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自己的文字功底不错，平时喜欢写些东西，也在报刊发表过一些文章，但坐在办公室主任的位置上，我是如坐针毡，诚惶诚恐。毕竟，三年的乡镇和一年的农技推广工作经历，除了让我亲切感受了农村的贫穷落后和农民的善良淳朴，机关办公室对我来说还是一张白纸。我必须发挥自身的特长，站稳脚跟。于是，我留心局里的各项工作，及时了解动态，并写成消息寄给株洲日报。就这样，一个个“豆腐块”接二连三地见报了，局长高兴，同事都夸我。后来，我还在市局的刊物上发表了几篇理论探讨方面的文章，市局的一个领导看到后，特意把我叫过去，要我代表市局写一篇关于地籍管理方面的论文交省厅。
一个老人因为我办好了他老房子的土地证，提着一只母鸡和十个鸡蛋，送到我办公室，说是感谢我。我心里想，这本来是很普通的事，我都是按照规定办的，别人也会这样做，我哪里受得起这份情呢？我坚决不收。不料，那个老人流着泪告诉我，之前，他连续跑了三年，工作人员不是说没空，就是说资料不齐，没有一个人到现场去看过，土地证硬是拿不到手。房子快要倒塌了，没有土地证就没法改建房屋，老人家急得团团转。其实，我只是按照正常程序，在接到他的申请后，随即到现场调查，并按照历史性用地土地登记的规定，为他办好了土地证。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面对淳朴善良的老百姓，作为农民儿子的我们，怎么忍心把手里的职责当作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让他们失望、伤心？
工作除了热情，韧劲也是必不可少的。有时候一件事需要反复协调才能办好。就拿报批用地来说吧，建设单位不是资料提供不齐，就是报批费用不到账，临近年底，唯恐指标作废，才慌慌张张催着我们上报。这时候，抱怨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只有想方设法在省厅总台关门之前拿回批单，才是唯一的办法。我只能天天守在市局。那时单位车辆紧张，我就大清早打的士赶到市局，下班后再坐的士回来。记得那年在市局守了一个星期，之后又马不停蹄地跑省厅，总算在省厅总台关门之前全部拿到批件。这时，我心里特别有成就感。哪怕累得一回到家里就躺在床上睡着了，在梦里嘴角都带着甜蜜的笑。
那年县城扩容征地，被征地农民都难以接受。我们好不容易征得他们同意，开始量田。当时正是隆冬季节，田里的水面上还有一层薄薄的冰。村民们看热闹似的围着我们。我们工作组里大多是年轻人，没人量过田。我点了几个同志的名，他们都躲躲闪闪。其实，我也没量过田。可是，无论如何，我们总不能当着那么多村民的面丢丑呀！这时，村民们看到迟迟没人下田，发出一阵阵嬉笑声。我知道，他们是在嘲笑我们连量田都不会。不就是运用简单的平面几何知识，把一丘形状不规则的田分成若干个形状规则的小块，分别量算出面积后再累加，得出一丘田的总面积吗？我连忙脱掉鞋袜，挽起裤腿，双脚踏进冰冷的泥水里，利索里扯着皮尺，大声地报着数字，并告诉记录员分别以什么形状，怎么计算。之后，村民的嬉笑声停止了。我知道，他们已经对我们改变了看法。于是，当天晚上，我们召集村民们开会，对量土、数树、量房进行安排。就这样，征地拆迁调查工作得以顺利推进并提前完成。
二〇〇三年，我又一次以“笔杆子”的身份被株洲市局借调，二〇〇五年正式调入。刚开始，我感到压力非常大。我不由得想起了父亲，迷蒙中看见他那满是皱纹的额头和古铜色的背脊，想起他八岁成为孤儿时坚毅的目光，想起他身患癌症时失望的眼神。我有什么困难能够跟父亲遇到过的困难相比呢？于是，我每天阅读大量的材料，从中熟悉市局的整个工作以及领导的风格。不久，我就挑起了局里写材料的大梁。尽管文字工作很苦很累，但我心里都坚持一个信念：无悔追寻。期间，我被评为全市优秀秘书工作者、调研工作先进个人，两次荣立三等功。
我一直坚持文学创作，怀着对土地的无比热爱和对国土资源管理事业的无限忠诚，创作了系列讴歌土地的散文、诗歌，发表在中国国土资源报、株洲日报等报刊，并成为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会员，连续两届当选株洲市文联代表大会代表。二〇〇九年，我在株洲日报、株洲晚报和人才信息报发表言论八十多篇，并跻身株洲日报“十佳通讯员”。
我遇到过不少困难，也遭受过不少打击。受过上访群众的辱骂，也挨过组织处分。曾经痛苦过，迷惘过。想到父亲，想到脚下的土地和心中的信念，我又鼓足勇气，用满腔的挚爱，迈开追寻的步伐。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停歇，不会后悔。
（原载2010年5月1日《中国国土资源报》）
一路有你
我伴随着《炎帝广场》一路走来，不知不觉，在文学的时光隧道里，穿越和跋涉了三千六百多个日日夜夜。其中，不乏激情和喜悦，但更多的则是寂寞和孤愤。如今，走过十年岁月的《炎帝广场》，随着株洲最大的城市广场——炎帝广场的更名，也以古朴而淡雅的装束，完成向《文艺窗》的华丽转身。值此，我情不由衷地借用一首歌的歌词来表达我的心情：一路有你，我的心情快乐无比；一路有你，我的世界如此美丽。
走出校门，初涉社会，一切都离自己想象的太远。人情世故，世态炎凉，我仿佛置身世界的边缘。于是，将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行诸文字，便成为我宣泄情绪的独特方式。偶尔有一两篇能够变成本埠报纸上的铅字，对我便是莫大的慰藉。就这样，我在孤独中寻找热闹，又接着在热闹里重归孤独。遥远的文学之梦，犹如天空飘浮不定的云彩，瞬间由白色变成红色，又由红色变成黑色；瞬间从近处飘往远方，瞬间又从远方飘往眼前。而我却始终把五颜六色的肥皂泡当作一个真实的世界。
后来，结识了当时在县委宣传部做通讯员的晏建怀，我们相见恨晚，便时常一起喝酒，聊天，谈文学，一起感叹爱好文学的人太少，渌口更是寥寥无几。晏建怀是一个不甘寂寞而又善于冲出寂寞的人，后来，他把在《诗刊》《散文诗》等权威刊物上发表过诗作的曾运钦引荐给我，接着，他介绍我认识了渌口镇文学刊物《五色土》的总编朱琳。记得我曾经私下用办公室的复印机，花了一个中午的时间，累得汗流浃背，帮助朱琳复印了五百份《五色土》刊物，朱琳感激涕零。
朱琳调任县文化局副局长后，盛情邀请县里一些文学爱好者聚会，共商创办文学报纸《渌湘文苑》，我成为被聘请的客座编辑之一。记得当时有一个小插曲，我的一首小诗《乡音》在第一张报纸见报后，却被哪个不懂诗歌的编辑莫名其妙地把标题改成《乡情》，我自鸣得意的首句“血管里流涌着的是/乡音”被删掉。我心里很是不快，接下来的第二期组稿，朱琳一再向我约稿，我却一直没有给他。
再后来，在朱琳的策划和筹备下，县作家协会成立，我有幸成为理事之一。于是，我有机会读到了《炎帝广场》，知道了郑玲、聂鑫森、黄勇、万宁等从株洲走出去和尚在株洲的一些名家，接触到似有久别重逢之感的株洲本土文学。在县作协的推荐下，我又加入了市作协，便能够时常得到免费赠阅的《炎帝广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