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存—实践论视阈看，空间是人类生产实践的产物，空间具有社会性、历史性和人文性，是一个与人的生存紧密相连的属人的空间。文学作为人类生存境遇的文化表征，任何时候都离不开生存问题的关怀，缺少生存境遇的深切关怀维度，文学的内在价值与意义必然丧失殆尽。作为人类的文化生产活动，文学艺术是社会文化空间生产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文学艺术等文化生产活动赋予空间以特定的生存意蕴与价值取向。因此，生存与空间的问题必然成为文学理论研究所关注的核心题域。
空间转向在改变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同时，也促使文艺理论和文化研究的理论模式发生重大转换，形成并建立起空间化的理论思考方式。在其影响下，美学理论、社会理论、文学理论与空间理论相互交叉渗透，促使文学的空间性思考在文学与空间的互动阐释过程中得以不断展开，由此建构起一种关于文学的空间理论。文学的空间性思考，大致可概括为从空间的维度来理解文学和从文学的维度来理解空间两方面。前者基于对空间性、体验性与审美性之间的生存论反思，将空间体验与空间意识理解为生命体验和生存意识的内在构成，致力于探究生存空间对于生命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以及由此而生发的审美空间经验的表达；而后者致力于拓展空间的体验性、审美性、想象性及表征性，探讨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生产方式，是如何建构表征性空间，并赋予空间以特定的生命意蕴与社会历史文化内涵。文学空间理论以生存—实践论美学为基点，审视生存体验、空间体验与审美体验的内在关联，及其对审美主体的影响，探寻文学如何运用象征、想象、意指、隐喻等手段，建构型塑空间的文化表征意义，以此实现文学空间生产与生存体验、审美体验、空间体验的系统化研究，拓展文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时间与空间是世界存在的基本形式，也是生命存在的基本形式，任何存在总是一定时空中的存在，生命只有在时空中才得以生成与展开。对个体生命而言，生意味着时间的开始和空间的居有，而死则意味着时间的终结和空间的消逝。“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这些从古至今吟咏传诵的诗句，抒发着生命的感喟，诉说着生存的感悟。生命的体验绵延在时空之中，所有的生命体验都根植于人的时空体验。虽然，时间与空间难以分离，但随着人类历史实践的发展，人们对时间与空间的关注因侧重点不同而有所变化。古典时代由于人类的空间生存相对静止稳定，时间成为人们体验生存的重要形式。在瞬间中追寻永恒，在有限中追寻无限，在历史中追寻未来，这种追寻来自于人的生存经验，同时也规定着文化和文学经验的表达方式。进入现代性历史以来，人类的空间改造能力日渐提高，征服空间的生产实践几乎无处不在。不仅空间本身得以不断扩展，时间的空间化也日益成为人们感受世界的主要形式。虽然，“存在与时间”的生存论命题经由海德格尔提出而影响深远，但对“存在与空间”的存在论追问同样不可或缺，甚至更为重要。“存在与时间”是人类所执著追问的生存论问题；“存在与空间”同样是人类所置身其中的生存论问题。“哪里有空间，哪里就有存在。”（列斐伏尔）“不拥有空间，就是不存在。”（蒂里希）“我们时代的焦虑与空间有着根本的关系，比之时间的关系更甚。”（福柯）正如阳光普照、万物生长的天空与大地，空间是生命存在的地界，是生命绵延的场域，是生命栖息的家园。在此意义上，我们说空间总是生存性的，人总是空间性的存在者，这一界定引导我们从“存在与空间”的关系出发，探究人之存在的生存论根基，在“生存的空间性”与“空间的生存性”的互动生成中，将人理解为一种空间性的存在者，以揭示空间的生存本体论意蕴。
应该在何种意义上理解“空间的生存性”？显然，这一命题的提出，意味着将空间问题提升到生存论美学的层面进行思考。生存论美学将空间理解为生存性的存在，强调从人之存在的视阈或立场出发，看待人与空间的关系，认为理解空间存在应该以人的生命存在为前提和基础，强调人的生命存在、生活存在对于空间存在的优先性、意义性及本源性。美国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保罗·蒂里希认为：“存在，就意味着拥有空间。每一个存在物都努力要为自己提供并保持空间。这首先意味着一种物理位置——躯体、一片土地、一个家、一座城市、一个国家、一个世界。它还意味着一种社会‘空间’——一种职业、一个影响范围、一个集团、一段历史时间、回忆中或预期中的一种地位，在一种价值和意义结构中的位置。不拥有空间，就是不存在。所以在生命的一切领域之中，为空间奋争都是一种存在论的必要。……没有空间，就既无呈现，也无现在。……不拥有任何确定的和终极的空间，就意味着最终的不安全。”正如蒂里希所言，人之存在的焦虑源于“无空间性”，空间性之占领是人安身立命的前提，而空间性之丧失意味着存在之丧失。空间的奋争、空间的生产、空间的拥有、空间的体验都是一种存在论的必要。因此，从“存在与空间”的视阈看，空间总是生存性的空间，空间总是人之存在的空间，是具有生存论意义与价值的属人的空间。人既是空间存在的规定者，又是空间存在的界限，空间因此具有生存论的意蕴。正是在“生存的空间性”与“空间的生存性”的互动生成中，空间的生存论意蕴才得以显现。这样，我们才能够理解，列斐伏尔之所以一再强调“哪里有空间，哪里就有存在”的命题，就在于凸显空间的生存论意义，探究作为空间性的存在者——人之生存的意义与价值。
在列斐伏尔影响下，索亚明确提出“人是空间性存在者”的命题。在索亚看来，人作为空间性的存在者，并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人存在于空间之中，因为“我们可能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意识到自己根本上是空间性的存在者，总是忙于进行空间与场所、疆域与区域、环境与居所的生产”，即人在生产塑造社会空间环境的同时，社会空间环境也在生产塑造着人。“生存的空间性”与“空间的生存性”的辩证互动构成空间生存论意蕴。
显然，只有从“人是空间性存在者”这一命题出发，理解人、存在与空间的关系，空间生存论的意蕴才能得以展开。回归空间的生存性，即回归存在的属人性，回归生存论美学的人文关怀维度，才能摆脱传统形而上学对空间理解的物性化、抽象化的倾向。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只有人才会询问存在，领会存在。因而“此在总是我的此在”，“此在一向所是者就是我”，“若无此在生存，就无世界在此”。存在需要领会，空间也需要领会，人正是存在与空间的领会者。领会存在与空间，意味着面对空间存在的忧患繁难，意味着沉沦于此在空间之中，空间的生存论意义正于此而展开。属人的生存性空间，是一个充满意义追求、充满感性经验、充满情感体验、充满精神超越、充满生命关怀的个性化差异世界。唯因如此，空间才是一个生机勃勃、生命跃动、意义充盈的生存性的世界，一个诗意栖居的审美世界。生存空间的文化表征因此具有艺术审美的意义与价值。
空间的生存性特征，决定着空间的体验性与审美性。空间体验，即人在生存空间中感受、经验、体悟到的具有意义与价值的内在生命体验。“体验”一词，英文为“experience”，德文为“erlebenis”，一般指人的经验感受，但德文词根“leben”却含有“生命”、“生活”的意思，因此，体验除却一般性的感受、经验、认识之外，还包括生活体验和生命体验，即所谓“以身体之，以心验之”。体验总是一种内在的生命体验。从生存—实践论视阈看，空间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空间具有社会性、历史性、实践性（生产性），因此，生产实践活动应该被理解为人的生存方式，实践生产的空间亦应该被理解为人类存在的生存方式和体验方式。因此，只有将空间性与生存性、体验性紧密地联系为一体，才能揭示出空间所具有的内在生存意蕴，体现出空间生存论的理论旨趣。“不同的文化形成不同的文化时空观的价值体验，而这不同的价值体验又规定着不同文化的建构。……当它们见之于主体体验时，尽管二者的体验形态有着明显的不同，但它们又具有共同之处，也可以说是相融之处，即它们共同规定着人生序位的价值判断。”任何此在的存在都无力从空间中脱轨，更何况生命进程本身与空间密不可分，因此，只有从生存论美学出发，才可能真正凸显空间的生命意义及文化价值，探寻生存体验与审美体验的内在关联，挖掘空间体验对作家的审美型塑与规范，彰显空间的文学意蕴和美学意义。
空间体验决定着人的生存体验方式，同时也规定着文学艺术的生存美学体验。从生存论美学视阈看，文学艺术作为人类生存经验的表达，势必要在文化空间体验中展示生存的意义与价值。“文化空间观的主体体验形态，是生命的文化蕴含的自我体验。生命存在，首先是机体生存的空间现实性的存在，这种空间现实性体现为主体的视野所及与行为所及，他的视野边缘与行为边缘，也便是他的空间现实性的边缘。而文化空间现实性，又集中地体现为主体的文化视野所及与文化行为所及，正是这种文化视野所及与文化行为所及以及这两种所及而形成的文化记忆的积淀，构成主体的生命蕴含，亦即主体文化空间观的现实体验。”作为有限的生命存在，人存在于无限的宇宙时空之中，仰望浩渺的星空，幽冥深远的无限空间令人惊异、令人敬畏、令人憧憬、令人探究。有限的存在者对于无限整体存在的追问是存在论的基本前提，存在与时间、存在与空间，乃是此在人生永恒趋赴的超越性命题。空间的生存体验和哲思，开启了文学想象的无限创造空间，使文学在抚慰个体生命的同时，企望无限永恒的超越。空间体验决定了创作主体的文学空间体验，使文学审美创造获得了无限性、想象性和超越性。空间体验敞开了文学体验的无限性，作家在对无限宇宙空间的体验中，摆脱了有限空间的限制，使其对于宇宙人生，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才能洞识生命内在的深幽之处；出乎其外，才能体悟生命存在的旷远背景，追问人在宇宙中的位置。文学体验的无限性，说到底就是生命体验的无限性，文学作品以其无穷的想象力，“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司空图），寓无限于有限之中，在有限的形象之中表达人生超越的无限追寻。
空间作为人类生存体验的基本形式，构成文学的内在生命意蕴，对形成作家的主体体验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不同作家对不同空间有着不同的体验，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空间形式，因而形成特定的空间体验及审美体验形式。人类在空间中体验着宇宙自然、社会历史及文化艺术的意义与价值。空间体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空间意识，对文学理念及文学创作产生重大影响。空间意识作为空间体验的理性表现形式，不同于一般的空间感觉，它是一种文化空间意识。它“不同于一般空间感，一般空间感是对于空间方位、空间深广度的感知，这是客观空间形态的被动认知。文化空间观则是对文化的空间形态即文化空间的理性把握。……主体的文化空间观包括文化空间的定位需求，对于特定的文化空间模式的接受，以及适宜于这一文化空间模式的思维活动和行为习惯”。空间意识并不仅仅是关于空间的先验意识或直观反映，它具有社会历史特征。从人类的社会历史实践上看，人对空间的改造表现为“空间的人化”或“人化的空间”。与人类社会历史进程同步发展的空间实践决定着文学发展的变迁。空间意识伴随重大社会历史转型对文学艺术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生存空间的转换必然给作家的艺术创造带来新的体验形式和表现样态，如前现代空间意识孕育出古典艺术的意境风格，现代空间意识生发出现代主义艺术形式，后现代空间意识滋生出后现代主义艺术谱系，显现出空间意识对文学创作的整体性影响。
在原始社会，幻想空间构成文化空间的主要表现形式。当时，人的实践改造能力低下，自然对人来说是一种未知的神秘力量，人类只能依靠神话的幻想来解释世界，从而在文化中创造神话的幻想空间。幻想空间的文学创作，表达了人类试图征服空间、改造空间的强烈愿望。在农耕时代，土地空间的人工开拓和种植使人类可以在相对固定的空间安居乐业，宁静的大地与乡村成为人最主要的空间生存形式，对自然空间的感受、认识和驾驭，成为文化空间的重要内容。前现代的古典空间意识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空间观念之上，古典作家在有限的、宁静的、非流动的自然空间场域中生存活动，他们的空间观念与自然大地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具有浓厚的自然乡土气息。以自然空间体验为基础，人类建构起“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美学理念及“情景合一”的文化诗学。“自然山水更切近古人得之于土地的生命根本。他们更容易对自然山水进行生命的融入并视其为生命的表现。……所以，中国古代山水诗所呈现的并不仅是具体的山水景物，而是更为开阔得多的文化空间视野，其中不乏深邃的历史之思和沉重的现实之问。”因此，以山水田园诗为代表的文学样式在古典时代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进入现代历史以来，人类的空间生产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延拓展。人类凭借工业技术力量，使主体征服改造空间的能力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自然空间作为被主体征服的对象，成为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存在。主体力量的增强确立了强烈的主体意识，形成了空间主体化的主体空间体验形式。在空间主体化的过程中，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超越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文学关注的最主要内容，文学的叙事样态也随之变得更加复杂多样。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化空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拓展，城市化空间带给人新型的都市生存经验，由此形成全球空间、都市空间、政治空间、国家空间、日常生活空间等诸多现代性空间意识，这些空间意识渗入并浸润着作家的主体审美经验及文学创作理念，使文学获得一种现代的书写视角及多样的艺术形式。进入后工业社会以来，信息高科技的空间技术应用，使国际化大都市空间生产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当代空间形态及文化形态。后工业信息时代的空间技术化主要表现为空间的媒介化，媒介空间、虚拟空间成为人类感知空间的基本形式，表征着后现代空间意识的曲变、延异和内爆。媒介空间的生存形式打破了真实世界与虚拟世界、自然世界与人工世界的界限，文学的空间形式演化嬗变为虚拟变形的后现代景观。
“空间的构造以及体验空间、形成空间概念的方式，极大地塑造了个人生活和社会关系。”每一个社会空间都是一种过程的结果，但结果并不意味着终止。作为过去行为结果的社会空间本身处于一个开放、再生产的体系之中，它一经产生即刻又发挥起束缚控制的功能，成为约束和规训个体的权力意志的代表。空间隐秘无语地操纵控制着人类的生存样态，对盘绕于复杂社会关系的个体生命而言，只有当社会关系在空间中得以表达时，这些关系才能够存在。社会空间既是行为的领域，也是行为的基础。因此，文学以再现、表现、想象、虚构、隐喻、象征为手段，生产、建构出表征性空间，它隐蔽地、无所不在地约束、控制、规范着作家的生存体验、审美体验以及文学生产—文学传播的全部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