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卫生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分配非常不平衡。中国城市、农村的人口分别约占全国人口的30％和70％，而城市、农村的卫生资源却分别约占80％和20％。近年来，农村卫生投入比例仍在逐年下降，其中政府投入尤为不足。根据全国卫生总费用测算结果，1997年农村卫生费用占全国卫生总费用的46.63％，到2004年降为34.91％，7年下降了近12个百分点。1998年全国卫生总费用中政府投入587.2亿元，用于农村92.5亿元，仅占政府投入的15.9％。1998年政府投入只占乡镇卫生院总支出的10.5％，基层卫生机构不得不主要以医疗服务增加收入，直接加重了农民的经济负担。2004年城市和农村卫生总费用估计值分别为4939.2亿元和2651.1亿元，仅为5亿的城镇人口的卫生总费用超过7.8亿多农村人口的卫生费用总额的近2倍。2004年城镇人口的人均卫生费用1261.9元，农村居民人均医疗费用301.6元，与1997年和1999年相比，城乡人均卫生费用水平由1997年的3.1倍和1999年的3.7倍增长为2000年的3.8倍。城乡之间卫生费用水平差距在扩大。“十五”时期，卫生总费用逐年增加，政府和社会卫生支出比例增加，个人卫生支出比例下降。城乡卫生费用绝对数都在增加，但城乡差距在扩大。2000年城市人均卫生费用是农村的3.8倍，2004年扩大到4.2倍。
我国的卫生投入历来在世界上处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同时，医疗资源的分配在城乡之间差距极大，占总人口30％的城市人口享有80％的卫生资源配置，占总人口70％的农村人口享有20％的卫生资源配置。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对191个成员国进行的医疗卫生筹资公平性评价中，中国卫生分配公平性在全世界排名中居第188位，列倒数第4。
目前，广大农民缺乏基本医疗保障，基本上处于自费医疗的状态。
1991-2000年，政府农村卫生预算支出累计只有690亿元，仅占政府卫生总预算支出的15.9％；1991-2000年期间，我国政府卫生预算支出增加了506.71亿元，而用于农村的卫生支出只增加了63.08亿元，仅占12.4％。最近在农村开始实施全国性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并在全国范围内开通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①目前，很多省份正在积极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通过加强领导、建立机构、广泛宣传、积极引导、建章立制、规范管理、强化监管、优质服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可喜的进展。截至2005年底，全国已有678个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县（市、区），覆盖人口2.36亿人，共有1.79亿农民参加了合作医疗，参合率为75.7％，参合农民就诊率和住院率均明显提高，就医经济负担有所减轻，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得到农民群众的广泛拥护。全国共补偿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1.22亿次，补偿资金支出61.75亿元②。以浙江省为例，到2005年底，全省已有87个县（市、区）建立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占全省农村县（市、区）总数的100％，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农民达2460万人，占全省农业人口的71％，已有近519.94万人次从中受益，从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群众的卫生经济负担。
4.3.农村公共财政支出结构变动情况
4.3.1.国家公共财政支出总量的描述性分析
国家公共财政支出是指政府把筹集到的财政收入有计划地进行分配和使用，转化为政府实现其职能所需要的商品和劳务或其他支出的过程。它不仅是政府实现其职能的主要手段，还是国民经济发展重要的资金来源以及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途径。由于农村公共财政支出是国家公共财政支出的一个重要分支，而且国家公共财政支出在经济建设费、社会文教费、行政管理费、其他支出等诸方面都有相当一部分是面向农村的支出，这部分支出则是农村公共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在分析研究农村公共财政的支出特征与结构时，国家公共财政支出的特征与结构如何将会对其造成重要影响。我国公共支出总量的基本变化情况。
自1978年以来，我国公共财政支出的总量规模一直呈快速增长的趋势，增长速度大部分年份都在两位数以上，至2004年时已经达28486.89亿元，是1978年1122.09亿元的25倍有余。然而就相对规模来看，公共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却不同于这一趋势。从1978年到1996年这一比重一直是逐年下降的，由1978年的31％下降到1996年底最低水平的11.7％，在1994年实行财税综合改革后，这一比重停止下降，并在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实施后出现明显上升趋势，至2004年达20.8％。尽管如此，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公共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仍然偏低，既低于发达国家30％以上的平均水平，又低于发展中国家26.4％的平均水平，从而使得政府调节经济的力度受到制约。
4.3.2.我国农村公共财政支出结构演变的过程和特点
我国农村公共财政支出结构演变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
（一）农村公共财政支出的“基础设施型”的低级阶段（1949-1978）
这一阶段也是计划体制和短缺经济条件下的农村公共财政支出结构，带有较浓厚的自然经济色彩。在1949年至1978年的29年间，我国农村公共财政基础设施的投入变化值为13.58％，年均结构变化值只有0.47％。
1949年，在农村公共财政支出结构中，基础设施投入的比重高达86.79％，农村教育的投入占12.4％，社会保障的投入只占0.59％，农村医疗的投入占0.22％；到1978年，基础设施的投入占农村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达到80％，农村教育的投入占15％，社会保障的投入占3.4％，农村医疗的投入占1.6％。因此，这个时期的农村公共财政支出结构可称为“单一的基础设施型”。在这一阶段，农村公共财政支出结构变动幅度较小，基础设施与社会保障、农村教育、农村医疗的比例始终保持在8∶2以上。
（二）农村公共财政支出结构由偏重于基础设施向综合发展转变（1979-2000）
农村公共财政支出结构的速变阶段从1979年开始，由偏重于基础设施向综合发展转变。
自1978年开始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村公共财政支出结构变动的速度开始加快，1978至1985年间，农村公共财政支出结构变化值为21.6％，年均农村公共财政支出结构变化值为3.09％。
在这一期间农村公共财政支出结构有了较大的调整，1998年的农村公共财政支出结构变化值为0.8％，1999年达到了1.2％，2000年提高到3.6％，而且这种农村公共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还在进行中。
（三）农村公共财政支出结构由重“硬件”向重“软件”转变（2001至今）从2001年开始，我国农村公共财政的投入结构变化值开始快速上升，到2003年时已达到13.2％。1949年，在农村公共财政支出结构中，基础设施投入的比重高达86.79％，农村教育的投入占12.4％，社会保障的投入只占0.59％，农村医疗的投入占0.22％；到2003年，基础设施的投入占农村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降低为44.5％，农村教育的投入占35.3％，社会保障的投入占6.7％，农村医疗的投入占13.5％。从2001年开始，农村公共财政支出结构已非常明显地出现了由重“硬件”向重“软件”转变。到2003年为止，农村公共财政支出结构中“软件”投入首次超过了“硬件”投入。到2003年，基础设施与社会保障、农村教育、农村医疗的比例基本达到了5∶5以下。2003年的农村公共财政支出结构变化值也达到了13.2％的近10年来的最高水平。
从农村公共财政支出内部各具体方向构成看，尽管1998至2003年，农村公共财政总支出中基础设施投入的比例由58%下降到44.5％，农村教育和医疗卫生的比重分别由28.6％、9.9％上升到35.3％、13.5％。但农村公共财政总支出中农村的基础设施投入水平仍占相当大的比重。近年来，由于我国基础设施的投资过于庞大，有的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已超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造成资源配置的不合理。中国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比较落后，适度加快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必要的，但从广大农民的现实需求出发，今后几年国家资源配置的重点应当放到农村基本公共品的供给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有60％的财政支农资金用于大江大河的治理和气象事业以及乡镇企业的发展，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补贴支出仅占40％左右。
财政补贴是政府调节经济的有效手段，运用财政补贴支持农业生产，是各国政府普遍采用的支持农业生产的最主要手段。一些发达国家的政府农业支出中相当一部分是直接支付给农民的，如1999年美国政府对农民的直接补贴为220亿美元，2000年为240亿～300亿美元，对农民的补贴种类有：生产弹性补贴（早期是休耕补贴）、最低保护价补贴、灾害紧急援助、粮食作物保险补贴（补贴65％）、环保补贴等。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起对农业生产的财政补贴机制，政府财政资金对农产品的补贴和贴息主要在流通领域和金融系统，真正到农民手中的还很少。财政支持结构的偏离，国家对农业产业化投入的减少，且作为农业投入主体的农户和农业企业投入能力又不足，这严重制约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孟丽，2003）。
4.3.3.农村公共财政支出结构变动的计量分析
农村公共财政支出结构调整的最终目的是使农村公共财政资金在不同公共领域或不同公共物品的品种之间获得最佳分配。农村公共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对农村公共财政总支出究竟产生怎样的作用，下面用经济计量模型来对此进行定量分析。
为了研究的方便，本文假定某年农村公共财政支出总量仅考虑为当年农村义务教育、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医疗卫生、农村社会保障投入这四大类农村公共物品投入之和。假设农村公共财政支出的总量为V，农村公共财政支出内部农村义务教育、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医疗卫生、农村社会保障投入这四大类农村公共物品投入量为。