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天，以杨勇为司令员，苏振华为政委的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即将率领16、17、18军南下参加渡江战役。当时17军军长是王秉璋，政委是原冀鲁豫军区司令员赵健民。我父母所在的部队就是该军51师152团。
部队南下作战主要是无后方的长途追击，为适应作战需要，战前除进行动员外就是减员轻装，所有师团都分成南下部队和留守部队两部分。我父亲分在南下部队，我母亲由于有身孕，便和随军家属、伤病人员及勤杂分队一起，分在了留守部队，集中到51师临时后方留守处河南洛阳地区驻扎。
3月，51师南下部队从山东省单县出发，向长江沿岸挺进，开始了十个月的行军作战。这次南下行军被称之为两个三千里进军。第一个三千里是从山东单县到福建南平的渡江战役。第二个三千里是从江西上饶到贵州安顺的解放大西南战役。后来表明部队行军作战总里程超过万里，是两个五千里进军。
北方战士故土难离，一些指战员思想波动，不愿南下，行军头几天，部队出现了离队现象。私自离队的不仅有新兵，也有老兵，甚至有些干部也不辞而别，仅后勤部门就有机关干部和卫生队的医生、医助等五六个人开了小差。后来部队边行军边政治动员，边整肃军纪，逐渐把队伍巩固下来。
四月，部队到达长江北岸，经过一段准备，渡江战役打响。17军做为西线第二梯队于4月21日在安徽安庆至望江段登船渡江。从小生活在湖边的父亲，此刻立在船头，也被这烟波浩渺的大江和千帆竟渡的壮景所震撼。
踏上南岸，部队便马不停蹄一路向南追歼敌人，经屯溪、衢州、浦城。途径建瓯时，父亲和战友还抽空去街上照相馆照了相。一直打到福建南平以南，逼近福州。一路上阴雨连绵，而且都是崎岖山路，行军十分困难，军装几乎天天都是湿漉漉的。北方打仗生虱子，南方打仗生疥疮，许多战士身上长了疥，又痛又痒。特别是脚上的布鞋，走不了几天就全被泡烂，每打下一个地方，部队最想缴获的战利品是军鞋和子弹。不过，最令指挥员头痛的还不止这些。
152团指战员几乎都来自黄淮一带的北方地区，吃不惯南方的籼米。特别是北方做菜用花生油大豆油或香油，现在吃的是菜籽油，许多指战员胃肠不服拉肚子，炊事班做菜不敢加油。可是没有油吃，战士们每天行军百余里，消耗的能量得不到补充很难支撑。眼看减员越来越多，指挥员心急如焚，而直接负责补给采购工作的父亲更感压力巨大。
这天部队追敌到浙江西南的一个山区小镇，宿营后父亲照例去镇里商铺采购物资。他转到一家米铺，意外发现铺里竟有香油出售，这不正是自己一路寻找的部队眼下急需之物吗。他当即把铺里仅有的一大铁桶200多斤香油全部买下，可是刚抬到住处还没来得及分发给连队时，团里又接到了追击敌人的紧急命令。这桶香油怎么办呢？团长说这桶香油弄来不易，不能退掉，一定要带走。让参谋长留下一个班的战士，责令我父亲负责，带着这桶香油追上部队，并一再强调这是关系到部队战斗力的重要任务，必须完成。
部队出发了，只留下父亲和十来个战士围着那一大桶香油发愁。这里是山区，没有牛车、马车，老百姓运输物资都是人背马驮。如果是粮食还行，二百斤的大油桶找到马也无法驮。有的战士说把油分成十份我们背着走，可是没有容器怎么装。就算能分开，战士们行军武器背包加一起已经几十斤重了，每人再增加二十多斤负重，闷热天走山路怎么能吃的消，更别说追赶部队了。
正午已过，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公路上远远驶来一队卡车。父亲决定碰碰运气，便站在路中间拦车，第一台车停下了，后边的八九台车也都被迫停在路上。
“你们哪部分的，要劫车吗？”司机和押车的战士纷纷从驾驶室里跳出来，揣着枪对着车下的一班人。前天这里还是敌占区，让车队不能不警惕。
“51师的，自己人，”父亲说，“捎个脚赶部队。”
“满载，坐不下。”对方把枪收起，但不同意拉人。这时从后边走过来一个干部，突然冲我父亲喊起来：“学斌，你老弟还活着呀！”
父亲仔细一瞧，原来是军区后勤培训班的同期学友老曹，他现在是17军运输团的汽车队队长，这几台车就是他从江北带过来给前线运输弹药的。见到老同学，父亲更不客气了，叫他一定帮忙。曹队长想了想说：“车都是满满的，你们这十来人只能分散坐在各辆车里，再腾个地方把那桶油装上，拉你们到宿营地，有你这一个班的武装，我的车队更安全了。”
“你小子不傻，”父亲说，“捎个脚还得帮你押车。”
车队上路了，父亲如释重负。下午五时许，终于赶上了行军的队伍，父亲在车上拿出笔记本，写了十几张“宿营后派人去后勤驻地领香油”的通知，他有意把“香”字写得很大。汽车每经过一个连他就撕下一张扔下去，直到把通知发完。
到了宿营地刚刚安顿下，各连领香油的人就来了，大家有很多日子没闻到家乡的油香了。有的连拿水壶，有的用酒瓶，也有用竹筒或掏空的葫芦的，一会儿二百多斤香油全分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