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乡亲都想拥有一架像我们家这样的葡萄。于是，一到冬天修剪时，总有一些乡亲前来串门，并委婉地提出要弄几截枝蔓回去扦插。父亲总是来者不拒，有求必应，大大方方地每人送几截，并反复叮嘱应如何扦插，如何管理，遗憾的是没有几家扦插成活。我家的那株葡萄在乡亲们的心目中便越来越变得神圣起来。
后来，葡萄发了病。快成熟时，一些葡萄颗粒上先是长了一个小黑点，继而黑点逐渐扩大，增多，最后，很多果实萎缩成干硬的小黑球，连果柄也干枯了，整个葡萄架上能够食用的成熟葡萄难得有几串。父亲专程到县城买了几本书，试着用过多种农药，都无济于事。父亲再也想不出办法，总是在葡萄成熟的时节，反剪着双手，紧锁着眉头，在葡萄架下匆匆地来回踱着步，眼睁睁地看着挂满棚架的一串串让人垂涎欲滴的葡萄转瞬间变成又黑又硬的僵果。看着一架葡萄颗粒无收，父亲产生了砍掉葡萄的念头。一些年长的乡亲前来劝说，说是三十年的葡萄成了精，万万砍不得，父亲似乎犹豫了。这样过了两三年，万般无奈之下，父亲咬一咬牙，把葡萄砍了，棚架拆了。接下来的几年里，我没有吃到过葡萄。
几年后，也许是想找到为葡萄治病的良方，也许是想为承包橘园的父母提供技术帮助，我报考了农学院，学了果树专业。一进校门，我便急着上图书馆查资料，终于知道了让我家葡萄毁灭的是黑痘病。我把这些知识在信中告诉了父亲，并向他介绍了一些良种葡萄品种。寒假里，我特意从学校买了十多株几个品种的巨峰系列葡萄苗，还买了几本关于葡萄栽培知识的书，回到家里一并交给父亲。春节将至，父亲顾不上休息，带着我在自家一块菜园的四边挖了一条深、宽各一米的沟，再担些稻草、沟泥、猪粪和菜园土分层将沟填满，然后小心翼翼地栽上葡萄苗，并用水泥柱、竹竿和铁丝做成篱架，建起了高标准的小型葡萄园。
翌年暑假回来，我欣喜地看到葡萄园里枝繁叶茂，几串葡萄在枝叶中或隐或现，有紫红色的、有桃红色的、有黄绿色的，特别诱人。父亲特意摘了一串熟透了的葡萄送到我手里，叫我尝鲜。我一边吃，他一边笑着说，这到底是优质葡萄，穗大粒大，味道甜，挂果早，产量也高，等几年丰产了，拿到市场上去，肯定卖得起价。第三年夏天，架上密密麻麻地挂满了葡萄，姹紫嫣红，色彩纷呈。父亲古铜色的脸上堆满了笑容，仿佛一颗熟透了的紫红色的葡萄。许多乡亲慕名而来，向父亲讨种苗，求技术。这年寒假，我按照父亲信中的要求从学校购买了一百多株葡萄苗，还自编自印了一百多份葡萄栽培管理技术资料，以成本价分发给了附近的乡亲们。
在我大学临毕业的那一年初春，葡萄还未萌芽，积劳成疾的父亲却溘然病逝。本来到了丰产期的葡萄园，却因为没有了父亲的精心管理，当年产量锐减，次年发生黑痘病，第三年基本绝收。那年秋天，葡萄园又无可奈何地变成了柑橘园。
（原载2009年5月5日《中国矿业报》）
虔诚于土地的父亲
父亲对土地的虔诚，让我肃然起敬。
我的老家在湘南丘陵地区，人多田少，我们生产队人均不到5分田。只要遇到干旱或者虫害，粮食歉收，口粮都难以保证。因此，土地在乡亲们眼里就弥足金贵。父亲几乎是以跪拜的方式，来敬仰脚下的土地。他3岁时父亲远走他乡，一去杳无音讯；8岁时母亲改嫁，他和弟弟被寄养在伯父家里。他尝够了受冻挨饿的滋味，心里更加充满着对土地的依赖和期盼。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土地，起早贪黑，挥汗如雨，就是为了享受手捧沉甸甸稻穗的喜悦，就是为了实现全家人吃得饱穿得暖的梦想。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外出务过工、写得一手好字、打得一手好算盘的父亲，被推选为生产队队长。家里六口人吃饭，我们四姊妹都还小，母亲执意不肯让父亲出山。可父亲不忍心让大家失望，毅然挑起了那副重担。
父亲的眼睛盯着队里的两处荒山。他要在那里种上山茶籽。面对满山的荆棘，社员们摇着头。父亲大声吼道：“我们队巴掌大的土，屁股大的田，种菜种谷不够吃。而让这么好的地在这里歇气！难怪不穷！”接着，他拿起柴刀，奋力挥舞，社员们紧跟而上。一堆堆荆棘被烧成灰，当作上好的肥料，填进挖好的树坑。不出几年，满山的山茶籽树结出了豌豆大小的果实，被熬成工业用油，每斤能换来10～40元的钞票。社员们一个个笑得合不拢嘴。
父亲又瞄上了生产队那块低产油茶林，他想种柑橘。队里的老社员都极力反对。父亲跟他们打起了算盘：那片油茶树稀稀拉拉，一年结不了几个果，榨不了几斤油；而柑橘树三年就能挂果，每棵树可以产果几十上百斤，能够收入几十元。由于有过种植山苍籽树成功的先例，大多数社员们从心底里信服父亲。于是，全村第一个橘园就这样诞生了。
不久，我们生产队和父亲的名字同时上了县里的光荣榜。
分田到户那年，正是“双抢”的农忙时分，父亲左脚的大脚趾肿胀、灌脓，连走路都不方便，更不要说下到田里割禾、插秧了。但父亲是家里的主劳力，耽误了季节可是没法补的。他还是咬着牙，坚持带我们一起抢收抢插。他的左脚每踩进或者抽出泥里，就剧痛一次，头上冷汗直冒。为了减轻痛苦，他用一根扁担支撑着左半边的身体，再移动左脚。母亲和我们都心疼地留下了眼泪。
父亲偶尔从书本上看到稻田里可以养鱼，便在几丘责任田的四周挖起深沟，再挖几条纵沟和横沟，用细竹片密密麻麻织成的网插在出水口。春插后，他从池塘里捞来鲤鱼、鲫鱼产下的籽，放在一丘面积最小的稻田沟里。不久，鱼子孵化出一条条小鱼，接着慢慢长大。等它们长到一厘米左右长时，父亲便将它们分到其他的稻田里。等早稻快成熟时，我们就可以吃到一两寸长的小鱼了。
那一年，我们家吃够了芋头。父亲在水圳边长长的空地上堆满泥土，种满芋头。中秋前夕，共收获几百斤芋头。父亲把其中几十斤芋头送给一些给亲戚朋友，将其它的芋头靠墙堆在猪栏边，用泥巴封严。一直到过年前，我们家几乎每天都吃芋头。留下的那些吃完后，就将干了的泥巴弄掉一块，从芋头堆里取，一直到春节前才吃完。那时家里的粮食紧张，芋头起到了部分取代大米的作用，解决了全家的口粮问题。
种槟榔芋却让父亲砸了锅。我们老家有过年吃槟榔芋蒸扣肉的习俗，而本地产的槟榔芋很少，价格却比较高。父亲看准了这个商机，便在稻田临高田埂的一线，将泥巴垒高，种了一百多蔸槟榔芋。他小心侍弄着，施肥，除草，掐掉分蘖，每天盼着它们长大。该收获了，父亲在家里做好了一切准备：跟舅舅、舅妈说好，请他们来帮忙；联系好家里有地窖的村民，借他们的地窖存放槟榔芋；叶茎晒干后放进坛子做成腌菜。第二天一大早，父亲跟前来帮忙的舅舅、舅妈来到田边，却发现那里横七竖八地散布着槟榔芋的叶茎，一夜之间，一百多个硕大的槟榔芋被不知哪个没良心的全部偷挖走了，一个不留。看见即将到手的金条变成稻草，父亲欲哭无泪，一下子瘫坐在地上。
大队决定将橘园对外承包，父亲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承包人，跟大队签订了承包15年的合同。他把脱贫致富的希望寄托在橘园，专门跑到县城的书店买来柑桔栽培方面的书，夜里坐在昏暗的电灯下埋头苦读，白天又将书本上的知识在橘园里实践。他给橘园锄草、打药、剪枝、疏花疏果，架竹筒引山泉，开荒地种蔬菜，还在橘园周边零星的空地栽上几十株桔树。每天大清早，他和母亲从家里步行半个多小时赶到橘园，中饭由母亲在橘园的简易土砖房里做，天黑之前又匆匆往家里赶。之后，父亲用几年的积蓄建起了全村第一栋红砖楼房。父亲终于松了口气。然而，无情的病魔正张开血盆大口，疯狂地噬咬着他。他每天在橘园干活，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却还是硬撑着。直到瘫倒在地上，才肯进医院检查。当他吃力地睁开眼睛，筹划着下一步的致富计划时，母亲手捧医院一纸“肝癌晚期”的诊断书，痛哭流涕。走完54年人生历程的父亲，执意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他嘱咐姐夫，他死后就葬在橘园附近的山上。这时，离橘园承包期满还有6年。
父亲对土地的虔诚和膜拜，深深地影响着我。当年我报考农学院，选择果树专业，其初衷就是为父母分忧。然而，离我大学毕业还有半年，父亲就撒手人寰。我只能以虔诚之心，尽心履职，让更多的土地保留种植水稻、生长蔬菜和果树的功能，来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
（原载2010年8月9日《中国国土资源报》）
积劳成疾的父亲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十七年了。我眼前却时常浮现他的音容笑貌。
父亲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既有勤劳苦干的秉性，又充满勤劳致富的幻想。他是苦水里泡出来的，三岁时祖父离开家门，一去杳无音讯，八岁时祖母狠心丢下他和弟弟改嫁他乡，他带着五岁的弟弟寄养在他伯父家里。就这样，他们两个每天起早贪黑，砍柴、放牛，过早地用稚嫩的臂膀撑起一个破碎的家。学习成绩名列前茅的他，却因家境贫寒，只读完了高小。父亲写得一手漂亮的字，打得一手好算盘，那是天资聪颖的他在劳作之余闭门勤学苦练的结果。成家后，父亲却怀着一腔热血，把家里的木桌、瓦缸等当时贵重的家当全部捐给了集体，与母亲守着几间土砖空房度日。后来，他又先后被派去修“三线”铁路、修水库、支援工厂，丢下母亲和年幼的孩子。
改革开放后，父亲成为全村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率先承包村上的鱼塘，起早贪黑，苦心经营。白天到处割鱼草，晚上就一头扎进买来的养鱼方面的资料里。他为了防治鱼病，把农药敌百虫拌青草喂鱼，别人看了大惊失色；他为了让鱼长膘，把饱满的稻谷撒进鱼塘，人家为他心痛。当满塘的鱼换来厚厚一沓钞票，别人看了傻了眼，这才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接着，他又承包了村上的橘园和茶园，还在承包的稻田里搞起了稻田养鱼。不出几年，我家盖起了全村第一幢红砖楼房，彻底结束了一家六口长期蜗居两个半间土屋的历史。我和弟弟也相继考上了大学、中专。
我大学临近毕业时，接到了父亲病危的加急电报。当我看到骨瘦如柴的父亲，禁不住眼泪直流。其实，早在半年前，父亲就明显感到全身无力，每天还强硬地坚持在橘园里劳作，回家时走路都挪不动脚步，他还是硬撑着。躺在床上的父亲努力想坐起来，却实在不能如愿。我和姐夫陪他上衡阳、长沙看病，医院里作出了肝癌晚期的诊断结果，我们只能瞒着他，骗他说只是普通的胃病，吃些药就会好的。他临死前，妈妈不得不忍痛把他真实的病情相告，他老泪纵横，遗憾才活了54岁的自己不能再多活几年，多赚些钱，帮两个儿子娶媳妇。
我的父亲为我的家庭操心一辈子，却无缘享受当时尚未成家立业的儿女们为他尽的孝道。
（原载1998年11月11日《株洲日报》）
母亲的遗憾
“如果那时候有现在这么好的医疗政策，你父亲至少能够多活几年呀！”观看电视里的两会新闻，了解到近年来农民群众能够享受到新农合政策，每年有医疗补助，大病住院可以报销部分医疗费，母亲禁不住为操劳一辈子，54岁就因病去世的父亲惋惜，眼眶也湿润了。
我也感慨道：“是啊，今年卫生部全面推进医疗改革，大城市三级医院支持农村、县医院，把优质的医疗资源从大医院辐射到农村去，农民可以在家门口享受到找专家看病的待遇。如果父亲初发病时就能够方便地上医院检查、治疗就好了。”
改革开放之初，父亲承包了村里的鱼塘、橘园，每天起早贪黑，一心扑在鱼塘和橘园上，扯鱼草、防治鱼病、拉网、卖鱼，除草、施肥、修剪、喷药、采果、销售，还在橘园旁边的空地上种蔬菜。其实，那时父亲已经发病，经常一边松着土，一边眼前发黑，腹部疼痛，他还是硬撑着。母亲跟他道些家常，他总是把手一挥，有气无力地说：“我真的没力气跟你说话。”母亲劝他去乡卫生院检查，催了好多次，他才在冬季闲下来的时候去看医生。那时乡里的条件差，医生只是开些止痛的药。父亲实在痛得不行时，才吊几瓶水。
当父亲瘫倒在橘园里的时候，母亲便逼着他去检查。邻居说，某地的民间医生如何医术高明，父亲盘算着，进医院费用太贵，还不如找民间医生试一试运气。就这样，折腾了一两个月，在疼痛有增无减的情况下，父亲被送进县医院。医生说，父亲患的是胰腺囊肿，必须立即做手术。为了保险起见，姐夫提出陪父亲去长沙湘雅医院检查再说。就这样，父亲被检查出患有肝癌，且已是晚期。
如果那时有现在这样好的农村医疗政策，知道自己患有肝炎的父亲就会定期去医院检查肝功能，发现异常就会进医院治疗。这样，他就不可能那么快就患上不可救药的绝症。父亲从湘雅医院回到家里，不知病情的他天天嚷着要去治病。他哪里知道自己只能等着去阎王爷那里报到呀！
母亲望着我，千叮咛万嘱咐：“现在的医疗技术发达，医疗政策也好，你要经常去医院做体检，及时发现身体的毛病，有病早治疗啊！如果得了小病不去治，等变成大病就晚了！”我知道，母亲还在想念着父亲，还在为父亲的早逝而遗憾。而且，她将遗憾变成爱，希望自己的儿女健康快乐。
（原载2010年3月19日《中国国土资源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