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关过后，奶奶的病更加严重，已经滴水难进，终于没熬过正月就去世了，这年刚到50岁。听父母讲，由于常年劳累和病痛的折磨，奶奶咽气时就像一个六七十岁的枯瘦老太婆。
刚进入早春，胡集又传来了姥爷病重的消息。原来抗日根据地建立之后，姥爷仍然时常撑船去敌战区给抗日队伍倒腾粮食。这天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了冬季扫荡的日伪军，他把船划到苇塘深处躲了两天，又饥又渴便喝了几口冰冷的湖水，回家后开始腹泻。现在看来也不过是肠炎、痢疾，可当时却没什么办法只能服点汤药扛着。在姥爷病重时，他的一个徒弟给一家大户做木顶床，这家要求在床上刻上寿桃，这个徒弟不会画也不会刻，就请姥爷帮忙，于是姥爷在病床上完成了他生前的最后一个作品，至此，张二木匠的手艺便失传了。
看姥爷病越来越重，家人便把他从桥头草棚送回到胡集老宅。由于原来的两间东屋已作价两大斗半高粱（小斗30斤，大斗60斤）卖给了母亲三叔家的大儿子，老爷回来没地方住，只能在磨道里搭个铺，铺点麦杆住下。母亲和她三妹守在身边护理，姐俩在旁边支个床，夜里合盖一块像纸板一样硬的羊皮当被。后来村里来了个野郎中，说能治姥爷的病，给姥爷灌下一付他配制的药汤，结果一付药就把姥爷的命断送了。姥爷当了一生木匠，死时却无钱买棺材，几个生前要好的玩友乡亲凑钱请人打了口柳木白茬匣子把姥爷盛殓了。姥爷那年51岁。
韦兆轩听到姥爷病故的消息后，匆匆赶到胡集守灵，这次穿的是一身八路军的青灰色制服，一直守到出殡入葬。他见我姥爷死后连口像样的棺材都没有，又见我母亲和我三姨姐妹俩睡觉就盖一张羊皮，便噙着泪水走了。
几天过后，韦兆轩又带两名战士来了，他给姥姥送来了三件军大衣，两件青灰色一件米黄色。他对姥姥说，如果有人问，就说是八路首长给的，区里村里，谁来要也别给。这是专门发给你家用的。姥姥还是害怕，用石榴皮重新染成了灰黄色，把样式也改了。一件留着当被，一件给了儿子，就是我舅舅，一件让我母亲带回婆家，给我爷爷改成了冬天穿的棉袍子。
姥爷去世后，韦兆轩很少再来，以后便失去联系。解放后母亲还时常谈起他，甚至觉得北京中央某部门的一位首长很像他，只是无法证实。当时八路首长用真名的不多，也不好打听，韦兆轩就如当初出现那样，在我家人心中一直很神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