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空间实践或空间生产的视阈看，空间不仅是人类生产实践活动的场域，还是实践意义与价值的对象化载体。对作为社会历史文化产物的空间予以研究，就是探究空间生产与文化表征之间的内在关联，即人类物质文化生产如何赋予空间以意义，进而揭橥文化表征实践在建构型塑空间的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功能及决定性意义。
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提出了以生产实践为基础的空间三维辩证法，即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s）、空间表征（representation of space）和表征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的三位一体。他认为，正是由于“空间实践”，“空间表征”和“表征空间”才得以建构。因此，在空间的三个维度中，“表征”无疑成为理解、界定空间的重要概念。如果说“空间实践”侧重感性经验的物质性空间生产，而“空间表征”是指特定的社会实践空间所凝聚积淀的构想性、观念性和象征性的意识形态空间，是一种侧重象征想象的精神性空间；那么，“表征空间”则侧重于物质性与精神性、感知与想象的合一，这种合一构成人类生存其中的体验性空间。
理解“空间表征”和“表征空间”，首先要厘清“表征”（representation）这一核心概念。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斯图尔特·霍尔在《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一书中，将表征理解为赋予事物以价值与意义的文化实践活动，是一种意指实践。所谓表征是指运用物象、形象、语言等符号系统来实现某种意义的象征或表达的文化实践方式，这一文化实践方式通常也被称为“表征的实践”。霍尔在指认表征的实践即“指把各种概念、观念和情感在一个可被转达和阐释的符号形式中具体化”霍尔认为，对“表征”这一概念的理解历来有反映论、意向论和建构论三种路径。反映论有着将“表征”简单地理解为对客观事物再现描摹的缺陷，意向论则将其理解为主观情感意识的表达，忽视空间存在的客观构成性，而建构论作为霍尔选取的理论研究路径，克服了主客二分的理解方式，强调“表征”的文化实践性和意义建构性，即意味着将人类的实践活动看作是一种文化实践或意指实践活动，这也就意味着包括物质生产在内的人类实践活动及其产品都具有“表征”性。因此，任何物质生产过程都是意义表征建构的过程。例如，家园不仅是一个物理空间，在其物质生产过程中，包含着人类对“家园”的情感体验与意义建构，所以家园是一个具有意义价值的文化空间，它成为一种象征，一种符号，一种意义，即具有文化表征意义的空间。
从生产实践论的角度看，“表征实践”既存在于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之中，又存在于精神生产实践活动之中。作为一种文化实践方式，“表征实践”构成人类空间生产实践的重要内容。人类空间生产实践大致可分为物质空间的生产与文化空间的生产。物质空间生产主要指，人类通过物质生产实践，以物质实体化为手段，对空间进行加工、生产、型塑、组织，改造空间的存在形式，进而创造生产出的新的空间形态。显然，物质空间生产所创造的空间是属人的“人化的自然”，因而是一种具有表征意义的空间，但空间的存在形态依然表现为物质实体性。例如，城市空间虽然是人所创造的“人化的空间”或“文化的空间”，但物质实体性依然是其存在的主要表现形式。与之相对，文化空间生产虽然也需要物质媒介实体，需要物质化和媒介化的空间表现形式，但其主要特征在于精神符号性，是一种想象、虚构、表意、象征、表征的符号化空间。文化空间的生产主要是指人类以精神符号为介质，通过精神生产实践，对空间进行再叙事、再想象、再隐喻、再塑造，赋予空间以意义的文化内涵，进而创造生成出符号化的文化表征空间。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文化空间生产成为表征空间生产的一种重要方式。
探寻“表征”与“空间”的关系，既是理解空间生产理论的重要线索，也是理解文学与空间的关系，并建构文学空间理论的重要议题。列斐伏尔对“空间表征”与“表征空间”的概念界定，为深入理解空间生产与文化表征实践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表征涉及概念化的空间……它在任何社会或任何生产方式中都是主导性空间。它趋向一种文字的和符号的系统。表征空间是通过相关的意向和符号而被直接使用的空间，是一种被占领和体验的空间。它与物质空间重叠并且对物质空间中的物体作象征（符号）式的使用”文学艺术并不是对空间的简单再现式反映，它直接参与空间社会性、历史性和人文性的建构，赋予空间以意义和价值内涵，并达成人与空间的互动交流，显现空间的生存意蕴，成为空间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空间生产的表征性建构，是一个赋予空间以意义的过程，正是文学表征的参与促使空间发生意义的转换，产生不同的空间象征意义。例如，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花费十年时间对天安门广场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重建，其作为封建王朝建筑所象征的至高无上的皇权统治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新中国的民族象征，其使用功能及象征意义均发生重大转换。文学在这一空间意义转换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运用想象、象征、隐喻等手段，重建了空间的表征性，赋予天安门广场以现代性的文化内涵。其中，郭沫若的《颂北京》一诗从天安门城楼建筑的雄伟气势入手，在抚今追昔中引入革命历史和国家荣耀。“坦坦荡荡，大大方方；巍巍峨峨，正正堂堂。雄雄纠纠，磅磅礴礴；轰轰烈烈，炜炜煌煌。国风浩浩，文彩泱泱；革命壮烈，历史悠长。凤城如海，绿化汪洋；丰碑屹立，极建中央。红旗灿烂，迎风飘扬；五星闪烁，万丈光芒。天安门上，党声皇皇；多快好省，挺起脊梁。全民团结，济济翔翔；流金铄石，举国腾骧。和平共处，有纪有纲；东风永畅，天地低昂。”作为文学空间表征，郭沫若的诗并不是天安门广场的简单描摹、场景再现，它在展示举国腾骧、红旗灿烂的盛况中赋予天安门广场以全新的符号意义，对于重新建构天安门的空间象征意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可见，在空间的意义发生和转换过程中，文学空间表征是赋予空间以意义或生产空间意义所不可或缺的重要方式之一。
当代空间理论认为，空间并不是纯粹物理学或地理学意义上的客体，它具有社会性、历史性、文化性。文化空间生产是指运用文化的象征（symbol）、想象等手段，对空间进行文化编码组构，赋予空间以社会历史意义的表征性空间建构过程。文学所参与的表征性空间建构作为文化表征空间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文学以语言文字符号为媒介，以现实景观世界为对象，以思想情感为内容，运用再现、表现、想象、虚构、隐喻、象征等手段，生产出的符号化的表征空间。社会空间的文化内涵，正是文学艺术活动所赋予的，文学实践的过程也就是赋予空间以意义的过程。因此，文学空间理论研究与传统的地域文学研究有着根本的不同。尽管后者也一直关注文学与空间的关系，但因受制于客体主义空间环境决定论，其研究侧重描述文学与空间环境的线性关系，分析文学作品如何再现特定地理区域中的地域形貌、场景环境、物像景观等，由此导致对文学与空间的研究难以深入到空间生产的隐秘之处，文学空间生产的真实内容因而始终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例如，在空间环境决定论的影响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对都市文学、乡土文学、京派、海派、东北作家群、山西作家群、荷花淀派等文学流派和作家群的分析，均侧重探讨地域环境对作家文学创作的影响，忽视了文学艺术作为文化表征性空间建构的重要作用，乃至上述文学流派的命名方式都直接源于空间地缘的简单界划，缺少表征空间建构的文化意义探究。因此，从文学空间理论视阈出发，对上述文学流派予以空间性思考，分析其如何运用象征、想象、意指、隐喻等手段，建构型塑空间的文化表征意义，才能以此为基础，真正实现文学空间生产与生存体验、审美体验、空间体验的系统化研究，拓展文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