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王安石这封信是谈文章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的。他把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分开来谈，文章的内容是讲礼乐、教育、政治的。文章的形式指的是修辞。为文要“有补于世”，“适用为本”。这是作文的本意，是首要的。修辞就好像器具上的雕刻绘画一样。修辞也是要的，但不能把它放在首要地位。虽然这样理解过于简单，但内容和形式相互关系的看法，大体上是正确的。
【原文】
尝谓文者，礼、教、治政云尔[1］。其书诸策[2］而传之人，大体归然而已[3］。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4］云者，徒谓辞之不可以已也，非圣人作文之本意也。
自孔子之死久，韩子作[5］，望圣人于百千年中[6］，卓然[7］也。独子厚[8］名与韩并，子厚非韩比也，然其文卒配韩以传，亦豪杰可畏者也。
韩子尝语人以文矣，曰云云，子厚亦曰云云。疑二子者，徒语人以其辞耳，作文之本意，不如是其已也。
孟子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诸左右逢其源。[9］”孟子之云尔，非直施于文而已，然亦可以托以为作文之本意。
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10］而已。
不适用，非所以为器也。不为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
某学文久，数挟此说以自治[11］。始欲书之策而传之人，其试于事者，则有待矣。其为是非邪[12］，未能自定也。执事，正人也，不阿[13］其所好者。书杂文十篇献左右，愿赐之教，使之是非有定焉。
【注释】
[1］礼、教、治政云尔：礼制、教育、政治罢了。云尔，句末语气词，相当于现代汉语的“罢了”。[2］书诸策：写在简策上。诸，“之于”的合音。策，古代写书用的竹筒。[3］大体归然而已：大体上属于礼、教、治政罢了。归，归属、属于。然，如此。[4］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孔子的话：“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言，言辞。文，文饰，文采。行，流传。意即，一个人说的话，如果语言没有文采，流传就不会长远。[5］韩子作：韩愈出现了。韩子，指唐代文学家韩愈。作，起来。
[6］望圣人于百千年之中：再遥遥千百年后继承圣人的传统。指韩愈以继承孔孟道统自居。[7］卓然：不平凡的样子。[8］子厚：柳宗元，字子厚。唐代杰出的文学家。[9］“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四句：见《孟子·离娄下》章。原文是：“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意思是说，君子依循正确的方法来得到高深的造诣，就是要求他自觉地有所得。自觉地有所得，就能牢固地掌握它而不动摇；牢固地掌握它而不动摇，就能积蓄很深；积蓄很深，便能取之不尽，左右逢源。王安石用它来建立自己的文学理论，因而删去了“深造之以道”五字。[10］容：修饰。[11］治：治文学，即研究文学。[12］其为是非邪：这种看法是对的呢，还是错的呢？[13］不阿：不阿谀，不奉承。
【译文】
我曾经认为，文章的内容不外讲礼乐、教育、政治这些东西罢了。把这些东西写在简策上传授给别人，大体上都归属于这方面。至于说：“一个人说的话，如果语言没有文采，流传就不会久远”，这话只是说文章不可以没有修辞，并不是圣人写文章的本意。
自从孔子死了很久以后，才有韩愈出现，韩愈要在遥遥千百年之后继承圣人的传统，那也是杰出不凡了。独有柳子厚又与韩愈齐名，柳子厚的的文章虽然比不过韩愈，然而他的文章终于能和韩愈并传，也是值得敬畏的豪杰了。韩愈曾经对人说过，写文章应这样那样，柳子厚也说要这样那样。我怀疑他两人说的，只是修辞问题，至于写文章的本意，不是这样就可以了。
孟子说：“君子做学问想自觉地有所得。自觉地有所得，就能牢固地掌握它而不动摇；牢固的掌握它而不动摇，就能积蓄很深；积蓄很深，便能取之不尽，左右逢源。”孟子的这些话，不仅适用于写文章，而且也可以借来说明作文的本意。
我认为写文章应务求对社会有益。所谓修辞，就好像在器具上雕刻绘画一样。如果使它精巧而且华丽，就不一定适用；如果使它适用，就不一定精巧、华丽。总之要以适用为本，雕刻绘画只作为装饰罢了。不适用，就不是作器具的本意。不为它修饰，难道也是这样吗？当然不是。然而修饰也不是可以不要的，只是不要把它放在首位就对了。
我学文很久了，多次用这种看法来研究文学。开始想把它写出来传给别人，把它用在事业上，则还要等一段时间。这种看法是对的呢，还是错的呢？我自己不能确定。你是一个正直的人，不会奉承别人喜好的东西。抄了十篇杂文献给你，希望你指教，使我能确定自己的对或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