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帝国的速亡，给人们留下了众多的课题。汉初（从刘邦建汉到景帝时期），朝野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秦朝这场噩梦不断进行思索，从而在思想上又出现了一个相对活跃的时期。
汉初统治者从秦速亡的教训中找到汉家长治久安之策。作为汉初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陆贾是第一轮讨论中最有深度的思想家，贾谊是第二轮讨论中最有创见的思想家。本章将就陆贾、贾谊对汉帝国的政治设计，从管理谋略思想、领导心理和用人心理来阐述两人的管理心理思想。
一、陆贾的管理心理思想
陆贾（约公元前240～前170年），原籍楚（今江苏徐州人），西汉初期政治家和思想家。他早年辅助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常在各诸侯国充当说客，素有辩士之称。他曾两度使南越，因说动赵佗臣服于汉而升迁太中大夫。刘邦平定全国后，陆贾曾力劝其修文重礼，奉行将儒学辅之黄老之术用以治国安邦的思想。刘邦死后，惠帝即位，吕后当权。陆贾忧患及身，遂辞官退隐，置田产于好畴（今陕西乾县东北）以寿终。他曾劝丞相陈平与太尉周勃齐心合力，平定了诸吕之乱并迎立文帝，为挽救汉王朝的危机立下汗马功劳，他还受刘邦之命总结秦亡汉幸的经验教训，所著文章辑为《新语》，共分十二篇，成为后世研究其管理思想的重要来源。
（一）管理谋略思想
1.以今为本，古为今用
陆贾主张治国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变革思想。他强调任何一种管理措施必须符合当时的社会实践，不必迷信或拘泥于旧制。陆贾很注重历史，但他断然反对食古不化。在《术事》中他言道：“善言古者和之于今，能述远者考之于近。”研究历史不是为了装潢门面，而是从中引出借鉴，用之于今。最值得称道的是，陆贾认为对待历史不要以为越古越好，他主张重在研究近世之得失：“道近不必出于久远，取其致要而有成。”陆贾批判了重古轻今的观点，指出：“淡于所见，甘于所闻，惑于外貌，失于中情。”陆贾再三表彰三皇五帝的功德，但他并不认为他们是空前绝后和不可超越的。在《术事》篇中深刻论述了如下的道理：“良马非独骐骥，利剑非唯干将，忠诚非独吕望。”又说：“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合之者善，可以为法”，应遵循“治事者因其则，服药者因其良”的原则。
2.无为而治
无为而治是由道家提倡并产生广泛影响的管理原则。“无为”是道或天道的一项重要属性，并非无所作为。对管理者来说，“无为”是指适应自然，自觉服从客观规律的管理行为过程。陆贾是汉初提倡“无为而治”的第一人。他主张统治者顺应自然规律，不要烦恼百姓，对生产过程不横加干涉，使人民在安定的条件下从事正常的生产活动，这样国家的经济才会得以顺利地恢复和发展。
陆贾“无为”政治的思想，在《至德》篇中叙述为：
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闾里不讼于巷，老幼不愁于庭，近者无所议，远者无所听，邮无夜行之卒，乡无夜召之征，犬不夜吠，鸡不夜鸣，老甘味于堂，丁男耕耘于野，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亲；于是赏善罚恶而润色之，兴辟雍庠序而教诲之。
陆贾“无为”论具有明显的道家之气，但他描绘的社会关系与社会观念和道家相去甚远。大体上是儒家设计的妙境：尊尊亲亲，臣忠子孝，上下有序，老安少怀，遵从礼仪等。他的“无为”是另一种形式的有为，“故无为者乃有为也”。
陆贾“无为”政治的中心主要是统治者少事、少干预，与民休息。这种主张在大乱、大难之后，无疑具有针对性。现代管理中强调领导者善于授权，不要事事躬亲，管得太多“有为”如“无为”，学会放权，“无为”即“有为”。
（二）领导心理思想
现代心理学认为，提高领导影响力的主要途径是合理发挥权力性影响力与非权力性影响力的作用。善于将两种影响力综合运用的领导才会取得最佳的领导效果。陆贾的领导心理思想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述：
1.领导的品质特征
（1）修道行德，仁义治国
现代管理心理学认为，品格因素是一种非权力性的影响力，是反映领导者内在素质最重要的指标。优秀的品格因素会给领导者带来较大的影响力和树立良好的威信，使下属产生敬爱感。
陆贾认为统治者要建国兴邦、辟地服远，必须得到人民的拥护。应从道德上，以仁义为本，据道而治，据德而行；要注重个人的道德修养。培养其温敦尊厚的品德，并告诫统治者管理国家千万不可离德虐行。因为，“虐行则怨积，德布则功兴，百姓以德附，骨肉以仁亲，夫妇以义合，朋友以义信，君臣以义序，百官以义承”，故“守国者以义不倾，君以仁治，臣以义平，乡党以仁恂恂，朝廷以义便便”。
君主只有仁义治国，才会“民畏其威而从其化，怀其德而归其境，美其治而不敢违其政。民不罚而畏，不赏而劝，渐绩于道德，而被服于中和之所致也”。
由此可见君主行仁义，端其品行的重要。
（2）反对奢侈，崇尚俭朴
陆贾反对奢侈浪费，奉劝统治者要厉行节约，减轻百姓的负担；应以身作则，不使财尽于骄淫。他在《无为》篇中说道：
故君之御下也，民奢应之以俭，骄淫者统之以理……亦取之于身而已矣。
要求统治者与人民崇尚俭朴以共渡紧急难关。这也是统治者提高影响力的又一非权力性指标。
2.领导的应变特性
20世纪70年代，一种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条路径可适合于全部情势的主张应运而生，这就是权变理论。它强调环境变动，人也在变动，所以管理必须相对地变动。
陆贾指出：圣人不同于一般人的地方，最重要的就是能做到“统物通变”。所谓“统物”，就是悉察天文、地理、人事，做到“天人合策”；所谓“通变”，就是根据情况，应时举措，而不墨守成规，即“万端异路，千法异形，圣人因其势而调之”。
陆贾特别强调要从反面引出教训以通变。“尧、舜承蚩尤之失，而思钦明之道，君子见恶于外，则知变于内矣。桀、纣不暴，则汤、武不仁。”
他还论述了进取要顾难的道理，“夫进取者不可不顾难”，要特别注意“见一利而裘万机，取一福而致百祸”的教训。
总之，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和世道而采取不同的方法，无论古今或治乱，都可以成为圣人。
3.领导的权力性影响力——君为治之本
陆贾说：“世道衰失，非天之所为也，乃君国者有以取之也。”即社会的治安和天下的得失不在于天命，关键在于统治者采取何种管理措施。
在封建君主制的情况下，君主实行了什么策略，采取什么措施，对社会有极大的影响。君主是政权的核心。陆贾对君主的论述基本上沿袭了儒家以君为治之本的观点。他说道：“事以类相从，声以音相应，道唱而德和，仁立而义兴，王者行之于朝廷，匹夫行之于田，治末者调其本，端其影者正其形，养其根者则枝叶茂，志气调者即道冲。故术远者不可失之于近，治影者不可忘其容，上明而下清，君圣而臣忠。”
陆贾反复论证了要以上化下，下从上为准。在将上为善，下从为善，上为恶，下从为恶时说道：
故近河之地湿，而近山之木长者，以类相及也。高山出云，丘阜生气，四渎东流，百川无西行者，小象大而少从多也。夫王者之都，南面之君，乃百姓之所取法则者也，举措动作，不可以失法度。
他又说：“故上之化下，犹风之糜草也……”，移风易俗首先从上做起，“故君子之御下也，民奢应以之俭，骄淫者流之以理；未有上仁而下贼，让行而争路者也”。
正如我们常说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领导者实际上时刻起着榜样的作用，成为群众的精神支柱与行为的楷模。
陆贾在论述君主作用时，特别介绍了两点。第一，强调政策在治乱中的作用。在论述该问题时，他把《易传》与荀子的论述结合起来：“安危之要，吉凶之符，一出于身；存亡之道，一起于善行；尧、舜不易日月而兴，桀、纣不易星辰而亡，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第二，强调君主要慎重，乱言害于万里之外。“谬误出口，则乱及万里之外，何况刑无罪之狱，而诛无辜于市乎？”
权力越大，影响越广。由此可见贾谊对君王权力性影响力的强调。
（三）人力管理思想
现代企业管理的核心是人的管理。企业只有重视人，开发好企业的人力资源，才能不断地发展壮大。陆贾在《新语》中用大量的篇幅论述了君主用人及其后果的问题。他倾向于将是否贤德作为衡量人才的首要标准的观点，并据此提出他的选才、用人主张：
1.关于选拔人才
陆贾以木材为例来阐述他的观点。他说，名贵树木“生于深山之中，产于溪谷之傍”，若能“因江、河之道，而达于京师之下，因斧斤之功，得舒其文色”，必可成上等木材。但是它们若不幸“闭绝以关梁，及隘于山阪之阻”，处于“商贾所不至，工匠所不窥，知者所不见，见者所不知”的状态，则其身价还不如大路旁的枯杨。因此，“质美者以通为贵，才良者以显为能”。以此，他有力地说明人才需要发现、使用，才能发挥其作用，否则就会被埋没和浪费。
2.关于使用人才
陆贾以秦亡的教训为诫，主张不用滥施酷刑的人来任事，而力主选用尚道德，行仁义的贤人。他深明邪臣在朝之害，有贤者不得用，往往是邪臣在作梗，所以尚贤必先去邪。只有无才者不窃居要位，有贤才者才能得以重用。他说臣是君主的依杖，“不可以不固，”“不固则仆”。“任杖”要得其材，最好的材是圣贤。他认为依靠什么样的拐杖，得出的结果大不相同。“杖圣者帝，杖贤者王，杖仁者霸，杖义者强，杖谗者灭，杖贼者亡。”秦的失败，除政策之尚刑外，另一个原因就是用人不当。“以李斯、赵高为杖，故有顿仆跌伤之祸。”
对如何可以防奸，陆贾建议君王要尽力罗致各方有才之人，“求贤以自助，近贤以自辅”。同时还应该“博思而广听，进退顺法，动作合度，闻见欲众，而采择欲谨”。
现代管理中，一方面强调识人，进行人员甄选，这是人力管理的基础；另一方面更重视用人，因其是关键。用人不当，不仅达不到知人的目的，还会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只有知人又善用人，才能达到人尽其才的最佳境界。
陆贾根据当时历史发展的需要，将当时盛行的黄老之术与儒家交相融合，并采先秦各家之精华，以其独特的管理思想为当时统治者提供了巩固政权、治理天下的理论武器，为古今所瞩目。
二、贾谊的管理心理思想
贾谊（公元前200～前168年），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西汉著名的政论家。18岁时以才华学识闻名本郡，为郡守吴公所器重。汉文帝即位后，征吴公为廷尉，吴公向文帝推荐贾谊通“诸子百家之书”，贾谊被召为博士。他学识渊博，善于奏对，深受汉文帝赏识，一年之中即被破格提升为太中大夫。但此后为大臣周勃、灌婴等排挤，文帝对他逐渐疏远，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后又改任梁怀王太傅。所著政论有《陈政事疏》、《过秦论》等。明人辑有《贾长沙集》。另传有《新书》十卷，虽编次凌乱，但从思想内容上看，可信为贾谊作品。贾谊的著作现被整理为《贾谊集》出版。是研究其管理心理思想的重要源泉。
（一）人性思想
管理者的价值观中一个关键问题是对人性的认识，它是搞好管理的重要前提。美国心理学麦格雷戈认为：在每一个管理决策或每一项管理措施的背后，都必须有某些关于人性本质及人性行为的假设。
在人性论上，贾谊承袭了孔子“性相近，习相远”的观点，并引用孔子的“少年成天性。习惯如自然”的说法，认为“人性非甚相远也”。舜实际上“与我同性”，不过“舜黾俯而加志，我傲慢而弗省”，故一个为“贤圣”，一个则“无邻里之闻”。秦二世胡亥也非生来性恶，“岂胡亥之性恶哉？其所习道之者非理故也。”因此，通过教育及环境熏陶，加上个人的努力，明君圣王的产生是可能的，也正是在这一人性论基础上，贾谊提出了他的塑造明君圣王的方法。
依据人性相近的观点，贾谊认为，君王是可以按照某种标准进行塑造的。其途径有二，一是教育，二是熏陶。他说：“天下之命，县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夫开于道术，知义之指，则教之功也。若其服习积贯，则左右而已矣。”
（二）领导管理心理
为了正确而充分地发挥君王的职能，君王内则必须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和丰富的知识修养，外则展示出高妙的统治术，而这三者之间又是互相联系的。
1.领导的素质
（1）道德品质
在《新书·傅职》篇中，贾谊要求君王具备忠、信、义、礼、孝、仁、敬的道德修养；在《六述》篇中，他要求君王遵循仁、义、礼、智、信、乐六种道德规范。《修政语》上篇更是他较为集中地阐发君王道德品质和道德治国的篇章。在此，他为君王们树立了一系列的道德榜样：“以信与仁为天下先”的黄帝，高唱“政莫大于信，治莫大于仁”的帝喾，“仁行而义立，德博而化富”的尧，谨守“忠”“信”“仁”的舜，“治天下，以信为之”的禹，“敬士”“爱民”的汤，等等。在《修政语》下篇中，他又借粥子告诫成王之语，要求君王“知善”、“行信”、“敬士”、“爱民”。除以上所列，在个人生活上，贾谊要求君王要节俭，要学习翟王“茆茨不翦，采椽弗刮”的生活作风。
总的看来，贾谊为君王开列的这些道德品质主要属于儒家的伦理范畴，这与其偏向儒家以及儒家道德治国的政治思想是一致的。在君王高度集权、极易造成社会大面积灾难的古代社会，强调君王要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无疑有着特殊的意义。
（2）知识才能
君王应具备怎样的知识修养呢？在《傅职》篇中，贾谊指出：
或称《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以革劝其心。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或为之称《诗》，而广道显德，以驯明其志。教之《乐》，以疏其秽，而填其浮气。教之语，使明于上世，而知先王之务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慎焉。教之任术，使能纪万官之职任，而知治化之仪。教之训典，使知族类疏戚，而隐比驯焉。
接着，贾谊又以否定的形式指出：
天子不谕于先圣人之德，不知君国畜民之道，不见礼义之正，不察应事之理，不博古之典传，不娴于威仪之数，《诗》《书》《礼》《乐》无经，天子学业之不法：凡此其属，太师之任也。
综合起来看，君王首先要知识广博。先圣的道德品质，任术、治国之道、应事之理，故志、训典等都应是君王所学的东西。
其次，尤其要通晓“六艺”。《春秋》、《礼》、《诗》、《乐》，还有《书》都在“六艺”之中，是必修的。在《六术》篇中，他又加上《易》合之为“六艺”，并强调“六艺”是先王之陈迹，是先王政治理想和实践的载体，因而是太子及君王所应具备的重要知识。
再次，要对历史给予深切的关注。从上边所列内容看，历史知识占了最大的分量，不但“六艺”之中，而且语故志、训典里面都有着丰富的历史知识。历史中既含有道德内容又包括治国的经验教训。这一点与贾谊本人对历史的深切关注有关。君王提高自己的知识修养最终还是为了治国。
知识修养是道德修养和统治术的基础，君王所学的这些知识也基本上是围绕这两个方面而设立的，而道德修养最终又是为政治服务的，所以学习知识的目的无非一个：
学问不倦，好道不厌，锐然独先达乎道理矣。故未治也知所以治，未乱也知所以乱，未安也知所以安，未危也知所以危。故昭然先寤乎所以存亡矣。
2.统治术
（1）未雨绸缪
在《治安策》，贾谊针对一些进言者的“天下已安已治”的言论，指出这些人如果不是别有用心，至少是有害的。他认为当时形势非常紧急，已到了“抱火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他指出当时国家面临的局面是：“本末逆，首尾衡决，国制抢攘”，即天下将大乱，将分裂。
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贾谊分析说，真正的治安应该是：“诸侯轨道，兵革不动，民保首领，匈奴宾服，四荒乡风，百姓素朴，狱讼衰息”。一个中央政府只有得了这些“大数”，才能见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但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则相反：那些同姓的诸侯王，有的在谋取更大的权力；有的横行乡里。而且当时的吴王已露出反叛的迹象。正处于内政外交的危机阶段。贾谊认为要是国家长治久安。必须“早为之图”，要趁早下手。
（2）儒法并用
贾谊糅合儒法作为君王的统治指导思想，其中又以儒为主。在《傅职》篇中，他在强调君王应该仁义礼信的同时，也强调君王不要忽视赏罚。在《道术》篇中，他又将仁、义、礼、信、公、法相提并论。他更以解牛之刀器为喻，认为：“仁义恩厚，此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芒刃顺理而剥割，斤斧则迎难而砍辟。
从上古三代看，这软硬两手都不能丢。依此，他提出了两点主张。第一，行仁义，以礼治。贾谊引用《管子》的话说：“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治国必先“定经制”，将礼治，使君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奸人不得乘机而起，“群臣众信上不疑惑”，这样才能世世常安。第二，控制诸侯王必用权势法制。他说，对付当今的那些诸侯王，不能舍“斤斧”而用“芒刃”，因为这些诸侯王犹如牛的“髋”，用以芒刃的结果是“不缺则折”，必须用权势法制这把利斧，才能消除叛乱的隐患。他提出的具体措施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汉初的危乱形势显然未给贾谊以彻底抛弃刑法而纯用儒术的想法，因而，法是不可缺的。事实上，贾谊实开儒法并用之先声。
（3）以史为鉴
贾谊不是为了历史而历史，他是通过历史总结出统治之术。对此，他总结道：
鄙彦曰：“前事之不忘，后之师也。”且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
其大意是调动君王的全部所学，研究历史，分析现实，在此基础上，把握权势，因时有序地治理国家。这是贾谊为君王设计的政治操作程序。
围绕这一程序，贾谊认为有两点最为重要：一是君王要建势，“审权势之宜”首先要有权势，这是权力运作的根本条件。如何建势？主要是通过“立经陈纪”、重礼行礼以及服饰必须与等级相匹配等方法来维护和凸显君王至高无上的地位，因为有位才有势。二是君王行为要“因时”。他说：“帝王者莫不相时而立仪，度务而制事，以驯其时也。”比如秦刚定天下，“当此之时，专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并且“劳民易为政也”，可秦王没有认识到历史的变化并及时调整统治政策，从而坐失良机，“其道不易，其政不改……其亡可立而待也”。“因时”显然是他从变化的历史哲学中引申出来的思想，也是君王统治灵活性的高度体现。
（4）以民为本
贾谊在《大政上》说道：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诲，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
这段话从长治久安的高度出发，提出民为政本的观点，肯定了民众在一国政治中的决定作用。管理者要时刻注意倾听群众的呼声，在制定各项政策时，能反映他们的愿望，保护他们的利益。这也正体现了现代管理中以人为本的思想。
3.选人、用人思想
人，是管理中的重要因素，也是最活跃的因素。在管理中能否做好人才的选拔和使用，是衡量领导者的一个基本条件。
在贾谊看来，选吏是举政安民的根本，必须慎选良吏。选吏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人民的安定、善恶与否。他说道：
故君能为善，则吏必能为善矣，吏能为善，则民必能为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失之者吏也，故民之善者，吏之功也。
在选拔良吏的途径上，贾谊主张应以人民的意愿为依据，认为只有选用好人民喜爱的官吏，还治于民，才可以达到举政安民的目的。他说：
故夫民者虽愚也，明上选吏焉，必使民与焉。故士民誉之，则明上察之，见归而举之；故士民苦之，则明上察之，见非而去之。故王者取吏不妄，必使民唱，然后随之。
贾谊还注重官吏的考核，指出：“吏以爱民为忠，以富乐民为功，以贫苦民为罪。”主张“爱民”、“富民”、“乐民”作为考察官吏举政安民的实际能力的标准。
贾谊惊悸于秦法的败亡，偏爱于儒家的仁义，其思想虽杂糅多家，但又以儒家思想来吸附改造它们。他还力求使君王重儒、习儒、行儒，这又为儒家政治学说的复兴当了前军，作了铺垫，从而被秦王踹至脚下的儒学才得以逐渐显赫。另外，怀抱理想又不脱离实际的贾谊，虽然痛恨秦王的严刑峻法，但他看到法终究不可全废，因而主张儒法并用。后来汉武帝的阳儒阴法的做法，汉宣帝杂王霸用之的策略，不能说没有受贾谊思想的启迪。此外，他提供的建势因时的帝王术；从小抓起、用教与染的方法塑造明君圣王的路数；重视民众力量的思想，制约君王的提法，都有其独特之处，值得后人总结与吸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