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越来越武断地给各国的艺术家们下定论，他甚至写了一本书用来证明莎士比亚不是一个艺术家。他说：“我将证明莎士比亚甚至连一个四流作家都称不上，而在描写人性方面，他简直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表现力。”且不管托尔斯泰的论断是否正确，他已经为自己的见解自豪起来了：“我的见解，和所有欧洲人对于莎士比亚的见解都不一样。”
事实上，此时的托尔斯泰已经到了这样的一种地步：凡是流行的，他都要反对、都要批判。他痛恨人类社会中一切流行的东西，他把这称之为传染病。他把莎士比亚看成是这种传染病的代表，人类受着他的感染，尤其是在现在大众传媒发达的时代，这种传染病越发厉害。托尔斯泰已经到了一种矫枉过正的地步，他极端地控诉各种形式的谎言、欺骗和“精神传染病”。他甚至把莎士比亚的传世之作《李尔王》列入了“拙劣作品”的行列，把李尔王的女儿、堪称孝敬父母典范的高特丽亚贬斥为“一个毫无个性的人物”。
但是，我们也得承认托尔斯泰确实看到了一些不为人知的莎士比亚的缺点。其实，在所有的文学家中间，托尔斯泰是最没有文学家气质的一个，所以，他对于像莎士比亚这样一个绝对具有文学家气质的天才是没什么好感的，尽管他也曾经崇拜过莎士比亚。
可是，托尔斯泰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批判他呢？这对他又有什么好处呢？如果我们只是从那些被批判的艺术家的身上或者仅仅从他们的作品上去寻找问题的答案的话，我们肯定会看到托尔斯泰对他们的批判有时是多么滑稽可笑，甚至是无理取闹。但是，我们不应该这样做。恰恰相反，我们应该从托尔斯泰身上去寻找问题的症结所在。事实上，当托尔斯泰谈起莎士比亚或者贝多芬的时候，他谈论的并不是莎士比亚或者贝多芬，而是他自己，他只不过是在借着这种谈论或所谓的批判来发表自己的理想。
如何理解这一点呢？欧洲的文学家们从莎士比亚那里惊奇地发现：艺术也应该是客观的，也就是说艺术应该摒弃一切的道德判断，应该只是客观地讲述故事。这种理论是托尔斯泰所坚决不能容忍的。在托尔斯泰看来，艺术绝对不能脱离道德，尤其是宗教的信仰。但是，托尔斯泰并不是给艺术作了宗教信仰的限制，相反，他是把艺术的领域扩大了。他说：“艺术渗透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不仅是人们所认为的戏剧、音乐会、书籍、展览会等等，这些只不过是艺术很小的一部分而已。我们的生活中到处都存在艺术，从儿童之间的游戏到宗教的仪式。”
但是，他同时认为现在的艺术已经走入了歧途。托尔斯泰认为自从文艺复兴以来，人类的艺术已经开始按照阶级的界限分离了，各个阶级有着自己的艺术。那些有钱人、特权者凭借手中掌握的强权，强行把自己的艺术标准定为整个社会的艺术标准，现在的艺术已经没有穷人的份了，因而，现在的艺术也已经变得畸形了。他说：“过着寄生生活的人所感受到的各种情操，要比靠自己的劳动生存的人所感受到的情操狭隘得多。现代社会有三种情操：骄傲、情欲、对生活的厌倦。这三种情操成了统治阶级全部艺术的题材来源。”托尔斯泰认为建筑在这些颓废的情操之上的艺术只会让人们更加地颓废。这种艺术只是一种矫揉造作的、颓废的艺术，我们应该摒弃它们，建立起各个阶级、各个国家共同拥有的真正属于人类的艺术。
托尔斯泰认为这种理想的艺术在人类的历史中就曾经存在过，例如创世纪的史诗、福音书的寓言、各种传说、童话、民间歌谣等等。而在托尔斯泰的心目中，最伟大的艺术是有着宗教信仰底蕴的作品。在托尔斯泰看来，无论什么样的社会都会有一种宗教，它是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理想。宗教对于社会而言，就像河床与河流的关系一样，河床决定了河流的流向，宗教也引导着人类社会前进的方向。
托尔斯泰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只应信仰人与人之间的爱，我们相信这种爱会带给我们幸福。只有在这种信仰的支撑之下从事的艺术活动，才是真正的艺术，才是崇高的艺术。但是，这种爱的信仰并不是某些人所宣扬的博爱的原则，这种所谓的博爱只是一部分人的，它常常是虚伪的，并被一部分人利用，甚至是被统治阶级利用。所以，对于这种博爱原则的轻蔑和抨击的作品也是真正的艺术，例如狄更斯的小说。
现在，我们就可以明白托尔斯泰绝不是出于对于其他艺术家的嫉妒、或者什么个人的成见才批判他们的，他是站在这种信仰的高度来进行艺术批判的。这种批判是彻底的、猛烈的，甚至连托尔斯泰本人也没有逃过。他同样毫不怜悯地批判自己的作品，他甚至把自己的作品列入了“坏的艺术”的行列。他认为自己的作品同样缺少了爱的信仰作为基础；自己的艺术应该面向未来，应该是面向爱的艺术。
他说：“未来的艺术绝对不会再是现在这个样子。它会建立在与现在截然不同的新的基础之上，它将超越阶级的界限而成为全人类的艺术。未来的艺术是一种爱的情操的表现，而要做到这一点，艺术家们就必须真切地感受社会大多数人的生活。所以，那些过着舒适生活的人必定不会有什么艺术成就的。在将来，社会各个阶层的儿童都会受到音乐、绘画等艺术的教育，教育机会的平等将会使那些真正有爱的信仰的人成为艺术家。”
在托尔斯泰看来，真正的艺术就是爱的表现。所以他说：“为成千上万人写一篇童话或者谱写一首歌曲、画一幅画，要比写一部小说或者写一首交响乐困难得多，但也有意义得多。”为了这种美好的理想和信念，托尔斯泰以身作则，他编写的四本读物被全俄罗斯所有小学采用，而他的《通俗短篇》则成了社会绝大多数人的读物，在下层老百姓中间，人们把托尔斯泰的名字和书籍连在了一起，想到了托尔斯泰就想到了书籍，想到了书籍就想到了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的艺术理想是远大的、崇高的，他的艺术是献给社会中大多数人的，是献给全人类的。而托尔斯泰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社会的艺术，却只属于一个阶级，一个国家，而且就是在这狭隘的艺术领地上，不同的艺术派别、不同的党派还在互相争斗着、瓜分着这块领土。放眼整个欧洲的艺术界，没有一个艺术家的心胸能够像托尔斯泰这样宽广、博大，他们只知道醉心于各自的小团体的艺术当中，而在托尔斯泰的心中，各阶级、各民族已经在爱的艺术中融合了。
天才的杰作
托尔斯泰是一个伟大的思想者，也是一个伟大的行动者。正像他在《我们应该做什么？
》中所说的那样，理论并不是华丽的辞藻，它完全可以指导行动。托尔斯泰关于艺术的理论直接指导着他的文学创作。正当他进行艺术批评的时候，托尔斯泰也改变着自己的文学风格。在这段时期内，托尔斯泰于1884年至1886年创作了《伊万·伊利奇之死》；从1881年一直到1886年，写出了《民间故事与童话》；1886年创作了《黑暗的力量》；1889年创作了《科赖查奏鸣曲》；1895年创作了《主人与仆人》，最后，到了1899年，托尔斯泰达到了艺术的最高峰，他创作了不朽之作《复活》。
在这些作品中，托尔斯泰不仅改变了他的创作目的，而且还采用了新的文学风格、新的艺术形式。在以前的作品中，例如在《我们应该做什么？》中，他藐视着人类的一切物质成果，斥责着写实主义的艺术表现手法；而在《论莎士比亚》当中，他又表现着古典的美、古典的思想。但是，在现在的这些新作品中，所有这些都已经消失了。
他对于社会大众的钟情，使他感到了通俗语言的美；托尔斯泰从与他们的交往中感受到了艺术的美。他这样说道：“当我和这些背着干粮袋在田间劳作的乡下人交流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他们的许多言语是我平生第一次听到的，而这些言语被现代的文学语言遗忘了。但是，它们却永存于古老的俄罗斯乡间，它们是由时间铸炼出来的精品，我把它们一一记录了下来。我真是不敢相信这些乡下人也是天才的语言家！”
由于远离了喧嚣的城市，长久地混迹于乡间，托尔斯泰的思想方式开始发生了变化，开始变得和农民一样了。他和这些乡下人一样，说话的时候总是用着同样的语句，说着尽人皆知的事情，这完全和一般的文人不同。因为，一般的文人为了显示自己的修养和博学往往会用一些不为一般人所知的词语，此时的托尔斯泰恰恰相反。但是，托尔斯泰最初模仿的这些语言特点并不是民间语言的长处。随着生活时间的增加，托尔斯泰才慢慢地领会到民间语言的精髓，比如：民间语言习惯采用生动的形象比喻，表达狂放不羁的感情的诗歌、传说中蕴含的智慧等等。在创作《战争与和平》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受到民间语言的影响了。1872年，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我改变了我写作的语言和风格。我认为民间语言完全能够表现一个艺术家想要表现的一切。与民间语言比起来，我所用的那种文学语言就好像一个人没有骨头似的。
在1879年的夏天，托尔斯泰与农民有很多交往，他开始明确地感受到民间语言的美，每一天，他都在发现新字，同时每向民间语言靠近一步，托尔斯泰就会更加讨厌那些文绉绉的文学语言。
除了在语言上受到民间语言的影响之外，托尔斯泰还从民间老百姓那里获得了创作的素材和灵感。1877年，有一个流浪的说书人到了托尔斯泰的家乡，他就把这个人讲的故事记录了下来。托尔斯泰创作的《民间故事与童话》中的《人靠了什么生活》和《三个老人》这两篇文章就是来源于此。在《民间故事与童话》中，还有许多类似的故事，托尔斯泰在叙述这些故事的时候，带着类似于福音书中的爱的精神，从简单、质朴和清晰的语言中向人们诉说着一个又一个的民间智慧。
《黑暗的力量》是托尔斯泰少有的戏剧作品之一。托尔斯泰是在很晚的时候才开始对戏剧发生兴趣的，那是在1869年至1870年的冬天，他好像忽然发现了什么新事物似的，突然变成了一个戏剧狂。那个冬天，托尔斯泰完全沉浸在戏剧研究之中，他开始大量阅读莎士比亚、歌德、普希金、果戈理、莫里哀等人的戏剧作品。那个时候，即使卧病在床，他脑子里想的也全是戏剧中的人物。他也开始尝试创作戏剧，但是，他的大部分戏剧作品显得非常的笨拙。然而，这部《黑暗的力量》则是一个例外。在这部作品中，托尔斯泰成功刻画了几个主人公：刚愎自用的尼吉塔；精神狂乱、纵欲的阿尼西娅；纯朴的老玛特海娜；心地善良、圣洁的阿基姆。这部剧作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之所以具有一种特殊的艺术韵味，完全是因为托尔斯泰在这部作品中采用了民间语言的缘故。剧中的人物形象都是托尔斯泰从俄罗斯民间挖掘出来的。
在关注作为社会大多数的老百姓的生活的同时，托尔斯泰也在关注着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生活，他为他们创作了两部小说：《伊万·伊利奇之死》和《科赖查奏鸣曲》。
在《伊万·伊利奇之死》中，托尔斯泰刻画了一个尽忠尽职的小公务员伊万·伊利奇，他没有什么宗教的信仰，也几乎没有什么理想，甚至连一点思想都没有。伊万·伊利奇每天早起去上班，一天到晚将自己投入到不断重复着的工作中，然后就是回家，这种机械的生活一直持续到他死的时候。这时，伊万·伊利奇才忽然发觉自己竟然虚度了一生。伊万·伊利奇是1880年前后欧洲中产阶级的代表，这些人曾经读着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著名革命家左拉的作品，可是，他们竟然毫无信仰，他们既不愿意费神去信仰什么，也不愿意费神去不信仰什么，信仰与不信仰都是要经过思考之后才作出的选择，而他们的生活就是不去思考任何事情。
托尔斯泰在这部作品中极力描写着这种人生的空虚、无聊、狭隘，甚至是可笑。有一天，当伊万·伊利奇想要在客厅悬挂一条窗帘但不幸从扶梯上跌落下来的时候，这样的人生中显示出各种虚伪：医生只顾自己的强健而不顾他的病人；伊万·伊利奇的妻子只想着等他死后自己将如何生活；只有他的仆人还有些同情心，向他说出了他真实的病情并且还照顾着他。在临死的时候，伊万·伊利奇对自己的一生感到惋惜，他因为自己的孤独和人类的自私而伤心欲绝，痛哭流涕。他发现他过去的生活只不过是一场骗局而已，自己一直生活在一个虚伪的世界中，可自己竟然全然不知，自己竟然虚度了一生。但是，一切都晚了，当伊万·伊利奇明白这一切的时候，他离死亡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如果说《伊万·伊利奇之死》还是对中产阶级生活的一种描述的话，那么到了《科赖查奏鸣曲》，则变成了对社会恐怖的揭露、抨击和控诉。在这部作品中，托尔斯泰揭露了嫉妒、自私、报复、伪善等人类的恶习。书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受着强烈的情欲驱使的人，他荒淫无度，但是他又是极度反动的。他在公开场合中宣扬着极端的禁欲思想，他对情欲又爱又恨，就像中世纪的僧侣一样受着情欲的煎熬，为此，他大声地诅咒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