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00年（庚子），人类即将迈进20世纪，帝国主义的大炮再次轰开北京的城门，八国联军疯狂镇压了义和团运动；1901年帝国主义列强胁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伟大的中华民族继续在苦难和屈辱的深层中抗争。英法联军1860年焚烧掠夺圆明园时幸存下来的毗邻的清华园，也因园主涉嫌义和团运动被流放而衰败荒芜，结束了它作为皇族园林的历史。
1911年，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在清华园建立，辛亥革命后改名为清华学校，水木清华开始新的历史起点。清华学校是美国声称退还其所得庚子赔款“过多”部分的产物，早期美国直称它为“赔款学校”（indemnity college），知耻者有时称它是“国耻纪念碑”。事实是中国人民用自己付出的巨大代价建立了这所学校，人民的血汗哺育着水木清华，孕育着期望和振兴。清华学堂——清华学校——清华大学经历了近80个春秋的磨炼奋斗，为民族解放、中华振兴不竭地贡献力量，报效祖国和人民。
清华学校在1925年着手改办大学，1928年完成，正式命名为国立清华大学。1931年梅贻琦先生出任校长，清华开始在中国高等教育界崭露头角，进而成为一支突起的新军。在历史进程中，反帝爱国的传统逐步形成。无论是在20世纪30年代比较顺利发展阶段，还是在西南联大的艰苦岁月，清华始终以执著的爱国精神和严谨治学的传统，为我国培育了一代代优秀学者，造就出一批批人民解放的先锋，成为我国一所著名的高等学府。在清华，名师云集，文科早年有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为国学院四大导师，还有闻一多、朱自清、冯友兰、张奚若、金岳霖、陈岱孙等著名学者；理科有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熊庆来、华罗庚、赵访熊、张子高、陈桢、汤佩松等自然科学家；工科有刘仙洲、顾毓琇、梁思成、施嘉炀、庄前鼎、陶葆楷、章名涛等优秀工程学家；还有体育教育家马约翰教授。他们治学严谨，为人师表，对清华怀有深厚感情。其中许多人原先就是清华毕业生，赴美留学，归国后回校任教，及时将世界先进的文化和科学技术知识引入清华，“东西文化荟萃一堂”，推动了清华大学的发展。不但在30年代和40年代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解放后40年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不少人是我国各界，特别是科学、文化和教育界杰出的人士。在1959年公布的270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清华在1937年以前的历届毕业生（包括前期的直接留美生和清华津贴生）有56人，占20%；在1981年公布的400名学部委员中，清华校友（包括西南联大时期）有150人（其中解放后清华毕业生3人），占1/3以上。
数十年来，清华的历史始终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水木清华，荷塘月色，并没有成为世外桃源。1919年，“五四”反帝爱国运动“锐利的角声”、“揎开了少年们的美梦”（闻一多语），促进了清华同学的觉醒。1926年，年仅23岁的韦杰三同学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在“三一八”游行示威中，遭到段祺瑞政府卫队的枪杀，献出了年轻的生命。1931年，“九一八”国难激起全国人民的悲愤，一些清华同学毅然弃学，到东北打击侵略者，有的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重要将领，率领抗联支队在冰天雪地里同日寇浴血奋战。在“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1933年英勇牺牲的施滉烈士是清华留美生中最早的共产党员、清华光荣的儿子。1935年，华北危机，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清华学生发出了“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呼声，挺身站在“一二·九”抗日救亡爱国运动的前列。为了抗日救国，许多清华同学纷纷走上抗日前线，有的在黄浦江上空驾机撞沉日军主力舰，以身殉国；有的参加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和大江南北同敌人进行英勇战斗。抗战胜利后，为了人民民主，昆明的“一二·一”四烈士和闻一多、朱自清教授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为了人民解放事业，许多清华校友视死如归，同反动派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有的在中美合作所英勇就义。长篇小说《红岩》中刘思扬的光辉形象就是以清华校友刘国的事迹为原型塑造的。据目前所知，清华校友在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斗争中牺牲的烈士有（括号内数字为入学年份）：
闻一多（1912）杨廉正（1914）齐学启（1915）
施滉（1916）陈定达（1916）杨光泩（1916）
黄竞武（1916）李忍涛（1918）阎裕昌（1919职）
韦杰三（1925）姚名达（1925）沈崇诲（1928）
顾衡（1929）祈延霈（1929）张甲洲（1930）
袁时若（1931）熊大缜（1931）张凤阁（1931）
袁永懿（1931）李冠英（1932）邓维熙（1934）
陶守文（女1934）凌松如（1934）齐振铎（1934）
黄诚（1934）吴新之（1934）杨学诚（1934）
何懋勋（1935）孙世实（1935）纪毓秀（女1935）
王鉴览（1935）彭国珩（1935）解树魁（1935）
岳岱（1936）戴荣钜（1939）钟青援（1939）
钱泽球（1939）刘国鋕（1940）王昊（1941）
钟泉周（1941）吴国珩（1941）齐亮（1941）
曾庆铨（1942）潘琰（女1943）缪弘（1943）
江文焕（1943）荣世正（1941）陈月开（1943）
陈虞陶（1944）李鲁连（1945）万家义（1948）
（英烈名录根据2003年资料补充）
他们不愧是祖国儿女，清华英烈。解放后的清华人向他们致敬，永远铭记他们。还有许多健在的同志至今仍奋力工作在党和国家以及各条战线的领导岗位上，清华学子以熠熠生辉的爱国行动为中华民族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在长期奋斗中，清华形成了一种具有巨大凝聚力的传统，这就是爱国、民主、团结、自强的精神和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学风。这种传统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激励一代又一代清华学子坚忍不拔、创造性地在各个领域中为民族振兴与祖国利益而进取献身，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这是当初美国“退款兴学”所始料未及的，历史的进程使其企图从精神上、文化上控制中国的愿望走向反面。
二
解放前几年，清华进步力量发展迅速，具有压倒优势，号称“蒋管区内的解放区”。解放后，广大师生的爱国热情进一步高涨，许多同学离校参加中央和市属单位工作。1949年3月，为了支援全国解放，又有二百多位同学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为解放战争和中南及西南地区的建设输送了大批人才。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大批清华同学参军参干。校友张泽石随志愿军入朝作战，不幸落入敌手；对祖国和理想的信念，激励着他和被俘的战友团结起来，在美军战俘集中营同敌人进行坚韧的特殊的斗争，终于在1954年1月返回祖国。在解放战争与抗美援朝战争那辉煌胜利的业绩中，包含着许多清华校友作出的贡献和牺牲。
50年代初期的院系调整，使我国高等学校的结构和布局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这无疑是必要的。但是，将文、法、理、农四个学院、工学院中的航空、化工两系及有关钢铁、地矿部分和一大批知名学者、教授统统调出清华，原来的清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新任校长蒋南翔1952年底到职后对此深感惋惜，但他没有气馁，而是决心努力把清华办成世界第一流的社会主义大学。他高瞻远瞩，根据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动向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对人才的需求，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及时地明确提出清华要成为“红色工程师的摇篮”，并且特别重视新技术及高技术领域的专业建设。经报中央同意，在清华率先建立新兴科学技术专业。在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下，清华先后建立了无线电电子学、自动控制、工程物理、工程化学、工程力学数学等新技术及应用理科的系和专业，并注意在这些新的系内发展基础理论学科，又决定在昌平县内自力更生地建造了试验原子反应堆，这些都为清华大学教学和科研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到60年代初，清华大学已跃居全国高校的前列。
为了清华大学的长远发展，蒋校长四处奔走呼吁，请准上级有关单位将原来京张铁路紧邻清华园旧址东墙的路段向东迁移，并在新扩大的校园东部建造了76000多平方米气势雄伟的教学主楼、32000多平方米的工程物理系馆和精密仪器系大楼，以及40000多平方米的东区学生宿舍和生活配套设施，清华校园面貌大为改观。
梅校长有句名言：“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蒋校长很赞赏这句话，他认为“大学的质量取决于师资，主要是教授的水平”。他呕心沥血，为清华培养了一支奋发向上、埋头苦干、又红又专的教师与干部队伍。他一方面尊重关心老教授，帮助他们提高思想觉悟，亲自介绍刘仙洲教授入党，在知识界引起巨大反响；随后，张维、张光斗、钟士模、李酉山、张子高、梁思成、张任、李辑祥、董树屏等著名教授也相继入党。另一方面又特别要求我们这些中青年党员教师和干部学会“两个肩膀挑担子”，刻苦钻研业务，提高学术水平，成为新一代的专家、教授，以求在又红又专的方向上实现“两种人会师”。高景德、吕应中、潘际銮、吴佑寿、滕藤、李志坚、黄克智、李道增等，就是我们这批在解放前后毕业和入党的中青年的代表。新一代专家、教授的迅速成长，对清华大学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这一时期，清华大学完成了密云水库设计、屏蔽实验原子反应堆的建造、核燃料后处理工艺和我国高校中第一台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的研制等重大科研项目，并在参加建国十周年北京十大建筑设计和国防电子学等重大项目中作出了贡献。1958年，吕应中带领平均年龄只有23岁半的青年教师学生，共同努力、自行设计、自行调试，于1964年建成了我国第二座原子反应堆，是清华建设发展中的重大突破。共和国的生机，蒋校长的执著追求和同代人的榜样，激励大家努力工作，一批更年轻的专家、教授在工作中涌现和成长起来。
在办学过程中，蒋校长坚持从实际出发，“要按中国的情况，走自己的路”。他深思熟虑，在1962年明确提出著名的“三阶段，两点论”，即清华历史上1952年院系调整以前为一个阶段，1952—1957年学习苏联经验为一个阶段，1958年以后又是一个阶段，对每个阶段都要一分为二，把好经验集中起来，促进学校工作不断进步。
建国最初十七年，清华大学在社会主义蓬勃发展中前进，人民共和国哺育了水木清华的济济人才，清华园里的莘莘学子也以对祖国的赤诚和出色的工作来回报。清华同学毕业时，“一切听从祖国的召唤”，“到基层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在那里生根、开花、结果。在他们身上有一种深沉的对祖国、对人民的爱。他们不图名利、兢兢业业、埋头苦干，把对祖国、对人民的爱化作为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在自然科学、工业与国防建设，在原子能、电子学以及航天等高技术领域中注入了他们的心血；在大庆、胜利油田，葛洲坝、龙羊峡水库和戈壁滩的原子弹、火箭发射基地上洒着他们的汗水；从海南椰林到大兴安岭，从东海之滨到西藏高原，到处都有他们辛勤工作的身影。为了祖国富强，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奉献自己的青春才华，甚至不惜献出宝贵的生命。范懋源是50年代初期的清华电机系毕业生，也是新中国全面培养的第一代大学毕业生，毕业后分配在大连造船厂工作，数十年如一日，百折不挠，矢志攻坚，研究成功CMC程控脉冲储能弧焊电源，荣获国家二等发明奖。宗绍录在1959年从自动控制系毕业，投身于航天事业。二十多年来，他废寝忘食，埋头工作，研制创新火箭制导系统，荣获国防科委重大科研成果一等奖。万兆钧毕业于60年代，他刻苦钻研业务，掌握四国外文，不知疲倦地工作，因心脏病突发逝世在工作岗位上，默默无闻地为我国核辐射防护事业而献身。他们只是我们所了解的许多同学中的几位。广大清华学生，由于全面素质有了较坚实的基础，毕业后又经过社会的培养、工作的锻炼和个人的努力，许多人已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著名学者、教授、科学家、企业家和全国劳动模范，有的成为国家、省市和部委的负责人。例如，大家从新闻中熟知的林宗棠、肖秧、周尧和、周光召、朱镕基、李锡铭、张皓若、傅锡寿、朱森林、李绪鄂、蓬铁权、陈清泰、伍绍祖、贾春旺、胡锦涛、吴邦国、黄菊、吴官正、叶如棠、赵宝江等，都是五六十年代的清华毕业生。更普遍更宝贵的是绝大多数同学常年辛勤工作在自己的岗位上，成为各条战线、各个单位的骨干，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清华大学为能向祖国输送成千上万的优秀人才而感到欣慰。
三
清华前进中经历着曲折和坎坷。1957年反右派的扩大化和1959年反右倾的失误，使一些教师和学生受到伤害，给清华的生活一度蒙上一层阴影。在我工作的无线电电子学系，孟昭英和常迵教授等被错划为“右派”，一些年轻的同学与工农调干生也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或处理。据我现在所知，他们受屈负重，在平反以前没有沮丧，平反后也没有怨恨。如我很熟悉的常迵同志始终积极工作，在教学、科研工作中作出重要成就，在年近古稀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有，1986年我出差到柳州，看望了校友石琪高。他是位印尼归侨，1953年考入土木系，1957年也被错划为“右派”，“文革”中又是“专政对象”。对于长达22年的不幸遭遇。他采取“向前看”的态度，他说：“小时候，母亲曾由于误会和一时冲动，过重地责罚过我，但我并不因此怀恨母亲。祖国啊，就是我的母亲！”落实政策后，他在海外的亲友希望他出国去继承遗产或谋职。他没有离开祖国，而是更加勤奋工作，被选任为柳州市市长，为建设西南边陲的工业重镇辛勤开拓。从他们的身上，我进一步看到了清华师生的优秀品德——爱祖国、爱人民、爱事业、坚韧进取。
“文革”在清华造成极大的动乱，蒋南翔、何东昌、艾知生等学校领导和广大干部、教师受到了严重迫害，教学、科研和学校各项工作都遭到严重破坏。60年代中期、70年代初期和中期入学的青年同学，在这场动乱中也蒙受重大损失。“黑云压城火更炽”，蒋南翔校长面对“四人帮”长期的迫害和威胁，坚持真理，坚韧不屈，坚持斗争，是同辈中的突出代表。他在被关押期间作词自吟：
月当头，又中秋，玉兔默窥前庭柳。西风促，秋叶落，欲笺心事，孰诉衷曲？莫！莫！莫！
身虽囚，心如旧，‘俯首甘为孺子牛’。傲霜菊，耐萧肃、清寒自守，素志永笃。乐！乐！乐！
表现了坚定的信念与理想，在磨难与曲折中集中体现出清华精神。
十年浩劫，清华灾难深重。但水木清华深藏的精神力量没有消散，而是更加凝聚和成熟。粉碎“四人帮”以后，清华没有时间去怨叹往日的委曲与伤痕，而是脚踏实地去医治动乱所造成的创伤。打好基础，规划发展。从1977年夏刘达同志任“文革”后清华第一任校长，1983年夏高景德同志任第二任校长，1988年秋张孝文同志任第三任校长，已经过去12年多，清华大学克服各种困难，超越自己的历史上升到一个发展的新阶段。我在1978年2月恢复党的生活，同时参加学校的工作。自己能在这一新时期和大家共同艰苦奋斗，是生活中莫大的欣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清华前进的指针，我们结合校内外的实际情况，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改革开放，明确学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全面素质的高等专门人才，大力发展科学研究，提高学术水平，发挥教育和科学研究两个中心的作用，要使教育、科学研究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三结合。调整原有系科，增加文理和经济管理的系科。清华要超越过去发展的阶段，必须贯彻“着重提高，在提高中发展”的方针，在基本立足国内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战略任务中走在前列，我们的长远奋斗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世界第一流的以理工为主的综合大学。
1979年起，学校陆续建立了一些新系和新专业，同时调整和改造老专业，十年来，先后新建了经济管理学院（管理信息系统、管理工程、国际贸易与金融、经济系）、理学院（应用数学、现代应用物理、生物科学与技术、化学系）和建筑学院（建筑学、城市规划系），还新建了外语、社会科学、中国语言文学等三个文科系，以及环境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系。在17个工科系中，新兴技术专业发展较快、比重较大，传统专业在与新技术结合、更好地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方面，取得长足进步。此外，又建立了研究生院和继续教育学院。现在系科设置基本定局。清华大学已从原来的多科性工科大学发展成为以工科为主，兼有理科、文科和管理学科的综合大学。
大学本科教育要主动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又是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基础。目前，在校本科大学生11155人，是解放前最高年度在校学生人数的4.5倍，汇集了全国优秀学子。近几年，我校录取高考600分以上的人数占全国同分数段的比例一直在26%以上；尤其是1988年，全国高考600分以上者有811人，我校招收244人，占30%；在北京有100人，我校招收54人，超过半数。十年来，按照“拓宽专业，加强基础，注重能力，因材施教”的方针，清华一方面大力加强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基础，加强外语和计算机的培训，同时增设了人文社会科学的课程，现每学期可开出40多门，在教学计划中，必修限修的人文与社会科学课程占课内总学时的13%。在课程和教材建设方面，有45门被定为校系重点课程，有14门课获得了“一类课程”的称号。全校共编出各种讲义2684种，正式出版的教材专著641种，其中获国家级优秀教材的有14种，部委级优秀教材有41种，开展因材施教，促进了优秀人才的茁壮成长。1985年以来，每年免试推荐300名左右应届毕业生攻读硕士研究生，更优秀的可以直接攻读博士学位。1984年起实行双学位制，培养具有跨学科知识的“复合型人才”，为学有余力的学生扩大知识面和研究交叉学科创造了条件。到目前为止，共有725人攻读理工、工管、理工与文科、不同大类的工科之间的双学位课程，已有79人获得双学位证书。此外，学校还加强与社会的直接联系，扩大横向联合，如今我校已与第一汽车制造厂、第二汽车制造厂、宝山钢铁公司等大型骨干企业和一些地区建立了初步的联合关系，对学校的建设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为了加强高层次人才培养，学校在1978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79年招收博士研究生，1984年建立研究生院。现在全校共有83个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专业，54个博士点，其中29个点已被评为全国重点学科，博士生导师有126人。十年来共招收研究生6641人（包括博士生930名），目前在校硕士生2254人，博士生655人，是解放前最高年度研究生人数的60倍。已授硕士学位2763人，博士学位125人。在全国和北京市学位授予质量评估中，所有受检专业均被评为A档，积累了依靠学校自己力量成批培养高层次人才的经验。如今研究生的培养规模和水平，不论解放前40年或“文革”前十七年都是无法比拟的。在已授学位的博士中，有一批已经作出了出色的成绩，倪以信就是其中一个代表。她是清华培养的我国第一个工学女博士，1985年5月作为访问学者到美国衣阿华州立大学工作，成绩突出，被授予“名誉学者和顾问”的称号。这是该校建校一百多年来第一次将这种特殊荣誉授予国际交流学者。再如工程力学系破坏理论研究室主任杨卫，他是我校现在最年轻的教授（35岁）。1981年，他在清华获得硕士学位留校工作半年后出国深造，很快获得博士学位。回国返校后，在工程材料断裂力学研究中作出优异成绩，去年荣获中国科协颁发的首届“全国青年科技奖”。桂业伟是我校最年轻的博士生，23岁获得博士学位，品学兼优，博士论文有显著的创造性，他毕业时谢绝导师的挽留，主动要求去西部工作，为国防事业奉献才华。
经国务院批准，1985年开始在我校建立了力学、电子学与通讯、化学工程与工业化学、自动控制、电工、土建与水利、金属材料、仪器仪表、动力机械及工程热物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10个学科的博士后流动站，已接纳博士后研究人员29人，他们分别来自中国和英国、美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奥地利等国家。
在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指引下，学校科学研究工作在规模与水平上有了更大的发展。十年来，全校承担一千多项科研课题，其中“六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任务98项，580人参加；“七五”攻关264项，850人参加。在“七五”攻关项目中，投资在50万至100万元的有21项，100万元以上的有18项。“六五”国家重点攻关任务完成后，由国家计委、经委、科委颁发的先进项目奖有5项，表彰奖11项。从1978年到1988年，我校取得科研成果1085项，获科技奖励938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奖9项；国家发明奖40项；国家科技进步奖50项；申请专利295项；授权专利112件。十年来，我校科技人员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12347篇（其中在国外发表的占15%），完成科技专著614册，丰富了教学内容，提高了学术水平和师资水平。
我校取得的应用和开发性科研成果中，有90%在生产实际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应用。效果突出的约占20%。1983年到1988年，获得年经济效益100万元以上的单项成果有57项，年累计为国家增益高达5.7亿元。近年来，学校还积极进行科技开发，仅出口高水平的计算机软件和高技术试验设备，累计创汇达380万美元。根据国家教委1988年发表的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在有关国家级科技三大奖总数、科技奖励总数、鉴定成果数、专利批准数、学术论文数、科技专著数、年经济效益500万元以上单项成果数等七个项目中，我校除学术论文数外，其他六项均居榜首。
在高技术领域，我校有12个系（所）共承担国家重点高技术研究任务50项，它们涉及五个领域中的10个研究主题。清华核能所研制的5兆瓦低温供热核反应堆和高温气冷堆（重复颗粒燃料及其研制装置——2寸流化床）达到国际水平。微电子学所的工作进展显著。一批中青年学者脱颖而出，王大中教授被聘为高技术能源领域的首席专家，张克潜、茅于海（信息技术领域）、周炳琨（集成光电子）、王鼎兴（智能计算机）、吴澄（自动化技术）、张钹（智能机器人）、任守榘（CIMS）、钟在辛（能源领域）、徐元辉（高温气冷堆）、熊家炯（新材料技术领域）、刘迺泉（先进防御技术领域）等教授分别是国家高技术领域各个专家组的成员。基础理论研究也有较大进步，邝宇平教授因在重夸克偶素强子跃迁理论方面的杰出工作获首届吴有训物理奖，赵南明教授领导1984年重建的生物科学与技术系取得了较快的进展。
学校一贯重视实验室和校办工厂的建设，现在已经建立了140个实验室和10个工厂，以及分析中心、计算中心、电教中心，成为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与1978年相比，实验室净增57个，使用面积8.7万平方米，十年扩大4.2万平方米；仪器设备固定资产总计19600万元，增长近5倍；为学生开出的实验2655个，约增加4倍；计算机终端有1756个。由国家计委、经委、教委主持，经专家论证，摩擦学、智能技术与系统、光电子集成系统、化工萃取、生物膜与膜生物工程等5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在我校建设，其中摩擦学实验室已通过验收，并开始接待国内外学者。这批实验室建成后，将进一步使我校拥有的实验测试设备现代化，为教学、科学研究创造更好的物质条件。
十年来我校与国际间的科技合作不断发展，先后与22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科技合作和交流，其主要形式有工程项目和合作研究、产品及软件的联合开发、基础研究方面的信息交流与联合培养研究生、互派访问学者、参加国际咨询机构、举办国际短训班、在国内主办国际学术会议和派人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及技术出口等。我校每年约500人次出国参加各类学术及技术活动，约100人次外籍教授、专家应邀来校讲学或进行科技交流。近年来，我校主办国际会议16次，有一批科研成果已进入国际市场。
随着教学、科研和生产的发展，校园面积由解放前的92公顷扩大到308公顷，建筑面积由10万平方米增加到85万平方米，正兴建两万多平方米的新图书馆。图书馆藏书也由解放前42万册增加到221万册。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推动了学校工作的全面进步，社会主义的清华大学取得了学校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成绩。清华大学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教育中心和科学研究中心。
清华的工作困难甚多，缺误常有，但纵观近80年，特别是建国后40年的发展变化，事实确证：历史在继承和扬弃中超越，经历曲折和斗争，不断前进——水木清华，人文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