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51年11月教育部召开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拟定了工学院调整方案，确定清华大学改为多科性工业大学。1952年8月，院系调整清华大学委员会确定：学校设8个系、22个专业、15个专修科。其中有无线电工程系，无线电工程专业。9月，孟昭英教授任系主任，常迵教授任专业教研组主任（1956年任副系主任）。1953年增设电子管制造专业，孟昭英教授兼主任。建系不久，苏联专家、校长顾问提出了撤销无线电工程系的意见，使清华成为面向土、水、机、电（力）等基础产业的多科性工业大学。蒋南翔校长拒绝了这个建议。1955年秋，蒋南翔校长率团赴苏联考察原子能等一批新技术专业的干部培养问题，其中有电子学、无线电物理和半导体物理与器件等专业。1956年秋，学校决定将这三个专业（后来有调整合并）调到无线电工程系。至此，电子工程系的专业设置基本确定。
在清华建立无线电工程系有较好的学术基础和传统。因为1932年成立的电机工程系，自1934年秋起即分设电力组（power）和电讯组（communications）。1937年，学校又设立了独立于院系之外的无线电研究所。三四十年代，一些名师在这两个单位任职。解放前夕，由德国回校任职的闵乃大教授主持邮电部设在清华的网络研究室，与电讯组合作。1952年秋又有北京大学原工学院电机系电讯组并入。这些使系在起步时具有较高的学术视野。
从1952年秋至1957年这五年多，是系的初创阶段。虽然刚成立时仅有教师11人，但从1953年（电机系，三年）、1955年（四年）、1957年（五年）的本校毕业生中陆续留校充实教师队伍，1956年还从外校毕业生中接纳了一些年轻教师，特别是从1958届、1959届抽调了一批年轻同学提前留系参加工作，又从外单位和中专校毕业生调进不少实验技术人员和工人，他们是推进系建设的有生力量。建系后不久有三位苏联专家陆续来系帮助工作。开始我们是和电机系一起挤在老电机馆（现在传播学院用楼），办公室在二楼的两间平房，还有一间以各年期刊为主的图书室。实验室在三楼和顶楼的一部分，后陆续扩充到二院平房和立斋，作为电真空和半导体专业的实验室。直到1959年初系整体扩迁到1956年开始设计的、新建成的东主楼，系的发展有了较合适的空间。到1957年秋，已有1955、1957两届无线电工程专业毕业生，基本做到了“教学过河”。1958届到1962届的同学已入校，开始是全校招生人数最多的系，不久成为学生总数最多的系。1956年，孟昭英和常迵教授参与制定全国十二年科学规划，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到了1957年暮春，系在初创阶段发展顺利，进展很快，按又红又专的总要求培养人才，开始向科学进军的征程，形成了较好的学风和工作状态，为进一步发展提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但风云突变，1957年初夏，帮助党整风突变为一场席卷全国的反右派斗争，尤以知识分子集中的单位为甚。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在系的教师中，孟昭英、常迵、马世雄、王华俭等同志被错划为右派，从57届毕业班到低年级都有同学错划为右派，受到不正确的批判的人更多，伤害了不少好同志。范围较小的又一次是1959年秋在党内开展的反右倾斗争，党内几位教师和一些工农调干党员同学受到错误批评。这两次政治运动的严重失误虽然是全国性的，但执笔人作为系党组织主要负责人有组织执行的责任，至今不能不感到愧疚。
由于反右扩大化，系的行政、教学等组织负责人不能不发生重大变化。我们五人在1956年以前陆续在系里工作，吴佑寿（1948年电讯组毕业留系）、冯庆延（1952年电讯组毕业留系做研究生，1953年工作）建系时先后在系里任系秘书。我（1950年电力组毕业）1953年冬由中共北京市委调回清华，任系主任助理、教工党支部书记，1956年初任系党总支书记。陆大（1950年电讯组毕业留系），1954年由学校机关回系。南德恒（1948年电讯组毕业留系），1956年由学校机关回系。我们都参加或负责专业的筹建与发展，参加教学工作。1958年以后，我仍任党总支书记，先后任副系主任、主任；吴佑寿任副主任，负责教学；陆大任副主任，负责科研；南德恒任副主任，主要负责半导体专业的建设，同时分管系的日常行政和实验室工作；冯庆延任党总支副书记并参加电真空和半导体专业的建设。这只是大体上的分工，实际上大家一起商量办事。还有1983年去世的李思问同志（1940年入党，工农调干生，1959年毕业）提前抽调任党总支副书记。他在1963年调学校后，由刘润生同志（1958年毕业）接替。
由于系所属专业覆盖面扩大，1958年更名为无线电电子学系（1988年更名为电子工程系）。
二
从1958年至1966年夏的八年多来，除上述反右、反右倾外，自1958年春开始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年月，而1960年一开始就进入三年经济困难时期，1961年起开始制定和贯彻《高教60条》，到1963年底有了约三年的相对稳定时间。其后又是“风乍起”，1964年春节，毛主席约请少数同志进餐座谈，蒋南翔校长参加。毛主席对高等教育工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清华首当其冲。接踵而来的是全国范围内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四清”、“阶级斗争是主课”、学习解放军和学习毛主席著作（语录）的高潮等，直到1966年6月，“文革”从高教战线开始，在北大、清华首先爆发。这时期中苏关系从争论、摩擦到分裂、敌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则总是企图扼杀年轻的共和国，从包围、封锁和在我国周边扶持反华势力到直接出兵，进行长期征战。
年轻的共和国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清华师生具有深厚的爱国情怀。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反“右”结束以后，学校领导力求全局的相对稳定，在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时，力求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因势利导，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坚持提高教育质量不放松，大力推进科学研究，鼓励师生坚持又红又专的方向和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无线电电子学系在这八年多来，有过失误，遇到不少困难和不可避免的干扰，但我们坚持倡导“政治与业务结合、理论与实际结合、个人与集体结合”，注意使“政治落实到业务”。以青年教师为主体的教师队伍边工作，边学习，夜以继日，团结奋进。他们多数是三人一间住在十二平方米的五公寓三楼宿舍，即使在经济困难忍受饥饿的年月，除上班努力工作外，晚上总是学习业务、备课或讨论问题到午夜前后。“五公寓三楼的灯光”当年被称赞为深夜寂静清华园的一条亮线。以“力争上游”、“只争朝夕”、“在战斗中成长”，这些词语来描述这些年大家的工作状态并不为过。
创建和充实新的学科；提高和更新专业教学内容，加强实验室建设，以“真刀真枪”毕业设计为中心环节，提高同学理论与实际结合的独立工作能力；按专业学科方向和有关任务，组织教工和毕业班同学大力开展科学研究；是这几年系里一贯的主要工作。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科学研究在推动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提高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等方面起了重大作用。这几年进行了以下主要科研工作：
1958年“大跃进”开始，师生“破除迷信，攀登科学高峰”热情很高，粗放形态的科研工作全系开花。我们按专业方向和学科重点初步进行了筛选。年底在钢铁学院（现北京科技大学）一座刚建成的一栋楼内，北京市组织了一次高校科研成果内部展览，我们挑选了几项实验性成果参加，其中有射电天文望远镜、脉码调制通讯机、微波实验系统、半导体材料硅和硅晶体管等。刘少奇、邓小平、聂荣臻和有关负责同志来参观过。1959年初以后系的学术骨干吴佑寿、陆大、杨弃疾、李志坚、张克潜、冯重熙、茅于海等先后多次被邀请参加我国国防电子学重大科技项目的规划工作。在长期工作的基础上，1962年由四机部部长王诤和蒋南翔校长正式商定：由孙俊人同志（四机部副部长）主持的第十研究院在系里联合设立无线电电子学研究室，下设雷达、通讯、半导体、电真空四个分室。研究人员以清华教师为主，同时由十院派一批当年的大学和中专毕业生在研究室边工作边培训。研究室日常的研究和行政工作由系负责，研究任务由十院下达，同时由十院直接拨付经费。向孙俊人和有关同志定期汇报工作进展和确定进一步的任务。实际上是由各专业负责人根据国防需要、国际发展和我们的能力，提出课题计划和经费，由孙俊人同志等筛选确定。60年代初的这一措施不但延续了过去和有关单位的合作关系，而且为研究工作提供了较为宽松的外部环境和可靠的条件保证，同时确立了对学术和技术水平的严格要求。
1956年至1958年，与北京广播器材厂、广播事业局研究所合作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套电视发送设备，1958年“五一”在北京正式开播。1955年初来系工作的苏联专家康·瓦·萨普雷金对电视技术学科的建设起了决定作用，他的夫人、列宁格勒电视台的高级工程师也同时主动参与设备设计试验的技术工作，许多校外来进修合作的教师和科技人员同时参加了工作，他们成为我国发展电视技术最早的骨干。
1960年，系里建成全国最早和较完备的电视实验室，周恩来总理曾三次陪同外宾来参观，此后又完成了晶体管化的军用侦察电视和广播电视等多项科研任务。
1958年10月，我们接受了受气象部门和总参雷达局提出的测风雷达任务。无线电技术专业有关教研组的教师组成配套队伍，在缺乏经验和没有先例可循的情况下，1959年底以独创的思路完成了第一台样机，60年代初协助工厂投入生产，并跟踪改进，跨入了当时的国际先进行列，这一设备装备了二百多个站点，应用了三十余年。
用参量放大器提高雷达的作用距离和有关性能是当年的一项重要任务。吴佑寿同志最早领导几位年轻教师开创了参量放大器的研究，因改进雷达急需而将研究工作和部分人员转到在雷达的应用上。这是在国外技术封锁下，从电路理论、设计技术、与应用系统配套的元器件到机械结构和制造都是以系的力量为主和协作单位共同完成的。一些年轻教师为了实际应用和跟踪改进，不只是常到厂工作，还多次到海岛指导实测试验，出色完成了任务。我们掌握这项技术大约比先进国家晚一到两年，此后这项成果还应用到多项重大技术装备中。
在多次参加新型雷达规划论证的过程中，我们参加了部分设计，承担某些专题研究。如边扫描边跟踪的数据处理系统。在多年工作的基础上，1965年初提出了设计制造全相参自适应变频雷达的方案，在没有任何资料借鉴的情况下进行创造性的研究探索，一面与有关单位进行方案论证，一面开展专题研究。1966年6月“文革”开始，学校实验室的工作基本中断，但一些同志还在进行理论探讨，个别同志病中也在家里作某些线路实验。这就是1985年，以茅于海为首的、获国家发明一等奖的“自适应和数字电可控非相参频率捷变雷达系统”的胎儿期。
通讯是无线电技术应用最早和最广的领域。建系初期，常迵、吴佑寿、冯子良、冯重熙等同志着力于专业基础课程和实验室的建设，同时开展了有关遥测、微波接力等方面的研究工作。1958年，有关国防部门提出了“数字保密电话”的课题，由吴佑寿、朱雪龙同志承担了这一任务。当时苏联专家鲍里索夫来系工作，他专长于数字通讯，在我国最早提出开展了数字通讯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建议。由吴佑寿、朱雪龙等同志领头，陆续完成数据传输系统SCA Ⅱ型、Ⅲ型的任务。他们坚持并行开展专题研究，工作有较好的延续性；实验研究工作在“文革”武斗中开始才被迫终止；70年代，到了绵阳分校完成了“二次群数字微波通讯系统”。
电真空技术专业的科学研究工作，是从50年代中期与北京电子管厂（774厂）等单位合作开始，涉及阴极、电子枪、高真空获得、材料与工艺等广泛领域。微波电子学和器件的研究工作是1956年起在孟昭英教授领导下开始进行。这些都为60年代起开展新型微波电子管的研制打下了基础。
60年代初，我军先后击落数架美制电子侦察机，其中干扰机的关键部件是周期磁场聚焦宽频带行波管。这是我国第一次见到这种类型的行波管。1961年暑假我们接受了研制这种新一代行波管的紧急任务，由张克潜同志负总责，集中了教研组的一些精锐力量和部分协作人员，从事设计、材料、工艺到测试的全部工作，其中很多是在国内尚未解决的问题。经过两年，通过初评鉴定，1965年试飞、1966年在工厂投产。这项整管的试制工作，全面提高了理论、实验、工艺水平和队伍的整体素质。在此基础上，又与工厂合作，接受了研究金属陶瓷行波管的任务。由于“文革”开始和投产需要，后期工作主要在工厂进行，1968年投产。这两种行波管持续生产了十多年，在国防装备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高功率行波管是为发展远程雷达而提出的重要项目。在1962年以前有所酝酿，我们只是在一般公开刊物上知道一些发展动态，而这一课题涉及领域广、尚待解决的科技难题多。1962年立项后，张克潜组织二十余名教师（他们还但任教学任务）和协作人员攻关，解决了属于国内首创一些难题，如：a。新型慢波系统的设计与冷测；b。抑制寄生振荡；c。新型电子枪和电子注聚焦；d。钡钨阴极工艺（包括大型真空炉、氩弧焊及设备、金属钎焊和陶瓷—金属封接）；e。大系统的高真空技术，包括无油高真空机组、质谱检漏、残余气体分析、钛泵等（其中残余气体分析质谱仪获得三委新产品一等奖）；f。热测：行波管装配制成后必须进行整体热测，热测设备包括热运行装置和整套测试仪器，除少数早期苏联进口的仪器外，大多数是自行设计制造。第一只样管在1966年5月进行热测，达到了预定的输出功率指标，正在加紧继续工作时，“文革”降临，不可能继续组织几十个人延续不断地工作。一个刚降生还没剪断脐带的婴儿被掐死了。好在主要的人员和设备还在，他们在绵阳分校花了6年，到70年代末，初步研制成连续波注入式正交场放大管。
半导体器件和物理专业在1956年暑假后才开始筹建，1958年初是由南德恒、刚从苏联获副博士学位回国的李志坚和北大调来的王天爵带领着电真空技术专业1958届提前抽调8名年轻教师只争朝夕地办起来，他们工作与进修并举、教学与科研并进。当时，硅材料和器件在国内还是一片空白，锗器件在国外已有商品。以李志坚同志为首的教研组选定了“硅”技术为发展方向，这是一个影响深远的正确选择。并且立即平地起家，土法上马，开始硅材料的试制。1959年用自制的多晶硅粒拉制出硅单晶锭，开创和完善性能检测方法。并从1959年起转移给北京玻璃厂生产。这些在国内都是首创的工作。
以自制单晶硅为基础材料，60年代初，在国内首次研制出硅合金晶体管，并在北京沙河半导体研究所合作生产，南德恒同志并兼任副所长。同时，这一年轻集体又着力开展现代集成电路基础的硅平面工艺和晶体管及T TL集成电路的突破性工作，进入了当时国际前沿。1964年在国内首先研制成功高反压晶体管，开发了T TL数字集成电路并试生产，体现了跨越式发展，又与中科院半导体所和电子部13所长期合作开展MOS集成电路的研究。与工艺并行的物理研究也不断前进，涌现出了如徐葭生等那样的学术新秀。这些工作为80年代建立的清华微电子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1958年“大跃进”高潮开始到逐步退潮的岁月中，系里一直关注着在无线电电子学领域新的学科生长点，并进行了选择。1960年确定在固体量子电子学方面开展工作，当时周炳琨同志在苏联进修，并参加激光器研究工作，1962年他回国后就确定了以他为首组织的小集体开展激光方面的工作。他们在进行专题研究和筹备建专业的同时主动带领高年级学生去工厂承担激光航空测高仪的国防任务，在全部设计图纸完成等待加工装调时，“文革”爆发，工作几乎停顿。但他们趁着全国大串联的日子在工厂调试出我国第一台高功率红宝石激光器和计数器，1968年激光航空测高仪首先试飞成功。70年代在绵阳分校他们继续探索前进。这样，在60年代初播下的新科学种子，在80年代初转向信息光电子学，又不断取得创新成果，在国内具有重要影响。
以上列出了这八九年中主要科研成果。当时倡导“任务带学科”，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论点，它有时代和领域的局限性，不能作为学科建设发展的基本方针。但回顾我们这几年经历的过程，只要做到：第一，任务的选择与学科发展的基本方向一致；第二，坚持重视教学工作，特别是专业主干课程和实验室建设，保持教学秩序不受冲击；第三，多数主要教师同时是学科建设、科研项目和主干课程的领头人。科学研究与教学相结合，完成任务与学科建设相结合，就能使学科建设和提高教学质量具有不竭的生命力。在此期间，孟昭英教授指导电子学方向的建设，指导研究生、本科生的毕业设计和年轻教师的提高，同时撰写出版《阴极电子学》专著。常迵教授1958年以后任无线电技术基础教研组的主任，讲授专业主要基础课，致力于专业学术基础的建设，编著了《无线电讯号与线路原理》等著作，他特别关注国际上信号与系统领域的专著和论文，为中青年教师系统讲课、改作业，主持讨论。创设了专业的主干课程“信号与系统”，培养出优秀的年轻讲员。他虽然没有参加科研任务的具体工作，但为学科建设和青年教师的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时系的主要学术骨干吴佑寿、杨弃疾、陆大、李志坚、张克潜、冯重熙、茅于海、高葆新、周炳琨、朱雪龙等，都领导或参加重点任务，又讲授有关课程，编写有关教材，此后又出版学术专著。但由于当时的整体环境，学术气氛不浓，国际联系基本处于停顿状态，学位与学术职称制度冻结。许多同志在学术上的潜力没能得到及时发挥、迅速成长。这当然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了。
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从1958年起的八年多里，全系坚持提高教学质量、完成科技任务与推进学科建设相结合。全系同志艰苦奋斗，使系的工作持续蓬勃发展，走在国内同行前列。
三
十四年过去了，十四年对于一个单位的事业，对于一个人的经历，都是相当长的时间。如果大环境平稳一些，如果我们工作中多一些远见，少一些失误，工作应该取得更多一些进展。但历史的实际是改变不了的事实。成败得失、高低好坏只能作为一个再思索的问题。作为过来人，回顾十四年的往事真情，下述四点，今天或仍可借鉴。
第一，从50年代中期起，爱国主义（共同基础）、社会主义（现实目标）、共产主义（世界观）三个台阶相连相通的思想脉络是清华十年多思想教育的主旋律。它贯穿于各类政治、思想、社会活动之中，紧密结合形势，但力求不随波逐流，坚持对的，纠正错的；它贯穿于师生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之中，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催人奋进，使年轻同学终身受益，这为校友们在后来的工作中不断取得成就打下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全系同志在工作中共同具有一种时代特色的使命感：年轻的共和国诞生不久，和发达而不友好国家相比，我国在经济、科技、教育上落后太多，我们要向他们学，更要加倍努力赶上去；和国内同行条件好的单位比，我们也要向他们学，要力求以工作上的前瞻性、创造性和严谨性赶上和超过他们。特别在1958年“大跃进”的岁月开始后，“力争上游”确是大家的共识，无论是年长的同志、年轻的同志，正受着委屈的同志或本人与家庭遭受着严重经济困难的同志，都是把自己的工作作为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使命感最具体的表现是富于主动性的责任心。各项工作通常是由工作在一线的同志提出任务、计划、目标，经系共同讨论协调集中以后，主动组织实施。系的日常工作是只在需要时给予帮助，提供服务。当然系里对情况要心中有数，工作要及时到位，始终注意发扬积极性，增加凝聚力。这是十四年来我们一贯着重注意的首要问题。
第二，培养人是根本任务，教学工作是基础。这本是不言而喻的事，但1957年初夏以后国内形势错综复杂，政治运动和社会活动严重冲击正常的教学秩序，简单的事情就复杂化了。培养人要始终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必要的社会活动对提高全面素质必不可少，确是毋庸置疑的。但学生以学为主，掌握科学技术，这是国家的根本利益、学校的主要任务和同学切身利益的统一。而教学过程又是提高全面素质的主渠道。基于这种常识，我们力求稳定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倡导好的学风，培养同学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独立工作能力。我们借用“政治落实到业务”的提法，尽可能排除干扰，把同学的政治热情引向勤奋学习、严格要求、具有真才实学。这就为年轻同学以后的发展打下了较好的业务基础。当时整个系当然是以专业教学、科研工作为中心。学校当时对我们的整体思路和做法是认可和支持的，在1965年的一次系干部会上，有位年轻的同志提出系的工作“不突出政治”，大家只是“听话、出活”，参加会的本系同志并未在意，但被列席会议的学校党办的同志汇报到了党委。何东昌同志听到后顺势就说“听话、出活有什么不好？听共产党的话，为社会主义出活，不是很好吗？”。“文革”一开始，“听话，出活”就成为蒋南翔的重要教育思想之一受到持续不断的批判。这是一个饶有兴趣的插曲（关于教学工作，吴佑寿同志另有专文）。
第三，重名师，重英才，重前沿，重集体。在建系之初，为建设电真空专业，孟昭英教授就请他的学生、电子所的研究员张恩虬（院士）来系开课、带研究生，并请和他在电子所一起工作的同志来帮助建设实验室。之后，四机部十二所的胡汉泉、吴鸿适，774厂的王迁等高层专家也来讲课或指导工作。在半导体专业初创时，我们多次请教北大教授黄昆（院士）并通过他安排我系新抽调的年轻教师到北大物理系系统听课，使大家有较好的物理基础，而中科院半导体所研究员王守武（院士）是教研组的首任主任（兼）。我们较早了解了李志坚同志的学术状况，他是一位优秀的青年专家，在1958年初由苏联回国，教育部未确定他的去向，就接他来清华任职，他来后的学术成就和在半导体专业、微电子研究所建设中的重大作用是大家所熟知的。在无线电技术方面，苏联专家萨普雷金指导创建了电视领域的工作，鲍里索夫帮助建设数字通讯方和，这些在国内当时都是领先的。从1953年到1961年系里总共有七名苏联专家来工作，他们在不同的领域发挥到了作用。在中苏关系未公开破裂前我们派了一些年轻教师赴苏学习，周炳琨同志师从克雷洛夫院士，为他回国后创建激光方向打下了基础。
进入清华大学的学生绝大部分是优秀的，而系的招生水平又在学校名列前茅，提前抽调或毕业后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可以说是英才济济，各有特色。有的在当年就逐步成长为重要骨干，特别是20世纪的最后20年，在开创系的工作新局面中的学术成就有许多是在五六十年代打下的根基。当然，由于客观条件或工作上的原因，并非每位同志的才能都得到发挥和成长。
重前沿是清华大学的学术传统，在条件十分简陋的西南联大时期继续得到发扬，更显出特色。院系调整后无线电工程系真是平地起家、青黄不接，但这个传统是我们的精神财富。除了依靠孟昭英、常迵教授带领外，借助校外名师，也请他们带领年轻教师进入有关专业的前沿。我们采取考试的办法强制性地提高年轻教师的外语水平，不仅是当时通行的俄文，着重强调了英文，让大家可直接阅读能得到的有关文献，了解前沿动态，掌握新知，在选题和完成任务中创新。工作中的前瞻性使我们赶上或超过某些50年代起步比我们早、人力物力比我们优越的单位。无线电电子学研究室的建立和发展也是由于我们研究工作的前瞻和严谨受到委托单位的重视和信任。
强调工作中集体性是当时又一特色，实际上对青年同志来说，工作开始时，既是一个学习集体又是一个工作集体。教学与科研、不同的科研内容等方面是一个随任务发展、在合作前提下分工的有机组合。在集体中适应工作需要是第一位的，在适应工作发展中注意形成各人的特长和兴趣，支持开拓新领域。这种以事业为激励机制的集体，对完成任务、推动工作有很强的力量。把名师、英才组织成活跃于前沿的集体，是当时系的一项重要工作。
第四，面向国家建设，争取支持，加强合作。电子工程系是在争取各方支持中建设发展的。社会对清华常给予较多的关注，社会对清华同时常有较多的希望，因此清华的工作可以争取到较多的社会支持，这是清华长期历史所积累的宝贵财富。但要使这种无形资产发挥作用，根本在于我们现在的工作，我们的工作成果、质量信誉值得国家和社会有关单位给予重视和支持。我们是技术科学教育单位，我们必须首先面向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培养出合格的优秀的人才，我们要为解决与专业相关的新技术课题尽一份力量，力求创新，有所跨越，这是与有关单位的合作能持续和不断深入的要点。十多年来我们和电子产业、国防电子等部门的成功合作，既为国家建设作出了贡献，又大力推动了系的成长与发展。
50年过去了，我们这几个建系初期参加工作的人，深切缅怀已辞世的师长、同事和校友，真挚地向校内外的老、中、青校友致意。祝电子工程系的工作严谨求实、着重提高、持续发展、与时俱进。在新世纪中创建新的辉煌，为强国富民多作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