确的原则方法，至于任用人，又不问他的品德适不适宜，只问他考得功名的先后，不论他的才能是否相称，只论他历来任职有多少。以文学选拔的，却派他去管理财政。已经派他管理财政了，又转派他去管理监狱。已派他管理监狱了，却又转而派他去掌管礼仪。这样，对一个人要求他具备各种官吏的职能，就是很适宜的人才也是难做到的。要求一个人做他所难做到的事，那么能做到的人就少了。能做到的人很少，于是一个接一个都不去做了。所以派他去掌管礼仪，他也不曾为不知礼仪而担忧，因为现在这些掌管礼仪的人都是不曾学过礼仪的缘故。派他去管理监狱，他并不因不懂刑狱为耻，因现在管理监狱的人，都未曾学过刑狱的缘故，天下的人，也已沾染上不守教化的毛病，屈服于旧风俗，见朝廷任用官员，如果不是那样的资历和任职的先后顺序，就相互议论和讥笑他，至于使用人才不恰当，却不曾有人非难过。再说在职的官吏多次调动，不能久任其官，所以上面不能熟悉了解他工作的情况，下面的人不肯服从他并安于接受他的管教，贤能的官吏，他的事业等不到成功，不贤的人，他的罪过不至于暴露。至于迎新送旧的辛劳，做官就与文书打交道，官员调动频繁，就与文书绝缘的流弊，本来就是危害较小的，不值得一一全都数出来。设置官吏大都应当长久专任一职，至于边远地区的、担任重要职务的，尤其适宜于久任其职，而后可以责成他有所作为。而当今尤其不能久任这个官，往往几天就调动了。
选拔人才既已未加详尽考察，使用人才既已不当，安排既不长久，至于任用又不专一。又用法令一一约束他们，使他们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办事，我固然知道在职的官吏多数是不称职的人，略为给予他们的权力，如果不是用法令对他们一一加以约束，就会放纵自己而无所不为。虽然如此，但是如果在职的官吏是不称职的人，要想依靠法令制度来治理，从古到今，未有能治好国家的。即使在官员都很称职，又处处用法令来束缚他，不让他能按自己的意愿去办事，从古至今，也未有能治好国家的。选拔人才既未详加考察，使用又不得当，安排既不长久，任用又不专一，又用法令一一加以束缚，所以即使贤人在位，能人在职，与不贤又无能的人，几乎没有什么不同。情况既是这样，所以朝廷明知这位贤能的官吏能胜任这一职务，如果资历不到，就不能选拔来任职，即使选拔上了，官吏们也不服。明知这个官吏没有才能又不贤，如果他有犯罪，被上级官检举，朝廷也不敢以不能胜任其职就撤换他，即使撤换了，官吏还是不服，他确实不贤又无能，然而官吏们却不服，这是为什么呢？因所说的贤明有才能的人担任这一官职，与不贤又无能的提任这一官职，并没有什么不同的缘故。我前面说过不能只委任官员的职务，而不用刑法来惩罚他不尽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教育、培养、选拔、任用人才方面，有一个方面的原则方法不对，就足以毁坏天下的人才，何况现在这四个方面都有弊病呢？在职官吏中没有才干、办事苟且马虎、不负责任、贪婪卑鄙的人，多得数不胜数，在民间，也少有可以任用的人才，这就不足奇怪了。《诗经·小雅·小旻》里说：“现在国家的乱事，虽然没有安定，但也有明智的人，也有愚昧的人，老百姓虽不很多，但里面也有聪明的人，有智谋的人，有守规矩的人，有服从治理的人，但他们都像泉一样流失了，怎么能不相继沦丧败亡呢？”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在职的官吏人才不足，在民间也少有可用人才，岂止先王之政不能实行，国家的重托，边疆的守卫，皇上能够长久依靠天赐幸运，而无突然事变的忧虑吗？汉代的张角，三十六万人同日起义，他们所在的州郡地方政府和诸侯国，没有能发觉他们组织起义的密谋；唐代的黄巢，横行天下，他们所到的地方，那里的官军和官吏没有敢抵抗他们的。汉朝、唐朝所以灭亡，祸患就从这里开始，唐朝既已灭亡，国家衰微不振，一直到五代，武夫掌握着大权，贤人隐遁沮丧，看不到他们了，当权的官吏不再有知道君臣道义、上下礼仪的了。在那个时候，改朝换代，比下棋还要容易，老百姓惨死在战乱之中，转移时侥幸不死在山沟里的没有几个了！治国的人才不足，祸患就有如此的严重，当今公卿大夫，不肯为皇上作长远打算，为国家千秋万代筹划，我深切地感到不解。从前晋武帝司马炎只顾眼前不肯为子孙作长远打算，当时在职的官吏也都苟且迎合，随便取悦于人，风俗败坏已尽，抛弃礼义，舍弃法制，上上下下都错了，却不认为不对，有识之士固然知道天下必将大乱了。在这以后，果然全国大乱，中国被夷狄分裂割据，长达二百余年。我想太祖、太宗、真宗皇帝把祖宗神灵托付给皇上，就是想千秋万代享受祭祀，老百姓永远得到保护。我请求皇上接受历史上汉、唐、五代所以灭亡的教训，用晋武帝苟且因循的惨祸来惩戒自己，明明白白地告诉大臣们，考虑怎样造就天下人才这件事，要有长谋远虑，计算要周详，逐步加以推行，希望能符合目前形势的变化，不辜负先王的期望，那么天下的人才用都用不完了。人才用不完，那么皇上还有什么要求不能实现，想干什么事情做不成功的呢？有长远谋虑，计划又周详，逐步推行，那么造就天下的人才就很容易了。
我最初读《孟子》的时候，见孟子说实行王政很容易，心里就认为的确是这样。等到读到孟子与慎子论齐、鲁封地的时候，认为先王制定诸侯国的封地，大多不过方圆百里，认为当今有王者出现，那么诸侯国的土地，有方圆一千里，有方圆五百里的，都将减少到方圆数十百里而后止。于是怀疑孟子虽然贤能，他的品德和智慧足以统一天下，又怎么能不使用战争，使拥有方圆数百里千里的强大的诸侯国，一旦甘于减少他们土地的十分之八九，近于先王时候的诸侯国呢？到后来，我看到汉武帝采用主父偃的“推恩”之策，下令诸侯王的土地全部得推恩分给他的子弟，由汉朝朝廷亲自给他定称号官爵，分别直属汉朝中央。于是诸侯王的子弟，各分封有土地，而原来那些势力强土地多的诸侯国，终于因分封土地而变得弱小。然后我才懂得深谋远虑，计划周详，逐渐推行，那么大的诸侯国可使它变小，势力强的诸侯国可使变弱，不至于使国家发生倾覆，变乱、败亡的事端。所以孟子的话没有说错。何况现在要想变法革新，形势不像孟子想要做时那样难了。所以我说深谋远虑，计划周详，逐渐推行，那么做起来就很容易了。
然而先王治理天下，不怕人不去做，只怕人没有能力去做，不怕人没有能力去做，只怕自己不自勉。什么叫不怕人不去做，只怕人没有能力去做？按人的常情，希望得到好品行、好名声、高官、厚禄，先王能掌握这些来管理天下的官吏。天下的官吏，有能遵守先王的意旨去管理国家的，那么就把他所愿得到的赏赐给他。官吏没有这种能力就算了，如果有这种能力，那么谁又肯舍弃所愿得到的东西，不自己努力成为人才呢？所以说，不怕人不去做，只怕人没有能力去做。什么叫不怕人有能力去做，只怕自己不自勉呢？先王的法度，在对待人才方面已尽善了。除了愚笨得不能改变的人以外，没有不能做到的。如果没有十分真诚地为天下忧虑的心思，就不会有身体力行用实际行动起来响应的人。所以说，不怕人没有能力去做，只怕自己不自勉。皇上确实有意要造就天下的人才，那么我希望皇上努力自勉。
我又看到朝廷过去也想有所作为，有所变革，开始时对各种利害关系，考虑得不太成熟，可是一有投机取巧、因循守旧的人不高兴，出来反对，就停止不敢做了。要知道法度建立起来了，没有一个人能单独幸免的。所以先王的治国主张虽然对天下有利，但当他继承前代遗留下来的流弊时，投机侥幸风气仍流行时，要创立法制，没有不艰难的。他所创立的法制，那些投机侥幸的人也只好顺从和奉行它，没有什么抵触，先王的法令制度，至今仍保存着，没有废弃。正因创立法制很艰难，投机侥幸的不肯顺从和奉行它，所以古人想要有所作为，没有不先用武力征讨杀戮，然后才得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的。《诗经·大雅·皇矣》说：“周朝军队一到，便攻打过去，冲锋过去，那崇国的命运便断绝了，便灭亡了，从此以后，四方各国，便没有敢违抗周朝的了。”这些话就是说的周文王先用武力征讨杀戮，然后才得以将自己的政治主张遍行于天下。先王想要创立法令制度，以改变衰败的风俗习惯，造就人才，虽然武力征讨杀戮的困难，但还是忍心去做了，认为不这样做，便不能有所作为。直到孔子的时候，以个人去游说诸侯，所到的地方，就使那里的君臣都抛弃他们当时的风俗习惯，扭转当时的礼仪道德，加强薄弱的地方，往来奔走，风尘仆仆，结果为列国所困，终于被驱逐出列国。然则孔子也始终不改变自己的主张，认为不这样，不能有所作为。这样坚守自己信念的精神，是与文王相同的。在上古时代的圣人中，没有人能比得上周文王的，在后来的圣人中，没有人能比得上孔子的。要想有所作为有所变革，要做的大概都是这样干的，今天皇上有天下的权势，处在先王的位置，要创立法令制度，没有武力征讨杀戮的困难。虽有投机侥幸的不高兴，出来反对，但却抵不过天下服从欢迎改革的人多。然而一有因循守旧、投机侥幸的人出来说几句不高兴的话，就停上变法革新，就困惑了，拿不定主意了。皇上果真有意造就天下的人才，我希望您决断地干下去。
深谋远虑，计划周详，逐渐推行，努力促成，果敢决断，如果还不能造就天下人才，以我所知，从来还没有过。
然而我的这些主张，是因循守旧的人不讲的，现在那些议论国事的人，认为这些都是脱离实际的陈词滥调。我看近来士大夫要想尽心尽力帮助朝廷的人是有的。他们的意思是，所有利和害的方方面面如果没有安置妥当，就认为要变革在当前是行不通的，士大夫既用这个看法来迎合世俗，朝廷选用官吏要求，也不过如此。至于根本的道德伦常、法令制度、礼仪关系，这些先王所致力研究和遵守的，他们是不会注意的。一有谈到这些，他们就群起嘲笑，认为这是脱离实际的陈词滥调。现在朝廷专心于权衡利害关系的一切细节，负责官员把法令停留在公文往来，已经不是一天的事了。然而它的成效早就看到了。他们所说的脱离实际的陈词滥调，希望皇上也稍为留心观察一下就知道了。从前，唐太宗贞观初年，大臣们对治国方针，各有不同看法，如封德彝之流都认为不杂用秦朝、汉朝的治国办法，就治不好天下。能研究思考先王的治国经验，用来开导唐太宗的只有魏郑公一个。他所提出的政策措施，虽然未能完全符合先王治国的精神，但就大体来看可以说是符合的了。所以能在几年之间，天下几乎不用刑法，因为很少有人犯法，国家安宁，蛮夷顺服，自夏、商、周三王以来，没有过这样的太平盛世。唐太宗初年，天下的风气，同现在差不多，魏郑公的话，在当时被说成是脱离实际的陈词滥调，然而它的效果却是这样的好。贾谊说过：“现在有人说用道德教育人民，还不如推行法令制度好。这些人为什么不拿商朝、周朝、秦朝、汉朝的事实来看看呢？”然而现在唐太宗的事实也就可以拿来看看了。
我荣幸地向皇上回报任职情况，不自知才能平庸，不能称职，涉及国家大事，确实是因受皇上任用，应当回报的缘故。我说在职官员人才不足，不能符合朝廷任用的心意，朝廷任用的官吏，有的用得也不合理，官吏不能人尽其才，这也是我出外任事时了解到的情况，皇上宜及早知道的。解释这一番话，粗略地列举一两条利弊，有玷污皇上的聪明，最终对国家也没什么补益，无非是表明我侍奉皇上那种诚恳深切的心意。希望皇上详加思考，选择其中可行的来实行，那就是天下很大的幸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