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俊人同志是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的良师益友，几十年来，他不但在科研与办学诸方面给予我们具体无私的支持和指导，在思想作风上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给我们诸多教益。
清华大学无线电工程系建于1952年。几十年来一直得到我国电子学界各方面领导同志的关怀与支持。孙俊人同志是突出的领导人之一。在我系建设各个关键阶段，他以战略家的锐利眼光，为我们指明了正确的方向，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早在50年代初，孙俊人同志任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副院长时，传信和佑寿等同志就曾专程赴张家口拜访，向他求教。1956年国家制定12年科学发展规划时，他受命调回北京，任军委通信兵部副主任兼科技部部长以后，我们就有更多的机会直接得到他的教导。当时我们几个人大多未届“而立”之年，还属于“小伙子”行列。在高等学府工作，既要教书又要研究，虽不是“滥竽充数”，但确是力不从心，特别缺乏对国情的了解和实际经验。
一、数字通信的起步和发展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们开始从事通信数字化研究，几十年来能坚持不断，为国家做了一些工作，得到国内外的好评。这些成绩的获得，是和孙俊人同志的指导与支持分不开的。
1956年国家制定12年科学发展规划，号召向科学进军。作为与国防电子科技密切相关的无线电系，科技工作应如何开展，怎样才能既结合国家需要，又符合电子科学发展方向，是当时我们面临抉择的问题。
1949年以前，我国通信产业十分落后，实际上只有为数不多的广播电台、收音机和短波收发信机，有线方面也只有一些3路、12路载波电话，远不能满足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50年代中期，北京广播器材厂在隋经义总工领导下，引进苏联“春天”牌60路（300路）微波接力机；中科院电子所黄武汉研究员也正在开展H01波导的多路通信研究。前一种系统通信距离有限，设备也很复杂；后一种通信方式是苏联科学院正在研究的项目，线路很难铺设，技术要求也很高。当时我们从国外杂志上了解到“时分多路通信”具有不少特点，特别是“脉冲编码调制”PCM（即现在所说的数字通信）是一种抗干扰性能很高的制式，用于接力通信时通信距离理论上可以无穷远。当时在我校的苏联专家鲍里索夫也认为这是一种很有前途的方案。如何从众多的项目中选定研究课题，对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年轻教师来说，确实是一道难题。在这一关键时刻，孙俊人同志给予我们明确的指导和支持。他根据部队通信的需要，在肯定PCM通信方式在理论上具有突出优点之外，还着重指出它在军用通信方面的重要意义。他认为脉码调制信号便于数字加密，是国防建设一项重要而迫切的任务。他的支持也得到十院10所童志鹏总工的响应，并立即决定拨给我们3万元科研经费。四十多年前，3万元人民币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当时大学毕业的青年教师，每个月的工资只有46元。3万元人民币相当于一个青年教师54.3年的工资。孙俊人同志等对脉码调制制式的肯定和物质支持，使我们能够很快开展研究工作，从此走上了通信数字化的正确道路。1958年“大跃进”开始，师生“破除迷信，攀登科学高峰”，热情很高。我系按学科重点和专业方面开展了一些研究工作。1958年底在原钢铁学院刚建成的大楼内，北京市组织了一次高校内部展览，我们挑选出了12项实验成果展出，其中除射电天文望远镜、微波实验系统、硅材料和晶体管外，我们研制的14路话音编码终端也参加展出。刘少奇、邓小平、聂荣臻和许多中央有关同志都来参观，这对我们是很大鼓舞。
1966年春，十院组织一个代表团到日本考察数据传输问题（当时“数字化”这个词还不多见），孙俊人同志特地分配清华一个名额，随同前往考察。这一年，国内政治形势，阴云密布，惊涛骇浪，对“早春二月”和《海瑞罢官》的批判已经开始，“四清”和“社教”运动也正如火如荼，高等学校正处于风口浪尖的险境。但孙俊人同志毫无顾忌，以事业为重。这种无畏精神值得我们崇敬。
二、无线电电子学研究室与协作队
孙俊人同志对我们的指导和支持，并不限于一时一事。他高瞻远瞩，“五湖四海”，以战略家的眼光来处理科技领导部门与学校的关系。1959年以后到“文革”之前他主持通信兵部及十院的工作期间，王诤同志和他一直关怀我们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让我们参加国防电子学的有关会议，了解国内外情况，同时也具体安排我们参加有关研究课题和预研工作。在他们的领导和申仲义、刘永福、冯世章、沈宜春、魏鸣一等同志的帮助下，我们参加了1125、154等工程以及毛恒光等同志负责的数字卫星通信预研等项目。随着科研合作的发展，就酝酿在清华成立研究室。此举开创了我系科研工作的一个新阶段。
1962年春，四机部部长王诤同志和蒋南翔校长正式商定在清华设立“无线电电子学研究室”，下设雷达、通信、电真空和半导体四个分室，由孙俊人同志直接领导。研究人员以清华教师为主，十院每年选派一批当年入伍的大学和中专毕业生到研究室，边工作、边培训，工作一定时间，或完成有关研究任务后调回部队，再派新人参加。1962—1966年间先后有解放军干部和技术人员100余人在研究室工作，取名“协作队”。
研究室的任务由十院下达，经费由十院直接拨发，日常工作包括研究项目的具体安排及行政管理，由系负责，定期向孙俊人同志汇报进展情况，并确定进一步的任务。研究课题计划和经费实际是由系内各个专业负责人，根据国防需要和国际发展情况，以及我们的能力与条件提出，然后由孙俊人及冯世章同志等有关领导筛选确定。记得当年我们几个人，每年总有一两次到鲁谷村十院向孙俊人同志汇报工作，听取指示。当时交通不便，我们都骑自行车，沿颐和园东侧小路到万寿路鲁谷村，既有任务，又像郊游，大家一路欢声笑语，归来时更是兴高采烈，因为孙俊人同志总是肯定我们的工作，给我们很多鼓励。
我们深切感到，这是一种很好的、行之有效的研究部门和学校相结合的组织形式。研究单位和学校的合作关系，用这种组织方式固定下来，使学校的研究工作，既有明确的目标和比较稳定的课题及经费，又有一定的主动性，能较好发挥学校的积极性和特点；在领导机关方面，需要研究的关键技术问题也比较落实，还能借学校的力量培养一批年轻的技术人才。值得指出的是，研究室的研究成果还通过十院的领导和协作队的同志，直接转移到生产部门，转化为产品，迅速用于国防建设的各个方面，如SCA型数传机，P-2V小功率行波管和参量放大器等等成果，就是这样得以成批生产，投入应用的。
1960年到1966年是清华无线电系历史上较为辉煌的时期之一，我系在教学工作之外，科研方面各个研究分室也有不少成果。例如：
电真空研究室研制成功用于应答式干扰机的宽带微波行波管。这是原国防科委李庄同志和孙俊人同志直接下达的任务，是一个技术要求很高的课题，其原理、结构、材料、工艺和测试仪器等等，都有不少问题，困难很大。张克潜同志毅然接受这个任务，经过研究室全体同志两年多的努力，终于按期完成，并在野外测试中发挥很好的作用，达到了干扰对方瞄准雷达和避开对方炮火的效果。研制工作结束后，随即移交工厂生产，协作队和研制工作后期从工厂来参加工作的同志也回厂参加生产工作，使转产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这对促进厂校关系起了很好的作用。
半导体分室也有不少成果。部队有一种仪器的显示器需要耐压110伏的高反压硅晶体管。当时国外同类硅管最高耐压为60伏。半导体分室李志坚教授，早在50年代末就开始硅材料及器件的研制工作。由他带头，组织了几位刚毕业的青年教师，开展高反压硅管的研制。作为研究组组长的张建人同志当时刚20出头。在李志坚领导下，几个年轻同志刻苦钻研，终于在解决了耐压110至120伏PN结反向击穿的关键技术之后，于1965年8月15日制成了第一支耐压110至120伏的高反压平面硅三极管。孙俊人同志和支持这一研究工作的13所所长武尔桢同志在得知这一喜讯之后，都十分高兴，参加工作的协作队解放军同志在作出了贡献、完成研究任务以后回到13所，受到所里的热烈欢迎，都成为所里的技术骨干，其中安继芸同志还曾任13所副所长。
孙俊人同志及部队同志十分关心的参量放大器研究工作，在此期间也开花结果。该项工作由吴佑寿领头，始于1958年，这是提高雷达作用距离的关键之一。在孙俊人、冯世章等同志领导下，组织13所和我系合作研究。13所以林金庭同志为首，积极配合，研制PN结变容管；我们负责放大器的线路设计和测试。参加工作的有董在望、姚彦，还有从北京理工大学来的研究生董荔贞。在“大跃进”年代，他们夜以继日，屡败屡战，刻苦攻关，把10cm参量放大器的噪声系数降低到3分贝左右。随后，刚从苏联学成归来的高葆新同志，根据部队急需，承担野外试验的艰苦工作，在雷达局刘永福同志的指挥下，调动了部队的力量，成功地把它用于403海用雷达，使雷达接收机的噪声系数改善了6到7分贝，作用距离增加30%～40%。
上述这些工作虽然具体由学校研究完成，但是和我们一起工作的10院协作队解放军同志，以及十院所属的各个研究所，如10所、12所、13所、14所、19所以及众多工厂，都作出了重要贡献。而把我们这些单位组织起来的领导者，则是孙俊人同志。他精通业务，在技术上为我们指明方向，在课题上认真把关，在工作上严格要求，使我们感触最深的是他的宽广胸怀和战略家的高瞻远瞩的眼光，他“五湖四海”，我们都是一家人，同时是为共同理想而奋斗的同志和战友；他不但重视科研成果，更重视人才队伍的成长和基地的建设，我系之所以能够迅速成长，培养一些人才并建立相应的实验基地，是和王诤、王士光和孙俊人等领导同志的关怀、领导分不开的。他们极好地处理技术领导部门和学校的关系。没有他们的领导与支持，我们无线电电子学系恐怕难以有现在这样的基础。“文革”前，作为教育部部长的蒋南翔同志曾不止一次的说过：“四机部是和教育部关系最密切的部门。”他和王诤同志是思想相通的。这句话也表达了我们对王诤、孙俊人等前辈诚挚的感情。
三、中国电子学会、学报、大百科全书到ICCT
中国电子学会是1962年成立的。第一任理事长是王子纲同志。孙俊人同志任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他作风民主，不辞辛劳，事必躬亲，为学会打下很好的基础。1983年，孙俊人同志任理事长，在他的领导下，中国电子学会率先主动开展工作，各种学术活动，如学术交流、咨询活动、科普工作、人员培训等等，搞得有声有色，内外上下，交口称誉。
我们几个人在不同时期，参加电子学会的一些工作。传信和佑寿在学会成立时就在孙俊人同志领导下参加学会工作，系里不少年轻同志也参加二级学会的活动；改革开放后，志坚和大分别担任副理事长和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与学报编委。大家对孙俊人同志“立会为公，民主办会”、“以文会友”、“创新求是”，“科技进步，促进始终”、“提高科普，相互补充”等办会精神，深有体会。
孙俊人同志十分重视学术交流。学会成立大会就是以学术报告为主开始的。其后各种学术会议接连不断。记得有关信息论学术会议，1963年和1965年先后各举行一次。一次在上海，一次在西安，主要讨论如何提高通信效率和抗干扰性等问题。当时在陈太一同志倡议下，还讨论了信息量的译名，如“比特”、和“笔”，同时还讨论决定采用50×2n和75×2n（n=1，2，3，……）为数据率的标准，等等。这对统一技术名词很有帮助。
“提高普及，相互补充”。中国电子学会在学术刊物和科普杂志方面也有突出的成绩。《无线电》杂志曾是全国销售量最大的科普杂志，当时喜欢无线电的中学生和青年人几乎人手一册，这本杂志影响了好几代人，使他们产生了对无线电的强烈兴趣。
孙俊人同志对《电子学报》也十分关心，在业务上严格要求，在经费上大力支持，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还决定出版《电子学报》英文版，扩大我国研究工作在国际上的报道和影响。还特别应该提一下《中国大百科全书·电子学和计算机》卷的编写工作。这本巨著，从80年代初酝酿，到1986年出版，历经几个寒暑，动员了数百位专家学者，编成了一本传世的基础辞书。孙俊人同志为这本书的编写，真是呕心沥血。这本书出版到今天已15年有余，孙俊人同志生前曾希望加以增补，以适应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惜未能如愿。相信中国电子学会一定会继承孙老遗志，尽快完成他的心愿。
这里要特别谈谈举办通信技术国际学术会议ICCT这件事。孙俊人同志主持中国电子学会，一直大力推动国内外学术交流，ICCT的举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几年来通信技术发展神速，但是20年前，似乎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记得80年代初，教育部组团到MIT访问时，很希望能了解他们在通信方面的研究工作，结果令人失望，当时他们没有这方面的研究课题。国内也有类似的情况。1986年制订“863”计划时，信息领域中竟然也没有通信课题。据说是因为有人认为，通信主要是工程实现的问题，没有什么可研究的内容了！只是到了1990年，在众多专家的呼吁之下，才在“863”计划中增加一个“通信主题”。但是，早在1985年间，孙俊人同志就洞察到这一领域的重要性及其发展前景，他和当时中国通信学会理事长李玉奎同志（原邮电部副部长）共同倡议组织“通信技术国际学术会议”（ICCT），带领我们到南京筹备召开ICCT学术会议的工作。1987年初夏，ICCT第一届会议按期在南京金陵饭店召开，与会学者近300人，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不但交流了国内外有关通信技术的研究成果，也显示了我国在通信方面的水平和实力，提高了我国的地位；同时还使国内科技人员结交了国外研究部门和大企业的一些知名学者，如美国东北大学通信专家Proakis教授，德国西门子公司副总裁Wiest先生等知名人士，使他们对中国有更深入的了解，在促进我国和国际学术界的交流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现在两年一届的ICCT会议已经召开8届，会议越开越好，影响越来越大，水平越来越高，已经成为国内外颇有影响的通信学术会议之一。此外，在孙俊人同志的领导下，中国电子学会还和跨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及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URSI）建立了合作关系，密切了国内外同行的交往。饮水思源，我们不能不怀念孙俊人同志开拓性的工作和贡献。
孙俊人同志在繁忙工作之余，还写下不少诗赋佳作，出版了《诗词尝试集》三卷，其中“学魂吟”四字诀，总结了他办学会的经验和对学会工作的期望。特恭录孙老佳句八行，凑成“四言诗”一首，借以共勉：
不兴学术，何似寒虫。
桥梁媒介，学会作东。
任务方向，创新是崇。
为民为国，其乐融融。
四、“文革”中相视无语，改革开放中情深谊长
从50年代中期到“文革”前的十多年中，孙俊人同志和我们相互间建立了深厚的情谊，“文革”一爆发我们之间的关系突然被割断了。在“文革”中，他和传信有两次相遇，虽是相视无语，却印象深刻。一次是“文革”初期，在十院礼堂批斗孙俊人同志，传信从清华被拉去奉陪，内容是关于研究室和协作队的事。两人在被批斗中不时相互注视。第二次是在70年代中期，传信从绵阳分校回京探亲，在西单商场底层遇见孙俊人同志，提着一个旧的灰色人造革大包，里面大约装了刚购置的东西。正面相逢，也是行了注目礼，谁也没有开口说话，停留了相当一会儿，实际上是打了招呼，便各自前行。不是无话可说，而是想说的太多，但不能说，不便说，不敢说。第一次因为是批斗对象，“不准乱说乱动”，只能听滑稽的批判——可悲的是那时的批判没有不滑稽的。第二次是因为传信当时还处在随时可批判的状态，虽然内心很想知道不期而遇的孙院长的状况，但怕牵连别人；要是孙院长问传信怎么样，那又是一言难尽。这就是那可悲年代的可悲心态。
改革开放后，孙俊人同志在四机部（电子部）任副部长，教育是他分管的部门之一，又任中国电子学会理事长。佑寿、志坚、大也参加学会工作，和孙俊人同志见面较多；80年代初传信在学校负责教学组织管理工作，不再担任系的工作，因此也不再参与电子学会的事。就在这段时间内，孙俊人同志约他参加过两次电子部关于教育工作的会议，小范围内介绍清华教改的一些情况，第一次是在北京，第二次是在杭州。在杭州那一次除有关会议之外，还邀他一道去奉化溪口参观（当时是有限制地开放），去海盐钱塘江口观潮。一路两人谈得较多，从国内大事、专业发展到当地风物。2001年11月传信到了嘉兴，看到地方负责同志和36所孔宪正同志，才知道孙俊人同志是嘉兴人。为了不惊动各方面负责同志，他离休后回家乡探望时，都住在亲戚家中。大家对他谦逊朴实的作风，交口称赞。传信这时才醒悟到那次和他一道去奉化、海盐等地，是他特意安排的。同时，又想到“文革”后他特请电子学会安排孟昭英院士夫妇去安徽黄山休假。他对各方面有关人士的关心是很周到的，体现了他对我们的深情厚谊。
清华无线电电子学系（电子工程系）的教师，凡“文革”前进校学习，很少不知道十院在系里曾设有研究室和协作队；大家也都听说过孙院长或孙部长，对孙俊人同志都有着崇敬之情，以后系里的负责同志也一样。90年代中期，冯重熙同志在电子学会通信学分会开会时，邀请孙俊人、郭文昭等同志到上地华环公司视察，年轻的系主任龚克也参加了，孙俊人同志和过去一样，亲切地鼓励年轻的同志。他八十华诞时，系里为他举行便宴。1995年他当选工程院院士，大家都衷心高兴，对他来说，不仅是当之无愧，而且是迟来了，现任系主任冯正和为此特地邀请他来清华，与现在系负责同志和五六十年代的老熟人共叙。孙俊人同志熟悉或认识无线电系从1952年起的七届主任：孟昭英、李传信、吴佑寿、张克潜、董在望、龚克和冯正和，熟悉五六十年代系里的老、中、青学术骨干。历近半个世纪，他始终关心系的工作，大家都很亲切地尊敬他，可见他和清华无线电工程——无线电电子学——电子工程系的情深谊长。
这种情谊可归结于一句话：孙俊人同志是我们的良师益友，我们深切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