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良心的鼓声能走多远：心智的启蒙
在制度性作恶的胁迫力量左右着几乎每个人思想和行为的社会里，个人良心往往就会被看成是一种可能的抵抗力量，人心、人性的心智觉醒也就越加显得重要。在这样的社会里，人的心智觉醒难度要比在一般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大得多。这一心智觉醒可能会产生两个问题：人的良心是与生俱来的吗？对人的行为，个人良心向善的引导总是与主导社会的价值观相一致吗？
美国作家亨利·梭罗（HenryDavidThoreau，1817—1862）在《瓦尔登湖》（Walden，1854）的第十八章中写道：“如果一个人与他的同伴步伐不合，那也许是听到了一个不同的鼓声。不管这是怎样的鼓声，来自多么遥远的地方，他都会随着那音乐声前行。”梭罗是一个听自己良心鼓声行进的人，他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他崇尚人类单纯的心灵，认为生活越简单，宇宙的规律也就越简单。他的个人良心让他在众人皆醉的时候拥有独自的清醒，像一个独善的隐士那样不受喧嚣纷杂社会的搅扰。梭罗是一个寂寞的人，他的书打动一些与他一样在心底深处寂寞的读者，但他的良心鼓声却并不能唤起他们与他一起前行。连他的一个朋友都说：“我爱亨利，但无法喜欢他，我决不会想到挽着他的手臂，正如我决不会想去挽着一棵榆树的树枝一样。”
我们要倾听的是另一种良心鼓声，一种能让我们与他人同行的良心鼓声。这个鼓声来自每个人的内心，但它并不孤独寂寞，因为我们能够互相听到来自他人的心灵回响。即使暂时听不到回响，也不等于没有回响，因为这回响就像是树林子里的回声，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从某个并不期待的方向突然听到了它。当这声音响起的时候，如加缪在《西西弗斯的神话》中所说，它“会使一切偶像都沉默下来。宇宙突然恢复了它的沉静，大地上无数诧异的小小的声音就会升起。……秘密的呼唤，从所有的脸上发出邀请”。回声一旦响起，你会感觉到这是朝你而来。这个回声来自人们在社会中为共同的善而不断进行的心智交流，人心和人性的启蒙就是为了促进这种心智交流，并加入这个交流。
公民启蒙和心智启蒙
良心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人类用理智，而不是仅仅依靠直觉或本能来做的善恶、对错、是非判断，并因此有所行动。良心不只是人有什么情感、情绪或想法，而是有与此相应的行为。没有行为和行动的良心只是空洞、模糊、暧昧的心理冲动，也会因此变得萎靡衰竭。和美德一样，良心是某种我们需要用行动来养育的东西，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我们是因为行正义之事才变得正义的，是因为有所节制才有节制的，是因为做勇敢的事才成为勇敢的”。同样，良心也是某种要么运用，要么失去的东西。如果说良心因自由而弥足珍贵（保护“良心自由”的理由），那么，良心的自由只能在行动中才能得以实现。
康德把自由当作评判人性善恶的前提，他区分了人的自然本性和道德本性，认为自然本性无所谓善恶，因此把人的自然本性从善恶论中排除出去。虽然“人性”具有自然人性和道德人性的广泛内涵，但是，就改良道德、砥砺品行而言，人的向善或不向善，堕落与不堕落实际所指的是人心，而不是人性，因此人性是本恶、本善，还是兼而有之，则不需要在这里成为主要的问题。
我们关注的是人的自由本性，也就是可以作出自由道德选择的人心。按照康德的说法，它首先在人的内心意念层面上展开行动，然后才贯彻和实施到外显的经验行动中。具有道德善恶意义的人性其实就是人心，而人性的善恶则是人心的好歹，即良心和歹心。因此，对人性善恶的事实层面上的判断，也就是对于人在动机和行为的一致性上的善与不善的区分。我们常常在正面的意义上运用“人心”这个说法，特指善良的心地、良心，其反面即为“歹心”或“没良心”（也就是“人心败坏”）。以人的自由本性和自由心智为出发点的人心启蒙与公民知识启蒙有共同的目的，那就是让尽量多的普通人，而不是少数圣贤或精英，能够共同建立起一种诉诸自由而非压制、共好而非独善、德行而非强权、民主而非专制的好的公共生活。启蒙不是行为指导，而是心灵开启，不只是纠错，而且更是教育。英国教育思想家亨利·皮査姆（HenryPeacham，1546—1634）说，“不含教育的纠正是平庸的虐政”，心智启蒙便是要用养育人心来化弭这样的虐政。
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写《新民说》启蒙国人，倡导“开民智”和“新民德”。在《新民说·论私德》中，他把中国人的“私德堕落”归结为五个原因，四个是腐蚀的原因，一个是疏忽的原因。腐蚀的原因是专制、暴君、战乱、贫困，疏忽的原因是读书人的“学术匡救之无力”。就像梁启超把“公德”和“私德”分开来讨论一样，我们可以把政治的公民知识启蒙与人心的心智启蒙分开来进行，梁启超所说的“私德堕落”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我们今天心智启蒙和改良人心所最关心的。心智启蒙是政治启蒙的基础，也是政治启蒙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所包含的理性和智识使得它必然把注意力投向“心智”意义上的人心。
梁启超在《新民说·论私德》中总结中国人“私德堕落”的原因，其中有两条与政治制度有关，一条是“专制政体之陶铸”。专制制度对人民的道德败坏是一种政体对人格的摧残，古今如此，中外皆然。他引用孟德斯鸠的话说：“凡专制之国，间或有贤明之主，而臣民之有德者则甚希。试征诸历史，乃君主之国，其号称大臣近臣者，大率毕庸劣卑屈嫉妒阴险之人，此古今东西之所同也。不宁唯是，苟在上者多行不义，而居下者守正不阿，贵族专尚诈虞，而平民独崇廉耻，则下民将益为官长所欺诈所鱼肉矣。故专制之国。无论上下贵贱，一皆以变诈倾巧相遇，盖有迫之使不得不然者矣。”
另一条是“由于近代霸者之摧锄”，也就是“英明”君主和领袖在“太平盛世”对人民思想所作的有效钳制。以清代的“雍乾盛世”为例：“及夫雍、乾，主权者以悍鸷阴险之奇才，行操纵驯扰之妙术，摭拾文字小故以兴冤狱，廷辱大臣耆宿以蔑廉耻，……自魏武以后，未有敢明目张胆变乱黑白如斯其甚者也。”中国人民德的低下，如梁启超所言：“前所播之恶果，今正荣滋稔熟，而我民族方刈之，其秽德之夐千古而绝五洲，岂偶然哉！岂偶然哉！”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诈伪”和“卑屈”这两种道德堕落恶疾便是自然的收获：“生息于专制空气之下，苟欲进取，必以诈伪；苟欲自全，必以卑屈。其最富于此两种性质之人，即其在社会上占最优胜之位置者也。”
梁启超把倡导私德和开启公德一起作为开启民智和现代国民教育的主要内容。一直到今天，公德与私德仍然是启蒙的两个重要方面。在梁启超的时代，他发现中国人最欠缺的，不是个人与个人的伦理道德（如君臣、父子、兄弟、亲戚、朋友之间），而是有关个人与国家关系的“民德”。虽然他倾向于把“民德”当作“公德”，但由于他对“私德”同样重视，我们不妨把完整的民德视为公德和私德相互结合和缺一不可的产物。二者都是价值观，前者是关于群体的，后者是关于个人的。正如梁启超所说，“私德与公德，非对待之名词，而相属之名词也”。天天提倡公德，今天五讲四美，明天八荣八耻，学雷锋、学模范，如果没有私德就未必会有成效，比如，爱国为“公德”的第一要求，但爱国有诚有伪，有人把爱国变为口头禅，以爱国为名行其自私自利之实，这是虚伪和不诚。虚伪和不诚就是私德的缺失。
因此，梁启超说：“是故欲铸国民，必以培养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欲从事于铸国民者，必以自培养其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他又说：“公德者，私德之推也。知私德而不知公德，所缺者只在一推；蔑私德而谬托公德，则并所以推之具而不存也。故养成私德，而德育之事思过半焉矣。”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有良好的私德，如诚实（说真话）、勇敢（敢说真话）、有正义感（敢于在需要时站出来说话），那么，只要他知道了做公民的道理（公民权利、义务、积极参与），就能够成为一个好公民；而如果一味强调某种“公德”，如爱国、守法、纳税，乃至信仰某某主义、坚持什么路线，那么就可能满口爱国为民，却把“阴险反复，奸黠凉薄”当作手段；或者出于私心和私利，拿“公德”来做统治别人的借口，根本就是“谬托公德”，这样的人其实是什么道德都没有的。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公德的启蒙主要是公民知识和道理的启蒙，为的是了解公共生活需要怎样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又应当如此才能担任公民角色和参与民主生活。而私德的启蒙则关系到心智的启蒙，不仅需要知道人性中的“恶”和“苦”，如基督教所说的“原罪”、“七宗罪”和佛教的“苦谛”；还需要知道人心里可能有哪些虽然自然，但却不良的幽暗意识，如愚蠢、贪婪、狡诈、凶狠、阴险、淫乱、妒忌、作秀、势利、伪善、轻信、偏执。当然也还要知道人可能有哪些虽然平常，但却有害的行为倾向，如随大流、骑墙观望、首鼠两端、盲目服从、盼望奇迹、做烂好人、别人鼓掌我也鼓掌、将别人非人化，等等。不良私德常常也叫作“心术不正”或“坏良心”，在私人和群体生活中都是有害的，有的是损人利己，有的是损人不利己。心智启蒙是一种知识的启蒙，不是类似宗教、灵修、养心、参悟的“心灵开启”。它的作用并不体现在依靠某种神秘的力量，突然唤醒了人们的善恶直觉或道德顿悟，而在于让尽量多的人看到，无论是旨在健全心智的人心启蒙，还是准备民主政治的公民启蒙，都是像康德所说的那样，“公众要启蒙自己，是很可能的；只要允许他们自由，这启蒙便是不可避免的”。
心智启蒙的内容
人性和人心可以合称为“人的本性”（humannature），心智启蒙是为了帮助人们认识自己的本性，明了哪些是“人的本性中出错的地方”。17世纪英国教育思想家让·盖拉德（JeanGailhard）把厘清“人的本性中出错的地方”当作人的教育和匡正人性的根本。他说：“要改成我们所需要的本性，只有经由教育的改造。”因此，教育也被称为人的“第二天性”，教育造成人与人之间近于本性的差异，由于教育的不同，有的人显得“天性善良”，有的人则显得“天性邪恶”，这里所说的天性，往往既指人性，也指人心。
心智启蒙相信人的本性是可以改变的。人性和人心互相联系，但互有区别。人性中的“出错”往往被称为“恶”或“罪”，如基督教的原罪和七宗罪，而人心中的“出错”则往往被称作为“不良品质”。人性是道德神学的内容，人性中的“恶”或“罪”，其对立面是“善”，基督教认为上帝是善的化身，人要从善、克恶，就必须信仰上帝。与人性不同，人心首先是伦理、道德哲学、政治哲学、教育学的内容，后来又成为现代道德进化论和遗传心理学的内容。人心的出错是由于人的“自然癖性”，是可以通过人自己的教育、学习、训练、习惯培养来得到约束和加以改变的。人可以借助自己的，而不是神的力量，在自然倾向的范围内控制自己的行为。
在人文主义思考中，人性和人心则往往是交织在一起。例如，布莱兹·帕斯卡（BlaisePascal，1623—1662）说，人类心灵既是伟大的又是可悲的，“人是怎么样的虚幻啊！是怎么样的奇特、怎么样的怪异、怎么样的混乱、怎么样的一个矛盾主体、怎样的奇观啊，既是一切事物的审判官，又是地上的蠢材；既是真理的储藏所，又是不确定与错误的渊薮，是宇宙的光荣而兼垃圾”，“人要求伟大，而又看到自己渺小；他要求幸福，而又看到自己可悲；他要求完美，而又看到自己充满着缺陷；他要求能成为别人爱慕与尊崇的对象，而又看到自己的缺点只配别人的憎恶与鄙视”。使人过多地看到他与禽兽相似，而不向他指明人的伟大，那是危险的。然而，使人过多地看到自己的伟大，而看不到自己的卑鄙，那也是危险的。
人的多种多样“不良品质”的对面是同样多种多样的“好品质”。英国思想家洛克（JohnLocke）的《教育片论》就可以说是为纠正不良品质，培养好品质而写的。正因为如此，个人品质与他在《政府论》中的政治哲学思考连为一体。《教育片论》的两位编辑者（JohnW.和S.Yolton）在“引言”中对此写道：“《教育片论》为道德个体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训练和教育的方案，《政府论》则将这一个体投入到政治的竞技场。……洛克在《教育片论》中所颂扬的德行既包括一些个人倾向的品性（如勤劳、谨慎），也包括一些社会美德（如仁慈、慷慨、有礼）。其哲学中的个人主义成分因他的两个观念——人类共同体和市民政治，得到了恰如其分的平衡。个体作为一种道德存在同时隶属于这两个共同体；而这两个共同体则为洛克的道德设立标准，并保存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