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秋至1944年夏，我在湖南湘乡霞岭明德中学学习时，同班好友曾衡英（曾普）就向我不止一次谈到彭庆遐的名字，当时他在昆明西南联大学习。有时衡英还把庆遐给他的信给我看，我这个山村青年是通过不相识的庆遐兄知道西南联大的。
1944年夏，日寇大举进攻湘桂。我弃家流亡，目的地是昆明，因为当时我哥哥在那里一家银行做练习生，同时我也想有机会进西南联大学习。衡英给了他身边的一枚金戒指和一条棉褥，以备我旅途之需，就这样我加入了向大西南流亡的人群。一路几经曲折，终于到达昆明找到了大哥。我以高二的学历考入了西南联大先修班。这是我人生旅途的决定性转折，庆遐兄有积极引导的影响。
进入西南联大，我就去找庆遐兄，他就成了我在西南联大的第一个同学了。他对我倍加亲切和关心，安排我和他同住一间挤着二十多人的草舍中，使我感到一切都很自然而安全，既没有什么担心，甚至也不感到有什么困难，却也没有什么“感谢”之情。总之，一切似乎本来就是如此，本来就应该如此。这是患难相遇，患难相助，患难相知的真情谊。在昆明的两年，他一贯以这样的兄长情谊关注和帮助我。
1946年夏西南联大复员，他在北大史学系，我在清华电机系学习。因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进城，不时在他宿舍歇息过夜，从不要事先打招呼。我们并不经常讨论什么问题，对进步学生运动我们是心心相印的，他对我的照顾也早已习以为常了。
1948年夏季我修完电机系三年级，在城内和平门外电话三局实习，我又住他宿舍，这是不言而喻了。
解放后，我们短时间断了音讯。不久，他回京从事中等教育工作，我在大学工作，相互联系就比学生时期少多了，但他在我心目中始终是受尊敬的兄长。因为他哥哥在湖南解放初期受到错误处理，对庆遐兄和家庭不能不产生影响。我和爱人一道去他家看望，大家都不谈这类事，一心投入当时的工作。他20多年在北京的几所中学工作，都有重要建树。桃李遍京城，誉满中教界。“文革”后我们相遇时，他满头华发，脸色红润，豁达乐观。80年代初起他长期在北京市民进市委担任领导工作。他哥哥的冤案经调查平反昭雪，他更加意气风发地工作。但我们大家都很忙，总没有时间长叙。当然，这一切也合乎我们之间简明的至交，合乎我们之间平淡的真情。
尊敬的兄长庆遐同志离开我们去了。我始终怀念他，怀念他的朴实、真诚、坚定和乐观。
§§第二篇 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