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是先秦时期思想总结的一部巨著。该书又称《吕览》，由秦相吕不韦召集门下宾客儒士集体编写而成。全书二十六卷，分纪、览、论三大部分，共一百六十篇。吕不韦编纂此书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统一大业并为即将出现的新兴王朝提供一套完整的策略和理论。它在秦朝未被采用，但对汉初政治却有很大影响。在治国问题论述中，蕴涵着丰富的管理心理思想。本章就领导心理方面作初步的整理。
一、领导者的个体心理与管理
领导者个体心理过程的发展与培养，关系到领导活动的成败。与领导活动效果直接联系的个体心理过程规律是领导心理研究的重要内容。对领导者个体心理过程规律揭示得越清楚，管理工作就会越有成效。《吕氏春秋》总结了治国者成败经验，得出了不少规律性的认识。
（一）领导者的社会知觉
在社会中，对社会对象的知觉简称为社会知觉。社会对象包括社会中的个人、群体与组织。社会知觉中人际知觉是主要内容。影响形成正确的社会知觉的因素包括：知觉者、被知觉者和情境。领导者能否做出正确的社会知觉关系到管理工作的成败。
《吕氏春秋》指出了领导者正确知觉的重要性。认为不正确的知觉危害极大，有亡国的危险。亡国之君大都存在错误的社会知觉。《去宥》写道：
夫人有所宥者，固以昼为昏，以白为黑，以尧为桀。宥之为败亦大矣。亡国之主，其皆甚有所宥邪？故凡人必别宥然后知，别宥则能全其天矣。
《吕氏春秋》还对造成错误知觉的影响因素作了揭示。与现代心理学研究颇为一致。可归纳为如下几点：
1.知觉对象彼此相似，就容易被混淆
因此，作为领导就要特别注意比较相似之物，不为之迷惑。《疑似》写道：
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玉人之所患，患石之似玉者。相剑者之所患，患剑之似吴干者。贤主之所患，患人之博闻辩言而似通者。亡国之主似智，亡国之臣似忠。相似之物，此愚者之所大惑，而圣人之所加虑也。
2.在习以为常的对象上，知觉者容易疏忽大意
作为领导，对即使已知的对象，也不可掉以轻心，要再三验察，这样才能保证无所过失。《谨听》写道：
人主之性，莫过乎所疑，而过于其所不疑；不过乎所不知，而过于其所以知。故虽不疑，虽已知，必察之以法，揆之以量，验之以数。若此，则是非无所失，而举措无所过矣。
3.知觉会受到知觉主体情感的影响
《去尤》写道：“所以尤者多故，其要必因人所喜与因人所恶。东面望者不见西墙，南向视者不睹北方，意有所在也。”《去尤》还讲述了一个生动的故事：有人丢失一把斧子，主观地认为斧子是邻人之子偷的，于是看其走路、观其脸色、听其说话都像偷斧子的人。后来他翻挖谷堆找到了斧子，再看邻人之子时，其动作态度再也不像偷斧人了。作者讲述这个故事的用意在于劝告人们认识客观事物时，要排除主观好恶的干扰。作为领导，对下属取得正确知觉，需要排除个人主观偏见。
4.知觉主体的需要、愿望也会影响社会知觉
《去宥》有一个生动的故事说明了这一心理活动的规律。齐国有个财迷，白天在黄金市场上，见到黄金就上前夺取，被官吏捉住，问他：在众目睽睽之下，你怎敢抢人黄金？他说：“殊不见人，徒见金耳。”领导者在知觉过程中，排除私欲的干扰十分重要。
（二）领导者的思维
思维是人脑对客观事物间接、概括的反映。掌握思维活动的规律，不仅有助于领导者正确地认识世界，而且能帮助领导者改造世界，完成实践任务。《吕氏春秋》一书中涉及领导思维规律的思想十分丰富。
感知是思维的基础，但不能停留于感知，要得出正确认识还需通过进一步思维加工。《吕氏春秋》提出“流言必察”的主张。“察”在这里不是知觉、观察的意思，而是指对知觉材料作进一步辨析，与现代心理学上的思维相一致。书中写道：
听言不可不察，不察则善不善不分。
夫得言，不可以不察，数传而白为黑，黑为白。故狗似，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与狗则远矣。此愚者之所以大过也……闻而不审，不若无闻矣。
怎样审察传言呢？《察传》提出“凡闻言必熟论，其于人必验之以理”的主张，并举例作了说明：鲁哀公曾听信传言，以为舜时乐正夔只有一只脚，孔子解释说，舜称赞夔的音乐造诣，认为管理音乐，只用夔一人就足够了，“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宋国丁某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这一奇闻后被宋君听到，宋君使人察问才弄清楚，原来丁氏打井，“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于井中也”。
1932年，英国心理学家巴特莱脱（F。C。Bartlett）做了一个实验。实验中，他拿一幅画（动物图形）给第一个人看后，要他画出，然后将这个人画出的画给第二个人看，这样下去，直到第十八个人，最后画出的图形与原来相比，变得面目全非了。这一实验和其他关于记忆的研究揭示了记忆痕迹的变化带来了流言等言语再现的不确切性。《吕氏春秋》虽然没有指出“流言必察”的心理学原理，但注意到言语信息在传递过程中会发生变化这一客观情况。并且，以此为依据提醒领导者应对流言作辨别、分析，其管理心理学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吕氏春秋》指出，作为领导，不同于一般人的一个特征就是能够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把握事物背后的原因，不为表面现象所迷惑。《审己》写道：“凡物之然也，必有故。而不知其故，虽当与不知同，其卒必困。先王名士达师之所以过俗者，以其知也。水出于山而走于海，水非恶山而欲海也，高下使之然也。稼生于野而藏于仓，稼非有欲也，人皆以之也。”作为领导还要预测未来，不仅要知已然，而且要知将然。《知化》写道：“凡智之贵也，贵知化也。人主之惑者则不然。化未至则不知，化已至，虽知之与勿知一贯也。”
领导者如何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吕氏春秋》有如下主张：
1.由表面的分析比较，去把握事物的本来面目，做出正确判断
《观表》写道：“圣人之所以过人以先知，先知必审征表，无征表而欲先知，尧、舜与众人同等。”这里“审”字含有积极思考、审察明白的意思。面部、身段、言语、表情、动作，常反映人的内心活动。对此作仔细辨察，能够把握内心的真实情况。《精谕》记述了齐桓公与管仲谋伐卫，卫姬察而知之；桓公因卫姬之请而止伐卫，管仲察而知之。二人之察皆非凭空猜想，“管子乃以容貌音声，夫人乃以行步气志”。领导者捕捉各种信息，掌握对方的情况，在现代管理中更显重要。
2.不为假象所迷惑
社会生活中，某些事物表现出来的情况往往与本质属性相反。《吕氏春秋》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似顺》写道：“事多似倒而顺，多似顺而倒。有知顺之为倒，倒之为顺者，则可与言化矣。”作为领导，要做出正确的判断，需要去除假象。《似顺》举了一个事例说明这个道理。荆庄王欲伐陈，探知陈国“城郭高，沟洫深，蓄积多”，看起来对进攻很不利。楚臣宁国却从陈国貌似强固的外表下，看出其本质的虚弱，说：“夫陈，小国也，而蓄积多，赋敛重也，则民怨上矣；城郭高，沟洫深，则民力罢矣。兴兵伐之，陈可取也。”后来事实证明，宁国的分析是对的。
3.通过已有事物可推知不能直接观察的事物、现象，间接地认识事物的规律性
《察今》写道：“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益所见，知所不见。故审堂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阴阳之变；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鱼鳖之藏也；尝一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
4.仔细辨察事物细微征兆，把握事物变化发展的趋势
《吕氏春秋》中专辟“察微”篇，其中写道：“使治乱存亡若高山之与深谷，若白垩之与黑漆，则无所用智，虽愚犹可矣。且治乱存亡则不然，如可知、如可不知，如可见、如可不见、故智士贤者相与积心愁虑以求之，犹尚有管叔、蔡叔之事与东夷八国不听之谋。故治乱存亡，其始若秋毫。察其秋毫，则大物不过矣。”作为领导，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事物的细微变化，增强对事变的预见能力。
二、领导者的品质特征
西方传统品质理论认为，领导者的品质是生而具有的。领导者是那些天生具备领导品质的人。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从出生之日起就已注定了他是治人还是治于人的命运。中国古代关于如何做贤明君主有较多论述，这暗含着领导品质可以通过后天培养而形成的思想。
《吕氏春秋》对成败的君王作了比较分析，对领导品质提出多方面的要求。直接影响管理成效的品质主要有：
（一）公心
领导者应不谋私利，秉公执法，这样会赢得下属的拥戴，实施有效管理。《去私》记载了两个事例说明这个道理。一是祁黄羊“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二是腹黄享执法杀子，“忍所私以行大义”。《吕氏春秋》还写有《贵公》篇，倡导领导者要为民谋利益，并认为这是取得有效治理的先决条件。该篇写道：“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较“智”而言，作者认为“公”这一品质更为重要。“人之少也愚，其长也智。故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
（二）重民
实施有效管理，离不开对下属意愿的了解和尊重。《吕氏春秋》提出领导要根据民心而行事的主张。“尧授之禅位，因人之心也，汤武以千乘制夏商，因民之欲也。”《顺民》篇则更为明确地把顺应民心作为领导的一项基本要求。该篇把顺应民心与成就功名联系在一起，认为前者是后者的前提条件：“先王先顺民心，故功名成……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认为领导在采取措施之前，就应审查民心民意：“故凡举事必先审民心，然后可举。”
（三）贵信
“信”为我国古代思想家所重视。《孙子兵法》把它作为领导者必须具备的一项品质。孙子曰：“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吕氏春秋》写有《贵信》篇，明确把“信”作为领导者的基本要求。并且指出，“不信”会给管理带来危害：“君臣不信，则百姓诽谤，社稷不宁。处官不信，则少不畏长，贵贱相轻。赏罚不信，则民易犯法，不可使令。”
（四）不矜
自夸自大，历来为人们所反对。《吕氏春秋》反对领导者过高依仗自己的能力，包揽众事，并认为这样会带来上下混乱。《审分》写到：“不知乘物，而自怙恃，夺其智能，多其教诏，而好自以；若此则百官恫扰，少长相越，万邪并起，权威分移，不可以卒，不可以教，此亡国之风也。”领导者主要职责是用人和督察，应做到“问而不诏，知而不为，和而不矜，成而不处”。
三、领导者的权变思想
20世纪70年代初，西方管理学界出现了权变管理思潮。它认为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普遍适用的“万能的”管理方式，管理应根据企业所处的内外条件随机应变，采用不同的管理方式，这样才能取得最佳效果。
用这一理论来看有效领导者，可以认为，有效的领导不决定于领导者不变的品质与行为，而决定于领导者、被领导者和环境条件三者的配合关系。用公式表示，即为：
领导有效性=f（领导者·被领导者·环境）
上述公式表示，领导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领导者的有效行为应随着被领导者的特点和环境的变化而有所不同。
《吕氏春秋》中的权变思想十分丰富，书中专辟《贵因》篇，论述“因”的内涵和作用。陈奇猷在校释“贵因”时说：“贵因者，贵於因时因势而行事也。”《贵因》写道：
三代所宝莫如因，因则无敌。禹通三江五湖，决伊阙，沟回陆，注之东海，因水之力也。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国，而尧授之禅位，因人之心也。汤、武以千乘制夏、商，因民之欲也。如秦者立而至，有车也，适越者坐而至，有舟也；秦、越远途也，静立安坐而至者，因其械也。
夫审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时，因也。推历者，视月行而知晦朔，因也。禹之裸国，裸入衣出，因也。墨子见荆王，锦衣吹笙，因也。孔子道弥子瑕见夫人，因也。汤、武遭乱世，临苦民，扬其义，成其功，因也。故因则功，专则拙，因者无敌。
在上述两段中，所因具体的“时”、“势”主要有这样几种：自然之力。如“因水之力也”。民心、民意。如“因人之心”，“因民之欲”。人为之力。如“因其械也”而有舟车之利。自然运行规律。如“察列星而知四时”，“视月行而知晦朔”。风俗、礼节。如“禹之裸国，裸入衣出”，“衣锦吹笙”。
因时势而行事的思想还包含在《吕氏春秋》其他篇目中，如《执一》写道：“变化应来而皆有章，因性任物而莫不宜当。”又如《顺说》写道：“善说者若巧士，因人之力以自为力，因其来而与来，因其往而与往。”意思是说游说者要循循善诱，顺势而引导对方，把对方打动。在论军事时，《吕氏春秋》也主张因时势行事。提出用兵之道，要善于将敌方种种条件为我所用，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决胜》说：“凡兵，贵其因也。因也者，因敌之险以为己固，因敌之谋以为己事。能审因而加胜，则不可穷矣。”
《吕氏春秋》还直接提出领导“因而不为”的思想：
有道之主，因而不为，责而不诏，去想去意，静虚以待，不伐（代）之言，不夺之事，督名审实，官复自司。
古之王者，其所为少，其所因多。因者，君术也；为者，臣道也。为则扰矣，因则静矣。因冬为寒，因夏为暑，君奚事哉？
其基本含义是：为君之道在于任臣督下而不自扰。《吕氏春秋》不仅系统地论述了“因”的概念，而且明确提出“因者君术”、“为者臣道”的主张。可以说，这是自觉地应用权变思想于管理之中了。
四、领导者的用人心理
人是管理活动的最重要资源。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指出：“企业或事业惟一的真正资源是人，管理就是充分开发人力资源以做好工作。”《吕氏春秋》认为成就霸业关键在拥有人才：“绝江者托于船，致远者托于骥，霸王者托于贤。”并对领导者的用人心理，如人员的甄选、任用与激励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一）人员甄选
人员的甄选在古代称为“知人”。知人是领导用人的基础。《吕氏春秋》就知人的重要性、困难性和知人的方法都作了阐释。
《观世》提出，知贤才能用贤。不知贤与没有贤一样，都是国家不能治理好的原因：“天下虽有有道之士，国犹少。千里而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圣人，继踵也。士与圣人之所自来，若此其难也，而治必待之，治奚由至？虽幸而有，未必知也，不知则与无贤同。此治世之所以短，而乱世之所以长也。”知人很重要，但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任数》指出，“知非难”而“知人难”。人心难测的原因在于它隐藏得较深。“人之心隐匿难见，渊深难测”。人心虽难测，但仍可通过其行为了解内心活动。但在把握人心时，不能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深矣妙矣，不观其事而观其志，可谓能观人矣”。
《吕氏春秋》根据《庄子·列御寇》的观人“九征”，提出“八观六验”、“六戚四隐”知人法。这是对先秦时期知人法的总结，也最为全面。《论人》指出：“内则用六戚四隐，外则用八观六验，人之情伪贪鄙美恶，无所失矣”，“此圣王之所以知人也”。“六戚”是指“父母、兄弟、妻子”，在处理与亲人的关系上看其能否遵守伦理规范。“四隐”是指“交友、故旧、邑里、门郭”，在处理与熟人、同乡、同宗的关系上看其能否贵公去私。“八观”类似于观察法，“六验”带有实验法的性质。前者是选取特定的境遇对行为作观察，后者是通过一定的方法诱导出相应的情感，并观察一个人在这些情感支配下的所作所为。《论人》写道：
凡论人，通则观其所礼，贵则观其所进，富则观其所养，听则观其所行，止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喜之以验其守，乐之以验其僻，怒之以验其节，惧之以验其特，哀之以验其人，苦之以验其志。八观六验，此贤主之所以论人也。
“八观六验”法为现代经营管理者所推重。被日本人称为“经营之神”的松下幸之助对“六验”的方法非常赞赏，他说：“吕氏春秋·六验》中的名言，曾经帮助我物色了众多的人才。”
（二）人员任用
人员甄选是人力管理的基础，人员任用则是人力管理的关键。《吕氏春秋》在用人方面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一是主张用人所长，不求全责备。书中写道：
以理义斫削，神农、黄帝，犹有可非，微独舜、汤。飞兔要，古之骏马也，材犹有短。故以绳墨取木，则宫室不成矣。
以全举人固难，物之情也。人伤尧以不慈之名，舜以卑父之号，禹以贪位之意，汤、武以放弑之谋，五伯以侵夺之事。由此观之，物岂可全哉……尺之木必有节目；寸之玉必有瑕。先王知物之不可全也，故择物而贵取一也。
认为人难免有缺点，即使像圣王明君的尧舜汤武也是如此。因此，对人才不必求全责备，吹毛求疵。对于有明显过失的人，也要看到其可取之处：“虽桀、纣犹有可畏可取者。”二是主张用人还应当看到前后发展变化，通过教育转化，有过失的人也能成为有用之才。《尊师》指出经过学习和教育，子张、颜涿聚、段干木、高何、县子石、索卢参等“刑戮死辱之人”，也可“免于刑戮死辱”，甚至可以成为“天下名士显人”。三是指出，管理者要善于组合人才优点，发挥集体力量。“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夫取于众，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四是主张放手使用人才，用人不疑。用人而疑乃是管理者之大患，“人主之患，必在任人而不能用之，用之而与不知者议之”。五是主张用人者要提高自身素质，创造条件，吸引人才。“水泉深则鱼鳖归之，树木盛则飞鸟归之，庶草茂则禽兽归之，人主贤则豪杰归之。故圣王不务归之者，而务其所以归。”
（三）人员激励
激励，是指激发人的行为动机，调动其工作的积极性。如何充分地调动人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提高工作效率，这是领导者用人心理的最终目的，也是管理心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需要具有动力性作用，它使行为产生动力。需要的满足，可增强行为的积极性。《吕氏春秋》指出人如“无欲”就“不可得用”。积极性的高低和人的“欲多”、“欲少”有直接关系。《为欲》写道：
使民无欲，上虽贤犹不能用。夫无欲者，其视为天子也与为舆隶同，其视有天下也与无立锥之地同，其视为彭祖也与为殇子同。天子至贵也，天下至富也，彭祖至寿也，诚无欲则是三者不足以劝。舆隶至贱也，无立锥之地至贫也，殇子至夭也，诚无欲则是三者不足以禁。……故人之欲多者，其可得用亦多；人之欲少者，其得用亦少，无欲者不可得用也。
人的需要也不能无限制地予以满足，应因势利导，这样才能实施有效管理。该篇又写道：“人之欲虽多，而上无以令之。人虽得其欲，人犹不可用也。令人得欲之道，不可不审矣。”满足下属自身需要，是提高他们劳动积极性的有效手段。《审分》写道：“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迟也。”强迫很多人一起劳动，因为是集体劳动，就不会用全部的力量；实行土地私有，就能提高土地所有者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这里透露出作者对土地私有制的称赞。但就管理活动而言，通过满足自身需要达到调动积极性的目的，这不失为一项有效的激励措施。
合理赏罚也是一种激励手段。《吕氏春秋》认为欲荣利、恶辱害是民的本性，因此顺此民性而立赏罚之规，这样，民就没有不可以用的。书中写道：“用民有纪有纲。壹引其纪，万目皆起；壹引其纲，万目皆张。为民纪纲者何也？欲也，恶也。何欲何恶？欲荣利，恶辱害。辱害所以为罚，充也。荣利所以为赏，实也。赏罚皆有充实，则民无不用矣。”认为管理者赏罚合理，则被管理者会尽其力。“主之赏罚爵禄之所加者宜，则亲疏远近贤不肖皆尽其力而以为用矣。”实施赏罚，领导要讲究一个“信”字，否则，赏罚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赏罚不信，则民易犯法，不可使令”。领导者应仔细考察业绩以定赏罚，不能凭个人好恶行事。《当赏》写道：“凡赏非以爱之也，罚非以恶之也，用观归也。所归善，虽恶之，赏；所归不善，虽爱之，罚；此先王之所以治乱安危也。”领导者按法规行使赏罚，这样受赏者不需感恩戴德，抵罪者不会有怨恨，“赏罚，法也；君奚事哉？若是则受赏者无德，而抵诛者无怨矣。”《吕氏春秋》还较为全面地论述了赏、罚关系。它有如下论述：
威愈多，民愈不用。
威不可无有，而不足专恃。
爱利之心谕，威乃可行。
徒疾行威，身必咎矣。
与其不幸而过，宁过而赏淫人，毋过而刑君子。
上述引文可以概括为以下基本含意：领导不能没有威严：“威不可无有”。因此，处罚是必要的手段。专恃威势刑罚会产生不利影响：威“不足专恃”；严刑峻法越多，下属就越不容易管理：“威愈多，民愈不用”。领导要有爱有威，有赏有罚。领导晓谕下属爱利之心，处罚手段才会有效：“爱利之心谕，威乃可行”。赏与罚，在使用上应多赏少罚：“宁过而赏淫人，毋过而刑君子”。
五、结语
综上所述，《吕氏春秋》的领导心理思想十分丰富。作者不局限于一家一言，而是以道家思想为主，兼取儒、墨、名、法等各家思想，是对先秦管理心理思想的初步融合。就具体内容而言，作者并不单纯强调作为领导者的道德修养，而是对领导者的心理过程规律做了探索，尤其重视领导者如何提高知觉、思维能力。这在我国古代典籍中颇为少见。权变思想虽非《吕氏春秋》首创，但作者把“因”提到重要地位，首次对它作系统论述，自觉应用权变思想于管理之中。作者提出的“八观六验”、“六戚四隐”知人法，是在前人基础上的全面总结。其影响范围超出了我国古代，为现代经营管理者所重视。此外，作者在说明抽象道理时，善于以浅喻深，用生动具体的故事加以说明。一些故事至今为人们所引用。所有这些都说明《吕氏春秋》领导心理思想具有新颖、深刻、启人智慧的特点。同时，应该指出的是《吕氏春秋》的领导心理思想散见于各篇之中，是对管理实践经验的初步总结，还未上升到系统化、理论化的高度。但这并不妨碍在我们当前市场经济的管理实践中，从中得到启迪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