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5.农村公共财政与农村公共品供给问题的研究
在农村公共物品和公共财政方面，已有的研究内容主要涉及了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医疗和公共卫生、农村教育、农村社会保障、农业科技进步以及农村基层机构运转等方面。现有研究普遍认为，目前我国公共财政基本涉及了农村所有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务领域，但区域差异明显，有效性不强，既有缺位，也有越位（孙宗印，2004），而且当前的农民负担问题主要是农村公共物品和公共决策方面的错位和颠倒造成的（张曙光，2004）。“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思想以来，城乡公共物品供给的差异性及实现二者统筹发展的学术研究，受到政府和学术界更多的关注。
如浙江省财政厅课题组（2003）结合浙江省的实际，分析了浙江在加强农村公共财政建设和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建立健全浙江省农村公共财政体系的相关措施。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比较有见地的论着问世。如陈锡文等（2004）通过对农村公共财政制度的分析和阐述，提出了我国农村公共财政制度建设的必要性、方案及对策，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科学性。宋洪远等（2004）从公共管理体制变迁的角度出发，探索了乡村公共支出管理体制和财务运行机制等问题；李秉龙等（2004）则从农村公共财政和公共物品的相关理论出发，着重研究了中国农村贫困的特征、原因及政策建议。但可惜的是这些论着缺乏对农村微观个案的研究，其研究结论过于依赖统计数据，忽视了中国农村发展非均衡的事实，进而使研究成果的应用性欠缺。事实上，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地区差距的扩大，意味着全国不应该也不可能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公共物品供给体系和供给办法，也意味着自上而下的统一的制度安排必然会对不同农村地区的公共物品供给产生不同影响和后果。这就使自下而上，从公共物品供给方面，进行实证调查研究变得十分紧迫重要。
对于如何保障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王春播（2004）从破解“黄宗羲定律”出发，提出了要进行乡镇机构改革以及建立和完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体制。朱钢（2000）则认为，要解决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保障问题，需要创新我国农村公共财政制度与政策选择战略。迄今为止，人们对于这类制度创新及配套改革的方向、措施及前景仍存在明显的分歧甚至严重的对立。这本身就表明，人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农村公共财政体制缺乏清晰的认识，这已经严重地影响到农村公共财政改革的深入和发展。从研究方法上看，匡远配和汪三贵（2004）以行为主体效用最大化为目标，构建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之间的博弈模型，在研究方法上有创新之处，并认为博弈事实上成为影响中国农村公共财政政策和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是其计量模型局限于概念化的描述性探讨。有关观点尚缺乏实证依据。此外，郭宏宝（2004）通过一个两阶段非合作策略博弈模型分析了公共财政的形成与运行机制；罗光强（2002）通过计量模型分析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收入效应与消费效应。近年来，浙江省财政厅课题组（2004）也从财政支农绩效分析的角度，对建立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研究，通过对财政支农项目的分类（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类、生态环境建设类、农业科技进步类、农业社会化服务类、农业产业化类、农民直接补贴类、“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类、财政扶贫类等），初步建立了由通用指标（项目资金到位率、财政资金带动率、项目目标实现率、项目社会满意率、项目组织管理水平）和专用指标（指标库）所组成的评价体系。
总体来讲，当前对中国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这一领域，已经积累了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并为进一步系统整体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和问题指向。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实证调查农村税费改革后出现的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并进行定量的研究至今仍相当薄弱。大部分研究目前还局限于概念化、描述性的探讨，实证研究不多。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管理对策，人们重视宏观方面的对策，且尚未实证调查研究这一系列对策的有效性问题。与此同时，侧重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方面系统研究中国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财政体系建设的成果尚少，甚至还没有一本书来系统讨论中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变迁过程和供给现状，更没有从自下而上视角建立起来的关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理论框架，也就不能提出系统的改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政策建议。这与当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严重不足，国家正在试图通过较大规模财政转移支付（2005年初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决定将新增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农村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来为农村建立公共物品供给体系的实践形成了巨大反差。
在国外，围绕公共财政建设及管理而展开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重要研究课题。其理论和研究方法发展迅速，并结合实际涌现出大量的实证研究，对健全西方公共财政制度、加强公共财政管理和政府制订公共财政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与国内现有研究不同，国外学者研究的思路大都从微观层次出发，吸取大量的理论经济学与计量经济学的最新思想成果，引入新的分析工具及分析范式，从而使公共财政的微观经济基础更加充实。
同时，其研究内容已不限于财政收支管理，更不限于货币资金管理，而是已经结合到资源的配置、收入的分配、经济的稳定等（Brownand Jackson，1978）。
从研究方法上看，不同于我国学者的历史分析方法，西方学者在研究公共财政问题时，通常在公共财政的运行层面上进行分析，注重从公共财政与国家以及整个经济的相互关系进行考察。自马歇尔开辟了现代公共财政理论定量分析之先河以来，数学方法成了西方公共财政理论研究的常用工具。
20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博弈论进入主流经济学，非对称信息博弈论也运用于公共财政领域，并取得显着成果。其中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交叉运用已成为西方公共财政研究的一大特色。如Kullmer等国际知名学者（Kullmer，1984；Gyourko等，1991；Jeremy，2000）运用数量经济方法，采用大量计量模型对公共财政支出公平性、公正性、次序性和效率问题进行了较为完备的研究和阐释。Joseph（2002）分析了在包含不完全信息和自愿参与的贝叶斯情况下参与者是如何影响政府公共财政对公共物品供给水平的。此外有许多研究模拟“实验经济学”，进行“实地研究”。
比如，“在少数情况下，经济学家也进行社会实验。例如，他们对不同的人群施加不同的福利待遇。他们试图以不同的方式向穷人提供住房和教育。”这样，可以得到大量准确的实验数据，既有助于形成科学的结论，也有助于理论的检验。注重理论检验的“实验室”研究方法，已在西方财政理论研究中占有重要一角。
西方公共财政理论认为，公共财政存在的必要性，在于市场存在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