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10日）
国家经委代表团，应日中经济协会的邀请，于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5日，对日本工业企业管理问题进行了考察。代表团分三组，重点考察了新日本钢铁公司，小松工程机械公司，丰田汽车工业公司，松下电器公司，东芝电气公司。
这次考察，是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生效，邓小平同志访日圆满成功，日本掀起“中国热”之际进行的。日方对这次考察很重视。在他们的协助下，考察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但是，我们代表团是企业接待的，他们说好的多，说坏的少，也没有安排我们接触下层社会，这就使我们的考察有一定的局限性。
经过考察，代表团的全体同志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我国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大有希望，但是要花大力气。
大有希望，就是说，日本地少人多，发展工业的基本资源除了有少量的煤炭外，其他几乎什么都没有，而且又是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但是，他们从1955年到1976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4.7倍，平均每年增长8.7%；工业生产增长8.4倍，平均每年增长13.6%；国民收入增长6.4倍，平均每年增长10%左右；职工实际收入增长2.1倍，平均每年增长5.6%。工业生产60年代初期居世界第五位，1973年跃居世界第三位。按人口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1978年已经接近美国。我国与日本相比，土地面积约为日本的26倍，人口比日本多八倍，发展工业的基本资源十分丰富。我国人民勤劳智慧，社会主义制度也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得多。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经济发展速度本来是很快的，当时，经济水平同日本差距不大，后来，由于我们工作上的缺点错误，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使我国政局动荡，严重地阻碍了经济的发展。现在，我们已经排除了干扰，出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我们又有党的领导，还有良好的国际环境。日本能够用20年左右的时间，实现了现代化，我们为什么不能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呢？经过考察对比，我们认为这是完全可能的。
但是，把可能变成现实，要花很大力气。必须下决心从思想上来个大解放，彻底摆脱小生产习惯势力的束缚，要打掉框框，冲破禁区；在政治上，要长期保持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局面；在经济上，要坚决改革那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管理体制，要实现持久的、稳定的高速度；在经济管理组织上，要把从苏联搬来的那一套行政的组织管理形式，坚决地、彻底地改变为经济的组织管理形式，提高管理水平；在工作上，要兢兢业业，扎扎实实做好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各项基础工作，包括普及和提高教育，加强职工培训，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科学水平。所有这些，都要花大力气。否则，条件再好也是不能成功的。
日本工业发展速度快，有很多原因，如：政局比较稳定；美帝侵朝侵越战争期间对日本经济的扶植和刺激；日本政府采取每个时期有重点地发展经济的指导方针；资产阶级力图缓和阶级矛盾，想方设法把企业利益和职工利益拴在一起。此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引进先进技术装备和先进管理方法。从50年代起，日本就不断从美国引进先进技术装备，也从美国引进一些先进的管理技术，但是，管理问题并没有引起整个工业界的普遍重视，更没有像重视先进技术那样来重视科学管理方法。多数企业仍然采用战前的老办法，靠公司行政命令，层层照搬照转，他们称之为“精神管理”、“鞭策管理”，从上到下缺乏一套适应现代化技术的科学管理方法。结果虽然从美国引进了先进的设备，而产品质量、劳动生产率都大大落后于美国，成本居高不下。这种状况，同今天我们的情形极其相似。但是从50年代后期开始，他们总结了经验，吸取了教训，普遍学习外国先进的管理方法，并结合本国的传统加以消化，创造了一套以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为中心的、使管理工作全面现代化的、适合日本情况的管理办法。同时，他们不惜花巨额外汇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引进后，就组织科研、设计、制造方面的力量，加以研究，边使用，边消化，进行仿制和改进，变成自己的东西，在国内迅速推广，迅速提高了本国的机械制造能力和科技水平，并能出口。这样，他们才赢得了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的高速度。过去名声不好的“东洋货”已成为世界第一流产品，有很强的国际竞争能力，世人为之刮目。
日本人把先进生产技术和先进管理方法，称为经济“高度成长”的两个车轮，缺一不可。他们把管理比作“软件”，认为管理是一门科学，没有先进的管理方法就没有经济的高速度发展。他们把管理、科学、技术称为现代文明的三鼎足，把人的能力的开发，管理技能的发展，看作当代最迫切的问题。这一经验，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
现在我们正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进行新的长征，从一开始，就应当实行引进先进技术装备与引进先进管理方法同时并举的方针，并逐步地创造出一套适合我国情况的科学的管理方法。我们看了日本的一些工厂以后，发现我国一些工厂的厂房和设备并不比日本的差，而生产效率却比日本低得多，我们引进的一些先进技术装备的生产能力，也远远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主要是因为管理落后。我国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科学技术方面的差距固然很大，管理方面的差距更大。因此，我们在引进先进技术装备的同时，必须强调引进先进管理方法。引进管理方法并不要花很多钱，却可以在经济上得到很大的效益。这个问题，应当引起我们极大的重视。
现将有关工业企业管理的几个主要问题，报告如下：
一、企业的组织
日本工业公司的组织多种多样，他们根据生产的特点，从有利于生产、提高效率、便于经营出发，选定不同的组织形式。我们考察过的公司，基本上有三种形式：
一种形式是，统一核算，统一管理。如电力工业公司，产品单一，发电和供电同时进行，各发电厂的生产，由公司用电子计算机高度集中控制，按照严格的计划进行，各发电厂只管机组的安全运行，一切经营管理权都集中在公司，各发电厂在经济上没有独立性。
第二种形式是，统一核算，分级管理。如新日铁公司，下属十个钢铁厂，是日本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产品比较单一（最终产品都是钢材）。各钢铁厂的生产指标和物资供应，都由总公司统一安排。但各厂在组织生产、核算成本、外包作业、零星购置、任用厂内干部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权限，相对独立性较大。
第三种形式是，分级核算盈亏，分级管理，实行“事业部”制。如东芝电气公司，产品从电视机、电冰箱等家用电器，到成套发电设备，种类繁多，许多产品的生产是单独进行的，但在生产技术上又有一定的联系，他们在总公司下，按产品设20个“事业部”（类似分公司），分管25个工厂。各“事业部”实行独立核算。
此外，还有其他的形式，如丰田汽车公司，在生产方面，实行统一核算，分级管理，公司和工厂的关系，与上述新日铁公司的情况相似。但在销售方面，则由丰田财团另外的销售公司统一经营，丰田汽车公司不管销售。
所有这些公司，无论采取哪种形式，财政大权都集中掌握在公司手里。所属各工厂的专业化程度都很高，整个企业是由许多专业化工厂联合而成的。
日本的联合企业，许多是跨地区的，甚至是全国性的。所谓全国性的，是指其下属企业分布在全国许多地方，而不是把全国同类企业都网罗在一个大公司之内。全国性的、同一行业的大公司有许多个，如日本有五大钢铁公司、十大汽车公司、九大电力公司等等。它们相互竞争，竞相发展。我们在组织全国性的联合公司时，也不应把全国同一行业的企业都组织在一个公司之内，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如果这样，就没有比较，没有竞赛，没有竞争，就容易把这种公司搞成行政领导机构，或者原有的专业局摇身一变，挂出公司的招牌，有名无实。
日本公司各级的职责、权限和分工是非常明确的。从我们考察过的公司来看，公司一级主要管：（1）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战略性”决策；（2）产销计划；（3）设备投资和生产经营的财务预算；（4）科学研究和新技术开发；（5）进出口业务。工厂一级主要管：（1）品种、质量、数量；（2）交货期；（3）成本；（4）安全；（5）作业场地的清洁卫生。
公司设董事会，在董事长的主持下，定期举行各种决策性会议，作出决定，由总经理组织执行，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厂长都是精通技术和管理的、能干的专家，他们的责任是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贯彻执行公司的方针和各项决定，完成前述各项任务。厂长直接对公司的总经理负责。在董事会闭会期间，公司的工作由总经理负责。公司的各部门、各工厂，以及工厂的车间、工段、班组都严格实行首脑负责制，有职、有权、有责。
我们在日本看到，公司和工厂的各级领导干部，可以在自己职权范围内放手工作，该自己决定的事情，就拿出主意，用不着到处请示，没有人干涉他们履行职责，没有人代替他们决断，更没有人代替他们承担责任。他们的工作，井井有条，效率很高，不是事事都找厂长、找总经理，使厂长和总经理忙得不可开交。我们访问工厂时，厂长连续几天陪我们活动，也没有人找他，工厂的各项工作还是有条不紊地进行。
许多熟悉中国情况的日本朋友曾坦率地对我们说，中国工业领导部门和企业领导人的职责和权限暧昧，党委书记、厂长、支部书记、车间主任，各有什么权力，有什么责任，很不明确。他们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是无法管好工业的。
我们应当明确规定各级负责人的职责，彻底改变那种大家都负责、实际上无人负责的现象。我们企业党委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也应当摆脱具体事务，紧紧抓住企业经营的大事。我们企业的各级干部，都应当职责分明，各负其责。这样做可能更为有利。
二、企业的计划
日本各公司的生产，像一切资本主义企业一样，都是严格按照计划进行的。他们的计划是很严密的、符合实际的、科学的。他们把企业计划叫做“生产销售计划”，主要特点是以销定产。公司在具体制定计划时，要确切地掌握两个方面的依据，一个是订货单，一个是市场预测资料。大型产品、专用设备、有特殊要求的产品，以及固定协作的产品，通常是按订货单编制计划；没有订货单、直接在市场推销的产品，则采用市场预测的方法安排计划。因此，各公司既有庞大的推销机构，又有现代化的商业情报中心。各公司都同商社（主要是商品产销的中介，有的也承包工程、经营工厂）保持密切联系，各大商社都有非常现代化的世界性的情报网，如三井物产商社，在五分钟内，就可以把世界各地的商情收集起来。各公司不断按最新商情，争取扩大订货单，按月调整生产计划，力图使计划符合用户和市场的需要，使产销紧密结合起来，既不短产和拖期交货，也不盲目超产，造成积压。
为了使产销衔接好，他们在编制生产计划时，详细调查用户对产品质量、规格的要求，研究如何改善自己的生产条件，改进设计和工艺。根据销售计划制定生产计划，根据生产计划来确定零部件、原材料、燃料、动力的供应计划，劳动力增减计划，新产品试制计划等等，使各项计划以生产计划为枢纽相互衔接起来。经过反复的综合平衡，制定具体的作业计划，按作业计划组织生产。
由于各公司都是以销定产，按生产的需要安排物资供应，相互间又有密切的协作关系和经济合同的保证，所以各公司就都能够准时地相互提供各自需要的产品，组织均衡生产，一般不会发生停工待料和产销脱节的现象。
资本主义公司内部的计划制度和计划方法，是在长期的竞争、危机、曲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完备起来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不仅各企业有计划，而且全社会也有计划，这是根本优越于资本主义的地方。我们的经济制度，更应当按需要生产，以需定产。但是，由于缺乏经验，受苏联过去那一套的影响，往往使我们的计划上下脱节，产销脱节，不是有缺口，就是造成积压。要改变这种状况，很需要把资本主义公司制定产销计划的方法中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学过来，改进我们的计划工作。
三、专业化和协作
战前，日本工业的专业化和协作比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要落后，存在许多“大而全”、“小而全”的企业。战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专业化协作也迅速发展起来，使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产品成本大幅度降低。
为适应发展专业化协作的趋势，防止大批“小而全”企业的倒闭，日本政府于60年代初，采取了工业结构的“双重化”政策，要求大企业不要简单地吞并中小企业，而要同中小企业建立多方面的协作关系。并于1963年制定了《中小企业促进法》，对中小企业贷款扶持，帮助解决技术和管理问题，使中小企业生产专业化，提高效率，为专业化协作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
日本的专业化协作，通常都以大公司为中心，联系大批的专业化协作厂，如丰田汽车工业公司有1240家协作厂，新日铁公司有400多家协作厂。大公司和协作厂之间的关系，有以下特点：（1）充分利用历史上形成的老关系，绝大多数协作厂都与大公司有几十年的协作、供销等经济关系。（2）各协作厂实行独立的经济核算，但在经济上和技术上，对大公司有很大的依附性。有的，大公司直接投资；有的，大公司派干部参与经营管理；有的，大公司派专家进行技术指导和工艺监督；有的，由大公司帮助解决一部分资金设备；有的，使用大公司的技术专利。（3）协作厂主要为一个大公司服务，但同时又与其他厂家建立协作关系。如东海理化电机制作所生产的汽车配件，一半以上供应丰田汽车公司，其余的供应其他汽车公司。（4）绝大多数协作厂是中小企业，但也有少数比较大的企业。这些大企业对某一大公司是协作厂，但它们又与许多中小企业进行协作。还有些协作单位，如运输公司、清扫公司，都是较大的公司，它们同时为许多公司服务。日本的大中小企业，通过复杂的协作，建立起密切的经济关系。
由于专业化协作的发展，日本各大企业都能集中精力抓好关键性产品的生产，不断改进关键性技术和工艺。如新日铁公司君津钢铁厂，不但把厂内的清洁、绿化、食堂这一类生活服务工作完全外包出去，就连从高炉车间到转炉车间的铁水罐运输，也外包给运输公司。而中小企业由于产品单一，也便于大批量生产，有利于革新技术、降低成本和提高劳动生产率。
企业间的协作关系，用合同的形式固定下来。通常先签订“作业承包基本合同书”，对双方应承担的权利和义务作出原则性的规定。然后还要签订“作业承包合同书”，把合同的条件进一步具体化。至于产品的规格、质量和数量，还要每月定一次，以适应市场的变化。为了衔接大公司和协作厂的生产，大公司还将年度生产推销计划送交协作厂参考。由于双方都很重视信用，违反合同的情况是很少的。
我国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专业化协作将迅速发展。我们在组织专业化协作的时候，应当参考日本的经验，注意保持历史上形成的经济关系，并根据经济合理的原则积极发展新的协作关系，既不要轻率地肢解那些多年来形成的协作关系，也不要硬把统一的工厂简单地分割成许多个“专业化”的厂子，然后再去组织它们协作。
四、质量管理
经过这次考察，我们对日本质量管理有了新的认识。日本人把质量管理叫做“品质管理”。工业企业的一切经营管理活动和生产活动，都以提高产品质量为中心，各级管理人员和每个工人对此都有明确的认识，企业的各项规章制度，都是环绕着这个中心并为它服务的。他们强调，质量标准应以用户是否满意为唯一标准。各公司规定的质量标准，往往高于政府颁布的标准，而各工厂制定的标准，又高于公司的标准。随着经济的发展，用户的需要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要使用户满意，不仅要提高现有产品本身的质量，而且要不断发展新品种。日本质量管理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制度，不仅大大提高了工业生产的效率，而且给国民经济带来极大的好处，整个社会的服务质量和社会风气，也随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国际激烈竞争的条件下，他们提出要“生产世界上点名的产品”。日本各公司都把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当作生死攸关的问题，从上到下都有强烈的提高质量、发展新品种、加强竞争能力、争取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紧迫感。对照我国一些企业严重存在的片面追求数量，不顾质量，许多产品几十年“一贯制”，对用户提出的要求置若罔闻等情况，感触颇深。
“好产品是生产出来的，不是检查出来的”，这是日本工业界一个流行的说法。他们注重从设计、工艺、设备、原材料和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上全面贯彻“质量第一”的思想，预先消除可能导致产生不合格品的各种因素。他们还通过先进的测试手段来检验各道工序的产品是否符合设计的要求。凡是不合格的零部件都不能进入下一工序，同时，对协作厂的设备、工艺、技术，也都有严格的要求和检查，所以最后装配的产品是高质量的。产品出厂后，还有一套完善的技术服务工作，发现问题，总结经验，及时加以改进。我们往往不注意预防性的质量管理，而用大量的检查人员进行成品检查，发现的不合格品已无可挽回，造成人力、能源和原材料的很大浪费。这种做法，是应当改进的。
日本人说，在国际竞争中，要靠高质量，要靠新品种。他们把提高质量和增加品种结合起来。日本市场上钢材、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几乎达到要什么品种就有什么品种的程度，各种生活资料也品种齐全，花样翻新，汽车、自行车都有上百种，电视机几十种，手表就有机械表、自动上弦表、薄型表、装饰表、电池表、晶体表、超小型表、液晶显示器电子表等20多个品种，每种又有许多不同样式。他们根据用户的需要，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不断设计和生产新品种，如东芝电气公司半导体工厂出售的产品，每年有一半是新品种。而大量新产品的上市，又刺激和创造了一系列新的需要。我们参观的东京三越百货商店，经营50万种商品，而我国在香港的百货商店，不到3万种，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只有两万几千种，差距实在太大了。
日本企业生产新产品时，都要考虑质量和性能更能满足用户的需要，价格基本保持原来的水平，甚至更低。每个大企业都集中许多优秀科学技术人员，拥有设备完善的研究设计机构，用于发展新产品的科研、试制费用一般占销售额的1%，这样巨大的开支，都分摊到正在生产的旧产品中去。我们的新产品试制费很少，不足的部分都打入新产品的成本，使新产品价格很高，工厂亏本，用户还买不起。我们这种办法如不彻底改变，新产品是很难发展起来的。他们生产新产品时，先定出有竞争能力、用户能接受的价格，然后制定成本目标，千方百计为降低成本而努力。这种新产品的定价办法，也值得我们借鉴。
“全员品质管理”，这个口号在日本工业界叫得很响。资本家很清楚，要提高质量，没有生产第一线有实践经验的广大职工经常提出改进工艺、技术的意见，没有一套科学的质量管理方法，是根本不可能的。他们在提出“全员品质管理”这个口号的同时，还制定了一整套具体的质量管理办法和奖励办法，使职工的个人物质利益同改进质量、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直接联系起来，并且给积极参加质量管理的职工以各种荣誉，刺激全体职工参加质量管理的积极性。各工厂都普遍组织工人质量管理小组，经常讨论研究质量管理问题，对提高质量起了很大的作用。日本一年一度的“质量月”活动，是全年坚持不懈的质量管理活动成果的总检阅，我们参加了他们“质量月”的一些活动，对我们很有启发。
五、职工培训
日本各工业企业对培训人才十分重视，把它叫做“能力开发”。日本人根据他们国家的具体情况，经常说，在国际竞争中，要求得国家和民族的生存，除了发展技术以外，别无他途。工业界普遍认为，“一个好的企业，首先是优秀的工人、优秀的技术人员、优秀的管理人员组成的优秀的技术集体”，都把努力培养人才作为自己的“战略”任务。他们说，没有先进设备，可以购买，没有资金，可以借贷，但是，没有人才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了。培养出好人才，是企业领导人的光荣；培养不出好部下，就不是好领导。这已形成一种社会风气。各大公司的董事长，都以自己的公司培养和拥有大批的优秀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为骄傲。他们在培训人才方面是肯花大钱、下大力气的。
日本企业培训职工的办法，基本上有三种，即现场学习、业余学习和脱产学习，而以现场学习为主。在提高职工自觉性的基础上，把在现场实践中学同课堂书本中学结合起来。对各级和各类人员都有不同的学习要求、学习内容和培训方法，还有成套的教材。
对工人的培训，要求严格，新工人（一般是高中毕业）入厂后，至少要经过半年训练，专业性强的要经过9个月到1年的训练。除了安全、基础知识和专门技能的教育以外，还重视礼貌教育、纪律教育和企业的“传统”教育。如调换新工种，还要重新培训。为了使工人获得必要的知识和技能，他们还把工人分成五“层”，入厂1年至2年的叫“新入层”，3年至5年的叫“一般层”，6年至9年的叫“中坚层”，10年至14年的叫“棒心层”，15年以上的叫“监督层”，相当于工长的水平。对每一“层”的工人，都有不同的训练内容和要求，定期考核，同升级、涨工资联系起来。干什么就学什么，学不会，就不让他干。因此，他们从工人中选拔的工长，就没有不称职的。
对干部的培训，如对股长到部长（相当于处长）的领导人员，则强调全面管理技能的提高，实行定期调换岗位的制度，如管生产的，调去管销售；管劳动工资的，调去管生产，使干部取得管理工作的全面经验。只有搞科技的技术人员，才保持专业的稳定性。对董事长、总经理一级的领导干部的训练方法：一是请专家、教授讲课；二是参加各企业间的经验交流；三是在本企业的培训中心进行专题总结，并给课长以上干部讲课，要讲课，就得自己多学习；四是短期脱离工作，到休养地“务虚”，总结经验；五是出国考察。
日本的大公司都有设备先进、师资齐全、教材成套的培训中心。例如新日铁公司八幡钢铁厂，19000名职工，设有建筑面积12000平方米的培训中心，可同时培训2000人；还有一所培训中层干部的研修中心，建筑面积2800平方米，可同时培训300人。培训中心有带录像机的电视教室、自动化的教学电影教室、外国语教室以及幻灯教室，职工下班后，可随时去上课。打开录像机，就可以从自己座位上的电视机中看、听老师讲课；带上耳机，可以选学外语。此外，他们还按照13个专业编有13门通用教材和52种专用教材。
我们为了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步伐，从中央部门到各企业，都应当把培训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当作一项战略任务来抓，彻底改变多年来形成的那种鄙薄、歧视，以至打击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错误做法。资本家很懂得培养“有文化的奴隶”的必要性。我们工人阶级更应当懂得培养本阶级的人才对我们事业的极端重要性，在培训职工方面要有气魄、下本钱。
我国正在大量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装备，同时也准备引进科学的管理方法。我们如果不立即切实地把培训工作抓紧抓好，就不能很好地发挥引进技术的作用，也不能很好消化，更不能结合我们的革命传统创造出自己的一套来，势必大大延缓四个现代化的进程。
六、日本企业刺激职工积极性的办法
日本的企业十分重视刺激职工的积极性，许多大企业都把重视人的因素、发挥职工主动性作为办好企业的“指导思想”。日本企业管理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通过一整套办法把职工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拴在一起，使企业劳资全体人员结成日本人所说的“命运共同体”。这套办法主要是：（1）“终身雇佣制”，只要企业不倒闭，一般就不解雇职工，使职工产生一种与企业“共存亡”的感情。（2）“年功序列工资制”，工资的一半取决于工龄，另一半取决于能力和贡献；逐年工资增长的多少，取决于企业经营的成果。新入厂的工人（高中毕业生）月工资8万日元，两年后，涨到10万日元；大学毕业生月工资10万日元，十年后，可涨到30万日元。初入厂的女职工比男职工工资少1万日元。（3）一年两次奖金制，奖金数额取决于企业盈利的多少，一般相当于三至六个月的工资，除倒闭企业外，所有企业，所有职工，都能得到奖金。还有“特别奖赏”，对贡献大的，一次可以得一辆汽车。此外，还有“提案奖”，即合理化建议奖。（4）职工福利，其水平取决于企业经营的好坏，新日铁公司的福利费占整个劳务费的20%左右。再加上按企业组织工会，而不像欧美那样按产业组织工会，以及在企业内部提倡“家庭主义”，企业领导人千方百计讨好职工，做人的工作，搞什么“家访”、“祝贺生日”，举办“恳亲会”、“野餐会”等等，联络感情，笼络人心。
这些办法，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并使不少职工以“爱厂如家”的精神为企业卖力，同时，也基本上杜绝了职工“跳厂”的现象，稳定了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这对改善企业经营是很有利的。
日本公司把职工利益同企业利益直接联系起来的许多办法，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了就业职工根本不存在失业问题，我们的制度与日本的“终身雇佣制”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职业安定性比他们更彻底。职工作为生产资料的主人，在本质上就有积极性和主动性，我们还有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有的。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把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充分调动起来，还必须有一套经济上的制度和办法。我们现行的工资制度，不能使职工的工资同职工所在企业的经营结果直接联系，奖金制度也不完善，评奖频繁，引起许多矛盾，不能使职工把个人利益和企业利益、国家利益很好地结合起来。看来，必须建立工资、奖金与企业经营结果发生直接联系的制度和办法，允许办得好的企业的职工有较高的工资和较多的福利。一年发两次奖金的办法，似可考虑采用。
通过这次考察，我们深深感到，要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指导经济工作的理论上，必须打掉一些框框，突破一些禁区；在管理体制上，必须作一些重大的改革。
1.企业管理中的生产力合理组织和生产关系调整问题。长期以来，我们不敢接触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管理问题，因为这个问题被片面地认为只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问题，不能借鉴，不能学习，只能批判。这种认识，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管理中合乎科学的东西。因此，我们虽然引进了不少先进的技术装备，但是不能进行科学的管理，使许多先进设备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不打破这个框框，不懂得“不向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就不能建立或实施社会主义”的道理，不老老实实地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企业管理的科学方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很困难的。
多年来，在我们的文件和报刊上，片面强调企业管理问题是生产关系问题，企业管理的任务是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忽视合理组织生产力这个极其重要的方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过，企业管理是社会化大生产“引起”的，它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把劳动者、劳动手段、劳动对象科学地组织起来，使它们充分发挥作用，提高效率。在这方面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有很多先进的方法，完全有必要认真地去学习。
资本主义国家在企业管理中，用了前边所说的许多办法来刺激职工的积极性，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这当然是生产关系问题。我们社会主义企业搞好管理发展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劳动者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这和资本主义企业是根本不同的。但是，资本主义企业中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的一些办法，例如把职工利益同企业利益直接联系起来的办法，我们也可以借鉴。
我们的企业是社会主义企业，职工是企业的主人，没有剥削和压迫，企业中领导和被领导，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在这样优越的条件下，我们的企业管理可以比资本主义搞得更好。建国以来，我们把党的优良传统同管理社会化大生产相结合，创造了不少好的做法，积累了不少好的经验，有“鞍钢宪法”，有大庆这样的典型。有群众路线，生产民主，技术民主，管理民主；劳动竞赛，合理化建议，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岗位责任制，经济核算制；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等等。同时，我们也有不少失败的教训，其中之一，便是脱离职工的物质利益，空谈调整人与人的生产关系。在这方面，用了很多心思，花了很大力气，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不好的东西被恶性地发展了，好的东西被抹黑、批判了，有些被打入了冷宫，有些未能坚持下来，弄得我们许多企业的管理工作混乱不堪，组织涣散，制度废弛，纪律松懈，从原来已经达到的水平大大倒退了。我们在日本看到，他们在企业管理中，有一些和我们相似的提法和口号，在他们的某些企业管理著作中，也很重视我们过去的一些经验。我们应当善于总结自己的经验，同时认真学习外国企业管理方面的科学成果，把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就一定能够创造出适合我国情况的科学的企业管理制度和方法，把我们的企业管得更好。
2.高消费与高速度。像日本这样的资本主义社会，他们自己叫做“消费社会”，其实，它首先是个生产社会。他们是在生产发展的同时，实现了高工资、高消费、高积累、高速度。战后日本经济破坏严重，生产萧条，人民生活很苦。60年代初期，池田内阁采纳著名经济学家下村治的建议，提出“国民所得倍增计划”。这个计划的提出，接受了英国工党政府实行“勒紧裤带，恢复经济”的政策遭到群众反对而失败的教训。它对群众有很大的吸引力，使群众从切身的物质利益上对实现计划产生兴趣，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实行这个计划，日本经济就从50年代低工资、低消费的基础上，进入了高工资、高消费，经济“高度成长”的时期。随着生产的发展，高工资导致高消费，高消费导致高生产，高生产导致高积累，高积累导致高速度，如此循环往复，使国民经济螺旋式上升。在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职工实际收入都大幅度增长的同时，积累率（积累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也大幅度提高，1955年到1975年平均为35%，其中1955年至1960年平均为29.8%，1970年上升到40%，经过石油危机，到1978年还达到32%，大大高于美国（18.2%）、法国（25.4%）、联邦德国（25%）同期的积累水平。设备投资占国民收入的比例，1960年是12%，1970年上升到33%。日本的经验表明，高工资、高消费、高积累、高速度是相互促进的，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是可以同时实现的。
过去我们通常强调消费与积累之间的对立，而忽视它们之间的统一。认为要增加国家的积累，就要限制群众消费，担心职工收入增加，生活资料的供应跟不上，造成市场紧张，引起通货膨胀。这种想法，表面上似乎有一点道理，但是从根本上说来是错误的。诚然，生产是决定消费的，我们应该强调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人民生活，但是，把人民消费看成是消极的东西，把消费的增加看成势必妨碍积累的增加，认为要增加积累就得长期压低人民消费，20多年的经验证明，这种看法和做法是很不对的。在安排积累与消费的比例时，在保证扩大再生产的前提下，要考虑不断增加人民收入，提高消费水平，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这样做，当年的积累也许会少一点，但由于人民积极性的提高，消费对生产的促进，最终积累决不会是少了，而一定会越来越多。
资产阶级为了增加利润，他们还懂得生产与消费互相促进的关系。我们搞革命，搞四个现代化，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生产，满足人民的需要，更应当自觉地运用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反过来也对生产起促进作用的原理，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随着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应逐年有所改善。这一条，应当是我们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一个根本出发点。否则，怎么能使广大群众从物质利益上关心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呢？
3.计划经济与市场。日本的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经常受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危机的困扰，日本政府作为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力图通过对国民经济的“计划指导”，来缓和企业生产有计划同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求得经济的发展。他们从1955年至1976年，先后提出过八次计划立法，其中除两次计划因石油危机没有完成外，其余的各次计划都提前实现了。日本政府的“计划指导”，充分利用经济手段，运用价值规律调节市场，虽然不能解决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但还是收到了效果。
我们受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价值规律对国民经济不起调节作用的理论的影响，把计划经济按比例发展规律同价值规律截然对立起来，把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截然对立起来，生怕一沾市场经济的边，就会使社会主义公有制变质，总是想方设法划清二者的界限。其实，在社会主义现阶段，既然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价值规律就起作用，不仅在流通领域起调节作用，而且在生产领域也起调节作用。我们同斯大林的做法不同，一部分生产资料是商品，大部分不是。我们认为今后全部生产资料都应当作为商品来生产和交换。这样做，对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可能更为有利；对解决产销脱节，解决生产资料调拨中经常出现的一方面大量积压，一方面严重不足的问题，可能是一条出路。依据价值规律来制定计划、指导经济活动，对加强我们的经济核算制，克服浪费，提高经济效果，是很有好处的。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没有资本家参加，并且在国家管理之下，没有什么可怕的。
4.公有制与竞争。日本资本主义财团、公司之间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同时也有不同形式的协调。这种协调虽然没有消灭竞争，但是对于经济的发展确实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资本主义竞争，一方面，在竞争中出现大鱼吃小鱼、中小企业倒闭的现象，日本每年都有一万多个中小企业倒闭，占全部中小企业的3%以上；另一方面，竞争也使企业不断革新技术，提高质量，降低成本，改善服务，是它们发展的强大动力。
考虑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我们的公有制经济是不是也可以允许竞争，以避免一潭死水、缺少活力。当然，我们的竞争同资本主义的竞争，是有本质区别的。他们在竞争中，尔虞我诈，你死我活，力图打倒对方；我们在竞争中，双方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可以互相促进，共同发展。我们通过竞争，使先进更先进，后进赶先进，同时淘汰极少数长期吃社会主义、拖四个现代化后腿的企业，这有什么不好呢？
在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展开竞争，看谁生产上得快，产品质量高，生产成本低，利润增加多，看谁对现代化贡献大，使办得好的企业职工得到较高的物质利益，办得差的，少得一些，这不是完全应该的吗？至于个别被淘汰企业的职工，也不会失业，国家会把他们安排到社会需要的岗位上去，这是同资本主义根本不同的。
要很好地实行竞争，就必须解决企业有无主动权，主动权是大是小，企业和职工的物质利益是多还是少的问题。要竞争，就必须赋予企业较大的权限，不能什么事都管得死死的。否则，要竞争也竞争不起来。反过来说，我们要扩大企业权限，同时就要考虑如何正确对待企业之间的竞争问题。
日本只用20年左右的时间就实现了国民经济的现代化，成为世界一流的经济大国，他们有许多重要的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但是，想来想去，如果我们在管理体制上不作重大的改革，是很难汲取他们的经验的。中央已经决定，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要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将采取一系列的重大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着手进行认真的改革。但是，究竟从哪里改起呢？
看来，应当首先彻底改革我国全民所有制工业的组织管理形式，即把从苏联搬来的那一套行政的组织管理形式，改变为经济的组织管理形式。这种经济的组织管理形式，应当是供产销统一的、人财物统一的、权力比较大的、领导关系单一的各种公司。各公司的经营活动要对国家负责，各公司的领导人要对使用国家的生产资料和资金负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
只有建立这样的组织形式，才能吸收资本主义多年积累起来的、高效率的、协调的组织经济活动的那些对我们有益的经验。只有建立这样的组织形式，才能真正用经济的方法，把我国几十万个工业企业的经济活动高度地组织起来，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军。
实行这种组织管理形式的改革，就会使计划体制、财政体制、物资体制等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国家经济行政机构的精简，有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路子，否则就会各说各的，互相扯皮，互踢皮球，或者你等我，我等你，坐而论道，不见行动，贻误时机。
过去，有人把组织这类公司，看作是搞资本主义。毛主席早就明确说过，要学资本家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的长处。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采用这种组织管理形式，实现了现代化；后起的日本也采用这种组织管理形式，大大加快了现代化的进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也在采取类似的组织管理形式，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我们为什么不能毅然决然地采取这种组织管理形式呢？
日本政府对经济的指导和管理，一方面实行经济立法，另一方面又通过国家银行和政府掌握的资本，运用投资、利率、税率、价格等各种经济手段，来干预和调节国民经济的许多具体做法，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也正是我们所缺乏的。
我们有全国统一的国民经济计划，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可以直接落实到各个企业中去，如果能有相应的经济立法，使各个经济环节的活动和它们之间的衔接都有章可循，有条不紊，再加上充分发挥各种经济组织和经济手段的作用，把各方面的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就一定能够大大加快，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更能够充分地显示出来。
我们在日本了解到，日本的资本家向银行借款时，都是精打细算，充分考虑投资效果和还本付息问题。同时，银行对借款人所经营的企业的状况、新投资的用项、偿还能力，也进行详细的调查。因此，投资的使用是相当经济合理的。
我们的建设资金基本上都掌握在国家手里，本来可以比日本更合理地分配和使用，但是由于我们的建设拨款是无偿的，既不收利息，更不考虑偿还问题，于是一些部门和企业竞相争投资、争设备，而在资金使用上则很少考虑经济效果，造成巨大的浪费。这种情况如不彻底改变，尤其不能适应我们在建设中大量利用外资的新形势。如果我们在分配和使用国家投资时，也规定付息和偿还的期限，并规定使用资金的负责人应承担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同时赋予他们相应的权限，那么，就能更好地调动他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就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的资金利用效果，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结合我们的考察，对我国企业管理、质量管理当前要抓的几件工作，提出以下建议：
（1）认真抓好试点。拟先在京津沪三市选少数基础较好的工厂，进行改革企业管理的试点。试点厂拟分别与日本对口厂挂钩，定期互访，交流管理技术和经验。1979年要总结试点经验。
（2）下决心训练厂长，培训骨干。今年开始轮训，办训练班，以提高企业经理、厂长的管理能力。企业还要有计划地培训工人。编印日本和其他国家有关企业管理、质量管理的教材与手册，作为对干部、工人进行培训的参考资料。
（3）改进“质量月”活动，颁发质量奖。参考日本的经验，把“质量月”的活动建立在加强日常质量管理工作的基础上，使“质量月”成为全年质量管理活动的高潮，进行总检查、总检阅。拟从今年起，设立国家质量奖，表彰在改进质量上有优异成绩的单位、个人和优秀著作，并在报上公布。
（4）打开眼界，加强企业管理经验国际交流。此次访日期间，已与日方达成关于中日企业管理、质量管理经验交流的协议。日中双方互派以厂长为主的考察团，并互相派人参加对方“质量月”活动。为了更好地吸取各国企业管理方面的有益经验，对不同类型管理方法进行比较、鉴别，拟以国家经委为主，以这次考察团为基础，继续组织考察团到美国、西欧、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进行企业管理考察，吸收各家长处，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加以研究，以便逐步形成一套适合我国情况的科学管理方法。
（5）建立企业管理协会。拟在国家经委领导下，由有关工业部门、厂矿企业、研究单位、高等院校组织企业管理协会。研究国内外企业管理制度、方法和经验；协助有关部门交流、推广企业管理经验；组织有学者、教授参加的专家团，举办各种管理讲座，帮助企业运用科学方法改进管理和质量，培训企业的管理干部；出席有关的国际会议，进行国际交流；收集有关情报资料，出版有关杂志、书籍等。
通过以上工作，我们想在1980年，使我国企业管理、质量管理有一个较大的提高，逐步走上现代化的轨道。
最后，由于我们在日本考察的时间较短，接触的方面有限，对一些问题看得不够透，钻研不够深，同时，日本是一个“贸易加工型”（以进养出）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的经验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再加上我们的水平有限，因此我们用的资料和提出的看法难免有不确切、不妥当的地方。
附件：
一、日本企业的组织、计划、专业化协作
二、日本的质量管理
三、日本企业的职工培训工作
四、日本企业刺激职工积极性的制度、办法和职工生活水平
五、日本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六、赴日考察的简要过程、感受和今后工作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