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硕同志朴实、正直。夜以继日地为党紧张工作，这是他生命的支柱。自1950年秋至1953年冬，我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深感他在工作中对我的信任和关心，他是位好领导、好兄长。
1950年秋到1952年底，我被市委调到北京师范大学，实际负责党的工作，工作中遇到一些难题，向他报告，他很重视，帮助解决。如在党员审查中有位同志在西北入地下党，此前由于受国民党蒙蔽，参加了“三青团”，曾一度是基层重要骨干。但后来参加学生运动，表现很好，并入了党。他在1948年北师大“四九”惨案中被国民党特务拘捕，经调查他在被拘审讯中表现坚定。在党员登记中我们认为不作组织处理，照常信任他。为此专门给宋硕同志及市委组织部写了书面报告，宋硕同志同意我们的意见，使问题迅速得到妥善处理。这位同志直到“文革”后去世，生前一贯积极努力工作，实践证明是个好同志。又如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有位年长的著名学者，曾在三青团的领导机构中担任过高级职位（属于挂名性质的），系里年轻同志都批评他，他态度傲慢，形成对立，使得事情有些僵持。这件事引起了彭真同志的注意，宋硕同志约我到彭真同志家去汇报。彭真同志很亲切地微笑着听我谈情况，中间插着问些问题，又问了学校的一些其他事情，最后对我们说（大意是），对这位老师进行批评是必要的，青年同志的思想和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要注意做到适可而止。出来以后，宋硕同志陪我走了一段，鼓励我。我很高兴得到了解决这个“僵局”的办法。
从1953年初，我回市委高校党委工作，负责联系清华大学、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和北京地质学院三校。蒋南翔同志当时任清华大学校长，还是市委常委兼高校党委第一书记，我虽然常去清华了解情况，但责任并不重。北京工业学院和地质学院是院系调整后新组建的学院，我对两校的情况完全不熟悉。宋硕同志鼓励我大胆工作，多听学校领导同志的意见，包括上级业务领导部门的意见，还要多了解中层干部、教师和同学的情况，可以交换个人的看法，但重要的问题和情况要回机关研究。这一下子就把我有些拘谨的心解开了，可以很自如地工作。当时地质学院院长是刘型同志，北京工业学院院长是魏思文同志，他们都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入党的知识分子，为革命事业作出过重要贡献，思想政治水平高，有魄力、有胆识。他们对我这个年轻联络员平等亲切，使我能自由地到师生中了解情况，有时向他们汇报工作和意见，他们也和我谈些问题和困难。联络组同志常将学校的问题带回机关共同讨论，宋硕同志参加。他的特点是不以领导身份作开场白和结论性的指示，而是在讨论过程中平等地发表这样那样的意见。大家有了共识，似乎是讨论形成的，实际上这是由他营造的一种工作氛围，使大家能心情舒畅地积极工作。这是很可贵的，很有特色的。
我在市委和他的领导下受到锻炼，有了一些做党的工作和群众工作的基本功。
我刚从清华大学毕业时的心愿是去参加工业建设，从事专业工作。但毕业后却被北京市委提前抽调去做学校党的工作。我虽然一直很积极认真地工作，但想从事专业工作的心愿始终未改。特别在院系调整基本完成以后，我看到新教材的科技内容有很大更新，科技迅速发展，一些同辈都从事专业工作，干得很好。我从事专业工作的意愿更强了，对机关工作有些不安心，有些闹情绪了。宋硕同志了解这些后，没有表示赞同，也没有批评我。我后来正式向他提出我的意愿，他也没有表态。过了些日子，到1953年冬天，大概他和南翔等同志商量过，让我回到清华大学工作。
回清华后，我在一个系负责党的工作，同时进修专业，担任教学工作。在此后的日子，如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针的过程中和“大跃进”的年代，贯彻“春节座谈会”指示和学校“四清运动”前后，我和宋硕同志在市委或在学校多次见面，他还是像兄长那样关心我。
“文革”祸从天降，他是第一张大字报被第一个点名批判的人，6月1日晚即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全国反复广播，在《人民日报》头版大篇幅报道，发表评论和社论，又组织万人批判，以后批斗毒打，摧残不已。在我们那些50年代初在市委高校党委工作过的同志中，他遭灾最大，受迫害最重，于1969年10月30日含冤早逝。我因一直处于隔离和半隔离状态，长期远离北京，“文革”后才知道，实在太令人心痛。
我们永远忘不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