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作品中，托尔斯泰借杀人凶手鲍斯德尼瑟夫的口说出了攻击爱情和婚姻的话，他说：“当一个人用一种充满情欲的眼光注视女人的时候，尤其是注视他的妻子的时候，他已经犯了罪。”他还借用宗教的理论说：“基督教的理想中并没有什么婚姻，按照基督教的观点，婚姻不是一种进步，而是一种堕落，爱情以及在它前前后后的各种程序都阻碍了人类理想的进步。”
与托尔斯泰的其他作品相比，这部《科赖查奏鸣曲》显得更有劲道，笔触更加富有激情，视野更加地开阔，形式上也更加丰满和成熟。但是，这部作品的名称却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奏鸣曲是一种音乐形式，托尔斯泰对于音乐有一种特殊的爱好。音乐在《我的童年》和《夫妇之间的幸福》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托尔斯泰所学到的音乐知识也许并不多，但是，音乐确实让他为之感动，而且在他人生的某些阶段，他也曾经醉心于音乐之中。1852年，他在莫斯科组织了一个音乐协会，后来，这个音乐协会成了莫斯科音乐学院的前身。他的夫人苏菲在回忆录中也曾经写道：他酷爱音乐，尤其喜欢古典派的音乐大师。他自己也能够弹奏钢琴。他常常在工作之前先弹一会儿钢琴，也许是想要在音乐中寻找一些创作的灵感。他很欣赏妹妹的音乐天赋，总是喜欢为她伴奏。我时常能看到他被音乐吸引之后激动的样子。
音乐给他的感觉在《战争与和平》中得到了体现。尼古拉斯在赌输了钱之后绝望地回到了家，他听到了妹妹娜塔莎在歌唱。妹妹的歌声让他忘掉了一切，托尔斯泰写到：他想，我们的生活是多么无聊：灾祸、金钱、仇恨、荣誉，所有这一切都是空的！瞧！只有这歌声才是真实的。
不知不觉之中，尼古拉斯竟然和妹妹一起唱了起来。歌声让他感到了幸福，和这幸福比起来，输掉的钱又算得了什么呢？
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托尔斯泰越来越害怕音乐了。1860年的时候，他在德海斯德遇到了一个名叫奥厄巴克的人，对他的音乐观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奥厄巴克认为音乐是一种颓废的享乐，它会让人倾向于堕落。
在所有的音乐家中，托尔斯泰对于贝多芬的感情是最复杂的。他曾经很热爱贝多芬，他的童年回忆就是受了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的影响；在《复活》的结局，耐克鲁都听着交响乐的时候禁不住落下了眼泪。但是，在《艺术论》中，他却把贝多芬称为聋子，把他的作品称为病态的作品，强烈地抨击贝多芬。1876年的时候，他简直就要摧毁贝多芬。那么托尔斯泰到底责备贝多芬什么呢？他反对贝多芬在音乐中过度地表现力量，就像歌德一样，贝多芬音乐带来的强烈的震撼力让他感到可怕。托尔斯泰认为这种力量只能是国家所有的，而不应该是个人所有的。但是，贝多芬却拥有这种力量。
但是，我们应该明白一点：音乐只有对那些懂得音乐的人才会变得危险，而对于那些普通老百姓们，再具有震撼力的音乐作品也不会引起他们的共鸣。事实上，虽然托尔斯泰对于贝多芬的评论确实有些失之不公，但是，即使如此，与现在那些崇拜贝多芬的人比起来，托尔斯泰对于贝多芬作品的理解也要深刻得多。贝多芬的音乐能够让他感到可怕，这就说明他已经从贝多芬的作品中听出了狂乱的热情、暴烈的力量。而这些，即使是那些崇拜贝多芬的人也未必全然了解。
《复活》
在创作完《科赖查奏鸣曲》几年之后，托尔斯泰于1895年创作了《主人与仆人》。在这部作品中，托尔斯泰采用写实的艺术表现手法叙述了一个发生在一位主人和一个仆人之间的故事：这位主人并不善良，而仆人则对主人百依百顺。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主仆两人在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草原上迷路了。起初，那个主人想要遗弃他的仆人而独自逃走，但是，他走了之后又回来了，此时，他发现他的仆人已经冻僵在地上了。这个主人就用自己的身体覆盖在仆人的身上，温暖他，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看着冻僵的仆人，他的眼睛里甚至充满了泪水。
几年之后，也就是在《科赖查奏鸣曲》之后十年，托尔斯泰创作了《复活》。此时，托尔斯泰正好七十岁。这位老人在垂暮之年回顾着他的过去、他的信仰历程，他注视着整个世界。他在一种俯视的境况中创作了这部作品。在这部作品中，托尔斯泰和以前一样，向一切虚伪开战；而且，在一种骚动的精神和阴沉的讥讽之外，他在这部作品中还多了一种宗教式的静谧。这是一位老人在垂暮之年感悟到的超脱。
《复活》整部作品的叙事集中，结构紧凑，几乎没有什么小故事穿插其中，人物刻画得淋漓尽致、干净利落，没有多余的枝节末梢之类的东西。在这部作品中，托尔斯泰更清晰地表现着人类的兽性，而且他说：“当这种兽性没有被发现的时候，在掩藏于诗意的外表下面的时候显得更为可怕。”在描写沙龙谈话的时候，托尔斯泰把这种谈话仅仅看作满足生理需要的活动。因为，沙龙中的谈话实在是无聊至极、虚伪至极，以至于谈话人参加这种谈话的意义仅仅在于让自己的舌头或者口腔活动活动，这样也许会有利于消化。托尔斯泰一针见血地抨击了沙龙生活的本质，他犀利的目光能够穿透任何人的心脏。这一点对于漂亮的高莎瑞娜也是一样，她留着长长的、宽宽的指甲，时常袒胸露乳，卖弄风骚，这让耐克鲁都感到厌恶。而书中的主人公玛斯洛娃则是个堕落的女人，她的微笑很能诱惑人，但是经常酒气熏人，满脸通红；对于自己的堕落，她甚至不但没有一点要掩饰的意思，反而要刻意地把它表现出来，她的每一个谈吐举止都流露出卑劣和猥琐。在整部作品中，托尔斯泰都在表现生活中的粗俗、粗鄙的一面，已经完全没有了先前作品中的诗意和浪漫化的气息。又比如：复活节之前的那个星期六的晚上，浓雾笼罩着整个世界，寂静得有些可怕，午夜鸡叫的声音和河流中的冻冰作响的声音划破了深夜的长空，让人不寒而栗；这时，一个黑影正在透过玻璃窗偷窥，一个美丽的少女正坐在幽暗的灯光下沉思。
在这部作品中，抒情的成分已经很少了。在最初的创作中，例如《我的童年》《我的少年》《高加索纪事》和《塞巴斯特堡》等作品中，甚至是在《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中，都有着托尔斯泰早期生活经历的痕迹。随着年岁的增长和创作经验的累积，托尔斯泰的作品越来越独立于他的生活经历，而托尔斯泰的这部作品就是代表。在以前的作品中，托尔斯泰曾经描写过贵族的沙龙、军队生活、街头生活等等，但是在这部新作品中，托尔斯泰还力图进入新的观察领域：犯罪和革命。这两个新的研究领域是他在以前的作品中从未涉及过的。
托尔斯泰是完全凭着对犯罪者和革命者的同情才进入到这两个领域中去的，甚至在没有仔细观察之前，托尔斯泰明确表示他是极端讨厌革命者的。但是，作为一个关心社会、有着犀利的目光和深邃的分析能力的文学大师，托尔斯泰不但深入到这两个领域，而且观察的精确和深度令人吃惊。在这部作品中，托尔斯泰塑造了许多典型的内涵丰富的人物，他镇定自若地带着一颗博爱的怜悯之心向人们叙说着关于卑劣和道德的故事。他看到了妇女们被关在监狱中的悲惨景象：在同一所牢狱中，在同一间牢房内，她们之间竟然毫无互相怜悯的倾向，也没有同病相怜的心心相通。但是，托尔斯泰看到了这些女人内心深处的灵魂，他透过她们卑贱的行径看到她们内心的伤楚，他透过她们无耻的面具看到了她们那张隐藏起来的泪流满面的面容。在这个虚伪、卑劣的世界上，这些女人们也变成了虚伪、卑劣的人，但是，人啊！终究是人！即使是在最卑劣下贱的心灵中也会藏匿着一点爱的种子，正是这爱的种子让那个堕落的女人玛斯洛娃在临死之前变得圣洁了，她甚至连对她执行死刑的刽子手都没有一丝的怨恨，她甚至替他们祈求神的宽恕：“主啊！请宽恕他们吧！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所做的事情。”但是，最糟糕的事情是，这些刽子手们不仅知道他们自己所做的事情，而且还为此感到懊悔，因为，即使他们知道自己所做的是毁灭人的生命的事情，他们还是不得不去做。在这部作品中，托尔斯泰特别表现出一种宿命论的倾向，这种宿命控制着每一个人，无论是受苦的人还是让人受苦的人，例如，那个典狱官，他本是一个慈善的人，他对于自己作为监狱官吏的生活十分厌恶；还有那位西伯利亚城的长官，他本性善良，但是，处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他又不得不做了许多罪恶的事情，他终日在想要做的善事和不得不做的恶事之间痛苦地挣扎、激烈地斗争，可是这不是他能够解决得了的事情。于是，三十五年来，他就拼命地喝酒，想要借此麻醉自己，但是，即使是在他喝醉的时候，他依然不能阻止自己做出罪恶的事情；书中还有一些人物，他们在家庭中充满了柔情和父爱，但是，当他们从事着自己的职业的时候，他们变得残酷无情。
在这部作品中，已经七十多岁的托尔斯泰将自己的精神意志倾注到了男主人公的身上。
结果，男主人公的性格显得有些突兀，他在人们的眼中变成了一个精神错乱的人。这部作品的男主人公叫耐克鲁都，是一个三十多岁的亲王，年轻而富有，受人尊敬，还拥有令世人羡慕不已的社会地位。因为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地位，耐克鲁都非常注意社会的舆论，他正准备娶一个爱他而他也并不讨厌的女子为妻，但是就在此时，耐克鲁都突然决定放弃一切，不顾他的地位、财富、朋友、家族，并放弃这门亲事，而要去娶一个名叫玛斯洛娃的妓女为妻，而他这样做的原因仅仅是为了想通过拯救这个堕落女人的灵魂来弥补自己曾经犯下的各种罪恶，以祈求神的宽恕。一旦他决心下定，什么事情也不能够阻挡他，即使在他听说了玛斯洛娃仍在和一个男护士鬼混的时候，他不但没有气愤，反而要更加坚决地牺牲自己的自由来补偿这个女人的罪恶，弥补这个女人对神的亵渎。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耐克鲁都并不是一个很道德的人，但是，在某一个时间点上，他的人格突然地断裂了，转向了道德的方向，转向了爱的方向，他居然肯为了一个妓女的罪恶牺牲自己的一切。在这整个过程中，耐克鲁都也曾经自哀自叹，在现实的面前也曾经感到恐惧，但是，他还是走向了爱的牺牲。耐克鲁都身边的人没有一个能够理解他的转变，除非用精神错乱来解释。但是，托尔斯泰非常地清楚，是他安排了耐克鲁都的“精神错乱”，因为托尔斯泰本人就在“精神错乱”。托尔斯泰就是要用这种不为世人所理解的“精神错乱”来表达爱的信仰和牺牲的精神，在他看来，这正是那个虚伪世界中的人们所欠缺的最宝贵的东西。
在现实生活中，一个年轻、富有、受人们尊重的亲王是绝对不会想要娶一个堕落的妓女为妻的，这种行为不符合人们的生活逻辑。但是，在作品中，是托尔斯泰在耐克鲁都的生活逻辑中强行加入了一种宗教的观念，让他具有牺牲的精神和爱的信仰，为了拯救别人的罪恶，也为了让自己的灵魂获得救赎，在现实中不会实现的一切在作品中却实现了。
托尔斯泰的艺术创作中始终有着宗教的韵味在其中。
社会理想
为了宗教信仰的原因，托尔斯泰可以不发表他的作品，但是，他不能不创作，因为他要在作品中表现他的爱的信仰。他终日笔耕不辍，艺术创作已经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了。1904年到1905年，托尔斯泰曾编写了一本《每日必读文选》。在这本书中，他收集了古今各国艺术家关于人生和真理的思想。这是一本关于世界观的文选。
从1900年开始至1910年，托尔斯泰把自己的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关于社会问题的论战中了。当时，俄罗斯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社会动荡，沙皇帝国的社会基础动摇了，帝国行将分崩离析；而在国外，俄国在日俄战争中战败，这更加剧了国内的动荡，海陆军队暴动、农民起义，到处都是屠杀，世界好像已经到了尽头。这种状况在1904年和1905年之间达到了高潮。当时，托尔斯泰创作发行了一系列的作品：《战争与革命》《大罪恶》《世纪末》等等，在社会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托尔斯泰保持着独立高昂的姿态，投入到社会的战斗中。只有他一个人，不加入任何党派，不沾染任何国家的色彩，他还脱离了教会。他不为任何人、任何派别所左右，他只循着自己的理性和信仰前进，这使得他不得不在远离别人和远离真理之间作出选择。托尔斯泰想起了俄罗斯的一句古老的谚语：“一个老人说谎，无异于一个富人盗窃。”于是，这位老人毅然决定和别人分离，坚定地走向真理。这位倔强的老人要把真理说给每一个人听，要让他们都来认识真理。他仍然继续猛烈地抨击一切世俗宗教和社会的迷信，无情地摧毁一切流行的偶像，残酷地攻击政府的暴政、教会的横行和权力的滥用。当托尔斯泰撩开这些特权的神秘面纱的时候，人们被唤醒了，人们开始认识这些特权的真面目，不再害怕他们，甚至已经开始向特权宣战。看到这些，托尔斯泰的心感到了一丝平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