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这一切都将成为泡影，他不甘心，他要抗争。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发来上述通知的同一天，他在写给众议院少数党领袖约瑟夫·马丁的复信中，无视禁止发表任何有关外交政策言论的指令，不负责任并不加任何保密措施地阐述了他对使用国民党军队及扩大战争并取得全胜的看法：“关于赤色中国在朝鲜同我们开战后的形势，我已极为详细地向华盛顿提出了我的看法和建议。总的说来，这些观点是人们熟知并清楚理解的，它们遵循了我们一贯恪守的以最大限度的武力对付武力这一常规。您关于使用台湾中国军队的观点，既不违反逻辑，也不与这一传统相悖。奇怪的是，有些人对下列事实似乎难以理解：共产党阴谋家已经选择了亚洲作为他们想尽办法征服世界的场所，而且我们已就这种赌注同他们在战场上进行了较量。我们已在这里拿起武器为欧洲而战，而那里的外交家们却仍在进行舌战。如果我们在亚洲败给共产主义，则欧洲的陷落就不可避免，而打赢这场战争，则欧洲就很可能避免战争而保住自由。正如您所指出的，我们必须赢得胜利。胜利是任何东西也取代不了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胜利，而杜鲁门现在却不同意这样做，这标志着美国参战在军事上未达目的，一个参加了战争而又不能坚持到胜利的大国怎么可能蒙受这种结果呢？”
麦克阿瑟不能接受这种维持僵局的解决办法，决意要向政府的有限战争政策公开挑战，要打破实现停火的任何企图，而不惜拆杜鲁门的台，与他最后摊牌。3月21日，他在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回电中紧急要求：“对在朝鲜的联合国军不要再增加进一步的军事限制。”
24日，他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发表了如下违反政策的公开声明：“较之我们在战术上的成功更具重大意义的是：事实已清楚地表明，赤色中国这个新敌人，缺乏工业生产能力，无法充分供应进行现代战争所必需的许多重要物资。它缺乏制造工业和用以生产、维持和使用哪怕是中等规模的海空军所需要的原材料。它也无法提供保证地面作战所必需的武器，如坦克、重型火炮以及应用于军事方面的其他精密科学装备。起初，敌人在数量上的巨大优势或许可以弥补这一不足，但随着现代大规模毁灭手段的发展，单凭数量优势已不足以弥补这些缺陷所固有的脆弱性。
自从赤色中国不宣而战地加入朝鲜战争以来，这些军事上的弱点即已清楚而明确地暴露出来了。甚至在联合国军的行动受到种种禁令的限制，而中国由此获得军事上好处的情况下，赤色中国也未显示出它完全有能力用武力征服朝鲜。因此，敌人此刻一定痛苦地认识到，如果联合国决定改变宽容的做法，不再将战争局限于朝鲜地区，而是把我们的军事行动扩大到中国沿海地区和内陆基地，则赤色中国注定有立即陷于军事崩溃的危险。这些基本事实确定之后，就朝鲜问题做出决定就不应再有什么不可克服的困难了。
已遭受如此残酷蹂躏的朝鲜国家和人民绝不能再被抛弃了。这是至关重要的问题。除了军事方面的问题要通过战争来解决外，基本方面仍是政治性的，必须在外交领域寻求答案。然而，在我作为军事指挥官的权限范围内，不用说，我准备随时与敌军总司令在战场上举行会谈，以便在不进一步流血的情况下，真诚地努力寻求实现联合国在朝鲜的政治目标的任何手段，这种政治目标是任何国家都无理由置之身外的。”
上述声明犹如一枚炸弹在华盛顿乃至全世界引起了巨大震动。华盛顿把麦克阿瑟的声明看做是不可原谅和无法挽回的行动。不消说，它公然违反了12月6日发布的未经事先批准不得发表任何有关外交政策声明的训令，是明显的抗上行为，是对总统和宪法权威的挑战，是对文官领导军人这一传统制度的挑战。但更不能令人容忍的是，该声明使用一种目空一切的嘲弄的口吻，极力贬低中国军队的战斗能力和工业潜力，大肆叫嚣要扩大战争，这无异于有意激怒中国人，故意破坏任何政治解决的途径。另外，它还暗示着美国政策上的变化，使人很容易把它看成是对中国人的最后通牒，好像美国要对中国本土进行攻击，并按新的中国方面根本无法接受的条件进行谈判。因此，声明发出后，华盛顿即收到许多国家的照会，异口同声地询问：“麦克阿瑟声明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是不是意味着美国改变了政策？”
华盛顿方面特别是杜鲁门本人因此而受到的冲击以及所处的尴尬与被动局面可想而知。明摆着，和平攻势还未开始就被自己人给挫败了，气得杜鲁门直感到“别无选择，再也不能容忍他的抗上行为了”。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非常不幸，我们做了很细心的准备，但一切都白费了。为了得到其他各国的同意而花费的时间和国务院、国防部首脑们长期付出的努力，都因麦克阿瑟将军3月24日的声明而付诸东流了。”
为了避免引起混乱，杜鲁门被迫取消了准备发表的呼吁和平的声明，并于第二天上午召集国务卿艾奇逊、副国务卿腊斯克和副国防部长洛维特开会讨论此事。据艾奇逊回忆说，“我从未见过洛维特发那样大的火”，他坚持说必须撤麦克阿瑟的职，而且要马上撤。在看过麦克阿瑟的声明后，艾奇逊也像洛维特一样怒不可遏，认为麦克阿瑟的举动是“对参谋长们的蔑视，践踏了发给他的通知精神，是对总司令最严重的违抗行为”。
在那天的会上，杜鲁门强压怒火，故作镇静。自威克岛会晤后，他曾指望麦克阿瑟能尊重总统的职权，但现在他不得不认为：“我除了解除这位国家最高战场指挥官的职务外，没有别的选择。”
杜鲁门也十分清楚，麦克阿瑟不是一般的军事将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已成为美国的象征，在国内拥有巨大的支持力量，要解除他的职务势必会使声望早已江河日下的政府更加不得人心。况且，现在正是战局进展有利的时候，要把胜将换掉，必须有充分的理由使国民们相信现行政策是正确的，而麦克阿瑟的主张是危险的。因此，要走出这最后一步必须慎之又慎，必须找出一个足以这样做的机会。出于上述考虑，杜鲁门那天并没有提出撤职的问题，只是口述了一份克制性的电文，要参谋长联席会议发给麦克阿瑟，令其不得再发表与美国政策相违背的声明：
总统指示，提请你注意他1950年12月6日发出的命令。根据1951年3月20日发给你的通知，你如欲发表任何声明，必须按12月6日命令中的规定行事。总统还指示，如果共产党军事领导人要求在战场上停火，你应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参谋长联席会议，以便得到指示。
麦克阿瑟没有想到，他的声明竟会引来那么大的指责，对此，他辩解说：“我所说的乃是完全支持任何可能做到的争取和平的努力。不论作怎样的解释，它也不过是代表一个战地司令官的局部性意见而已。他小心翼翼地限制自己的职权，声称问题的基本方面仍是政治性的，必须在外交领域寻求答案。在仁川登陆胜利和攻陷平壤之后，我曾两次呼吁敌方司令官投降和停止继续流血。每一次，任何方面都未提出过哪怕是最轻微的抗议——事实上，恰恰相反。……有人指责我过于强调赤色中国的弱点，但我的陈述不仅符合事实，而且打算让敌方认识到为什么他们应该停止战争的基本原因。事实上，不出四个月，俄国主动提出的安排一次停战谈判的建议不就马上被迫不及待地接受了吗？”
要不是马丁议员引发了麦克阿瑟所设置的另一枚炸弹，这次风波或许会像往次一样渐渐平息下去，使麦克阿瑟再逃被解职的命运。但事有凑巧，好像命里注定非要使事态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4月5日，马丁为攻击政府的现行政策，在未经麦克阿瑟许可的情况下，在众议院关于延长服役期的辩论会上，公布了麦克阿瑟3月20日写给他的复信，声称他“有责任告诉美国人民我从这位伟大而可靠的人士那里得到的情况”。那封鼓吹扩大战争并取得全胜的信一经公布，再次冲击了美国的现行政策，震动了全世界。李奇微写道，麦克阿瑟这一系列行为所导致的后果是“拆了总统的台，激怒了盟友，并且把中国人置于这样一种境地，即如果他们接受谈判条件，便会丢尽面子”。
杜鲁门对这封实际上是冲着他来的信恼火到了极点。他后来写道：“如果把马丁议员对台湾问题的意见称赞为合乎逻辑和传统的话，那么反过来说，我的政策就是没有逻辑的、不符合传统的了。……我不明白，将军是根据什么情报来源知道共产党选择了亚洲作为征服世界的场所和选择他的军队作为对手的。……麦克阿瑟贬低我们在外交上的努力，宣称胜利不是别的东西可以替代的，从正面进行挑战。然而，正如战争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一样，胜利也有正确的和不正确的。正如布莱德雷将军所说的那样，如果把战争扩大到亚洲本土，就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进行的一场错误的战争’。麦克阿瑟所设想的胜利，是指轰炸中国的城市，把战争扩大到中国的胜利，但这绝不能被认为是正确的胜利。……拿破仑在回顾远征莫斯科时就曾说过：‘我们每次作战都击败了他们，但却什么也没有得到。’到了该划清界限的时候了。麦克阿瑟的信件表明，将军不仅不同意政府的政策，而且对政府的政策进行挑战，公然对他的总司令举起了叛旗。”
麦克阿瑟则认为，他的这次信件只是一封非常平常的信件。作为“联合国军”总司令，他有义务坦率地，回答每一个国会议员关于朝鲜问题的询问。再则，信件不过是一次客气的回信，用一般性的言词来表达渴望胜利的爱国之心而已。他否认有扩大战争的意图，认为那“简直是本末倒置——我恰恰是要想结束战争，而不是要扩大战争。我并没有发动这次战争，倒是有好几次说过：谁要是赞成派遣美国地面部队到中国国土上去作战，谁就得检查检查自己的头脑”。看来，他所谓的扩大战争，指的是把美国地面部队派到中国去作战，而轰炸中国、让国民党反攻大陆等，不算扩大战争。但在美国政府看来，轰炸中国等举动必然引起与之有同盟关系的苏联的介入，从而演变成全球范围的对抗，这不是扩大战争是什么？
4月6日，杜鲁门召马歇尔、艾奇逊、哈里曼和布莱德雷去白宫。他们用了约一个小时讨论麦克阿瑟的问题。艾奇逊和布莱德雷都表示应免去麦克阿瑟的职务，但又强调应谨慎行事。艾奇逊对杜鲁门说：“最重要的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全体成员要取得一致意见……如果总统免去他的职务，你的政府就要经历一场恶战。”
布莱德雷建议暂缓行事，以便他有时间同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进行磋商，特别是要听取当时不在华盛顿的陆军参谋长柯林斯的意见。马歇尔则认为不可仓促行事，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取得一致意见前不应做出任何决定，并提出是否可把麦克阿瑟召回来交换一下意见。与会者几乎异口同声地反对这个建议。可以想像，把全身披挂、趾高气扬的麦克阿瑟召回国，让他去国会发表他的好战演说，煽动起一片狂热情绪，那无疑是一场灾难。
杜鲁门在整个讨论中始终不动声色，他只是巧妙地提出问题而不轻易泄露天机。最后，他让马歇尔去查阅一下过去两年中五角大楼同东京之间的往来文电，以寻找麦克阿瑟的过失记录。
第二天上午，上述人员再次会聚白宫。马歇尔报告说，他查阅了所有来往的文电，得出的结论是：“麦克阿瑟两年前就该被撤职了。”
但为慎重起见，杜鲁门仍未做最后决定。他对布莱德雷说：“9日（星期一）想再听听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最后意见。”
8日下午，布莱德雷主持参谋长联席会议开会，全体一致同意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
9日上午，杜鲁门在他的椭圆形办公室听取了马歇尔和布莱德雷的汇报后，第一次明确表态：“在麦克阿瑟于3月24日发表声明时，我就已决定免去他的职务。”
他们还决定由李奇微接替麦克阿瑟的职务，由当时正在朝鲜视察的陆军部长富兰克·佩斯于华盛顿时间11日晚8时（东京时间12日上午）向麦克阿瑟传达上述决定。马歇尔和布莱德雷马上着手办理此事，与佩斯进行联系。但由于釜山通讯系统出了故障，佩斯没有及时收到华盛顿的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